王阳明（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一生战功赫赫，无论平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匪乱，还是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以及晚年思（恩）田（州）土瑶叛乱、断藤峡盗贼等，都显示出阳明超常的谋略机变、杀伐决断的能力。
下面让我们通过《传习录》中“薛侃除花间草”的一段对话，来了解王阳明对善恶是非的看法，并从中探究其百战百胜之所以可能的思想根源，揭开心学的力量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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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文：
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
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
侃未达。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
曰：“然则无善无恶乎？”
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
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
曰：“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
曰：“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矣？”
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是碍，何妨汝去？”
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恶。”
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
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着意思？”
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贻累，便有许多动气处。”
曰：“然则善恶全不在物？”
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曰：“毕竟物无善恶？”
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错看了，终日驰求于外，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终身行不著、习不察。”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则如何？”
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作恶。”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安得非意？”
曰：“却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
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缘何又是躯壳起念？”
曰：“此须汝心自体当。汝要去草，是甚么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么心？”
薛侃（1486年—1546年），字尚谦，于1510年（明正德五年）乡试中举，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登丁丑科进士第。明世宗朝，授薛侃行人司行人，后丁母忧，居中离山，与士子讲学不辍，其师王阳明赠之号“中离先生”。后传阳明心学于岭南，是为岭表大宗。

解 读：
薛侃在花园除草时，为花难以栽培，草难以除去而感到烦恼，进而联想到人文世界的善恶，他问：“为什么天地间的善难以培养，而恶难以去除呢？”
薛侃自己并未意识到，他的提问暴露出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只有能够正确判断“善、恶”，才能去讨论“是否难”的问题，如果从一开始，对“善恶”的判断就是错的，那么后面的讨论也将失去意义。
阳明先生对“善恶”的看法和薛侃不同，所以当他听到薛侃的问题时，直接就说：“只是因为（你）没有真正去栽培善、去消除恶罢了”，但很快就意识到，薛侃真正的问题是对“善恶”判断的错误，于是他又说：“你从一己私念上看善恶，就会错。”
薛侃不明白什么意思，阳明先生解释：“天地间的生命，像花花草草，哪里有善恶的分别呢？你想要看花，就以花为善，你想要用草，就以草为善。这样子的善恶之念，都是由你一己之好恶所生，所以说是错了。”
阳明的意思是说，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花和草都是天地间的客观物，本没有什么善恶的区别，善恶只是进入人类视野后的价值判断。但如果以人的一己之好恶去做“善恶”的判断，就必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没有客观普遍性，同时由于人的多变，也不可能稳定持久，昨天爱花，以草为恶，今天就可能爱草，以花为恶。这样的“善恶”判断，必然是错的，最终会表现为以我为是，以人为非，从而带来纷扰、争斗，造成人与人的不和谐、社会的不稳定等等。
现在社会上有人这样去定义好人、坏人，说对我好的人就是好人，对我坏的人就是坏人，可想而知，抱有这样想法的人如果多了，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又怎能不沦丧呢！
老师说没有善恶之分，而且不能以自己的好恶来区分善恶，薛侃感到不解：“天地间难道无善无恶么？”
阳明先生回答：“无善无恶是天理静定的本来面目，有善有恶是因为人有意气之动。不因一己之私而生好恶之意气，即是天理本然之无善无恶，才是至善。”
这是说，天理自然流行，花草树木、山川河流、各种动物等等，各行其是，对天地来说，没有谁更好，谁更坏，也即“无善无恶”，这是天理的本来面目。而一旦进入人的视野，就会因人的需要、好恶而出现各种区分、各种价值判断。如果能够超越出于“一己之私”的善恶区别，用“道”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万物，就能领略天理“无善无恶”的本然状态，这才是至善。
说到“无善无恶”，薛侃自然想到佛家，于是他问：“佛家也说无善无恶，有什么区别呢？”
阳明先生回答：“佛家执著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能治理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不以私意为善为恶，不因意气而动。只是自然遵循天理，便得至善。”
众所周知，佛家认为人生本苦，修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跳出轮回，脱离苦海，究竟涅槃，因此认为世间的一切都不应执著，但阳明认为佛家恰恰执著在“无善无恶”的根本处，是最大的执著。
儒家的“无善无恶”才是彻底的不执著，圣人心如明镜，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意气的遮蔽，故天下事无不可为，只是个物来顺应，处处遵循天理（遵王之道，会其有极）即可。儒家并不认为人生皆苦，反而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自由洒脱的至乐至善境界。
既然天地间的物是“无善无恶”的，那么草也就不能是恶的了，薛侃问：“既然草不是恶，那么就不宜去除了？”
阳明先生回答；“这样又成了佛老的说法了，草如果有所妨碍，何妨去除它。”
佛家“不思善，不思恶”（《六祖坛经》），无好无不好，不评判、不行动、不造因果。阳明认为这恰恰执著在“无善无恶”上，是不正确的，草如果有了妨碍，就应该去除，就好像老虎本无善恶，在山林之中或动物园时，不应对其进行伤害，但如果老虎窜入闹市伤人，如果还拘泥于“无善无恶”不进行处理，那就是迂腐，是大错特错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阳明认为善恶和物之间没有必然关系，物的善恶是在不断流转变化中的，不能执定了去看，也就是说不能认为什么东西就一定是善的或恶的，善的也不总是善，恶的也不总是恶，善恶是在一定境况下会相互转变的。这种思想已经超越相对善恶而跨入“道境”。
对于善恶的这种变化的看法，是当时的薛侃无法理解的，因此当他听到草可以除去时，不由产生疑惑：“那这样不就又作出善恶的分别了么？”
阳明先生继续讲解：“不作善恶的分别，并不是全然没有善恶的分别，那就成了朽木一样无知觉的人了。所谓‘不作’，只是好恶一切遵循天理，不着一分私意。这样，就是天理本然面目，就好像不曾有过好恶一样。”
这是说，虽然从一己私心出发去分别善恶是错的，但人类世界并非没有客观的善恶标准，如果一个人彻底没有了善恶是非的感知，那就不再是人而成了一根麻木不仁的朽木。因此，不以私心去分别善恶（不作），不是不去分别，而是要本着普世的公心（天理）为标准，其中不能夹杂一丝一毫个人的私念。
由于没有私心的计较、纠结，就如欠钱当还则还，见到危难当救则救一样，一切是非、善恶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个人内心自然坦荡，没有患得患失的情绪滞留，轻松自在，这样，就好像自己不曾有过好恶的分别一样。

薛侃不能明白，只好继续追问：“去除杂草如何遵循天理，不着私意呢？”
阳明先生回答：“如果草有妨碍，理应去除；偶尔有些没有立即除净，也不要有所挂碍。如果有一分私意在，心就被除草这个事情所累，就有了许多动气之处。”
这是说，除草只是因为，在花园中，草妨碍了花的生长，理应被除去，等除到一定程度，草已不再能妨碍花的生长，就可以自然停下，心里也不必有把所有草都除净的执著。而如果从一开始就认为草是恶的，必须除净，有了这个私心成见在，就会被除草的事情所累，从而产生各种烦恼情绪，毕竟草那么多，谁又能够彻底除的干净呢。
现在社会，每个人都感受到来自生活工作方方面面的压力，从而心情抑郁，其实有时候可以静下来想一想，自己努力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会不会错认了目标，因为真正的目标应该是越接近越快乐的，而不是相反。
这样说，善恶和草就没有了必然的联系，薛侃不能明白：“这么说，善恶全不在物吗？”
阳明先生回答：“是呀，善恶只在你的心中。循理就是善，动气就是恶。”
这里的心就不是一己之私心，而是心之本体，也即天理公心。依循这个天理公心就是善，反之顺一己之私心，就会生发各种意气情绪，就是恶了。
薛侃还不确信，再次追问：“难道物根本没有善恶么？”
阳明先生回答：“不论心和物，其本身没有善恶之别。人们不知道这个道理，舍心逐物，误解了‘格物’之学，终日向外求索，只能做的个‘义袭而取’，因此终身只是懵懵懂懂。”
正如上面所说，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个自然流行，物在没有进入具体境况中时，本身并无善恶之分。
阳明在此顺便批评了先儒“格物穷理”之说，认为他们误以为理在外物，从而终日到外物中找寻天理（穷理），却不知道天理在心不在物，格物是为了“正其不正以归于正”。阳明认为他们即便一时或有所得，但最终在学问上还是只能落个似是而非、一知半解的结果。
既然物原本并无善恶，那么人最初的好恶从哪里来，好恶不也是情感吗？带着疑惑，薛侃问：“《大学》所讲的‘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该怎么理解呢？”
阳明先生回答：“好好色，恶恶臭都是依循天理使然，没有一丝私心意气在里面造作善恶。”
意思是说，一个人见好色自然就喜好，闻恶臭自然就厌恶，是一种依循天理的自然反应，里面没有一点人为私意的加入，不是见好色还要想一下再去喜好，也不是闻恶臭还要想一下再去厌恶，自然而然之中，没有任何人为的造作、分别，也就没有意气在心中滞留，不会感觉疲累。这就好像学生考试，遇到会写的，自然而然得出答案，内心畅快，遇到不会写的，绞尽脑汁也无法写出答案，内心因此充满各种负面情绪，疲累不堪。
薛侃一时无法理解天理之意和私心之意在个人意念中的区别，因此他问：“如好好色，如恶恶臭，难道不是个人意念么？”
阳明先生回答：“好好色、恶恶臭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气。故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明白这个道理，就能明白‘未发之中’。”
虽然都是个人意念，但有诚意和私意的不同，私意是由私心所发，诚意是由心体天理所发，也要注意，并不是有两个心，一个私心，一个天理之心，心体其实只是一个，所谓的私心，只是心体被遮蔽的结果。
见好色自然好，闻恶臭自然恶，就像孟子所讲“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就会自然生发出“恻隐之心”一样，这个好好色、恶恶臭、“恻隐之心”都不是计较利害、思考得失后的结果，而是自然而然的天理流行。
这里的诚意，指的是从心之本体自然而发的意念，没有习心私意的遮蔽，是通通透透的天理呈现，因此说诚意就是循天理。而对这个循天理的意，也不能有一分执著，执著就会产生愤怒喜好（忿懥好乐）等各种情绪，让心不得其正。只有天理自然的流行，没有一丝私心的遮蔽，才能显出心之本体“廓然大公”的本来面目。明白了这些，也就会明白，“喜怒哀乐”发之前的天理即是“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庸》）。
另一弟子孟源，也不理解诚意和私意的区别，他觉得“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和“作好作恶”一样，都是从自己心中发出的意念，因此发问：“老师说‘草有妨碍，理亦宜去’，这不还是自身动的意念吗？”
阳明先生回答：“这就需要你自己用心体会。你要去除杂草，是什么心思？周敦颐不除窗前草，又是什么心思？”
阳明先生是在引导学生领会，虽然都是自己的意念，但有天理公心所发，有私心所发。如果从一己好恶的私心出发，先认定草是恶的，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被除去，那么与周敦颐不除窗前草，就发生了矛盾。
这也就是说，草本身并无善恶，不能先存一个草应该被除去的成心习见，而要理解天地间的万物本无善恶，善恶是由进入到具体境况中被构成，只能由心体天理来做最终评判的道理。
说明一点：由于此时阳明还未提出“良知”学说，而天理本身没有直觉显现的能力，因此在天理如何在意中呈现，如何与私意相区别的说明中，缺乏中间环节（良知以天理为内容，以直觉为表现形式），这也是使弟子们无法领会老师所说问题的重要原因。

综 述：
可以看出，王阳明通过对天理与人心的打通，即对“道”的领会，其思想已超越相对的善恶，进入到与道合一的“天地境界”，能够从价值意义的源发生处（未发之中）把握世间万事万物的善恶、是非的流变，从而在应对人世间纷纭复杂的事务时，依循天理，随感随应、不被物累，表现在军事活动中就是料敌机先、机谋百变、杀伐决断、百战百胜。
“天理”是世上万事万物价值的根源及判断依据，并且因其就是心之本体，故不在我心之外。如果通过学习能够领会心学所指向的大道，做到与道一体，天（理）人合一，就再不会被现象世界的多变所迷惑，不再为善恶是非的难以分辨而困惑（想不自信都不行），此心光明，充满智、仁、勇三达德，从过去的追随者，一跃成为引领者，带领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因此，心学并不是单纯讲“善”、“恶”的伦理学，更不是纸面的文字之知，而是要让人深入生命本源，开启大“道”赋予人的巨大能量，使人能够把握“天理”的脉动，从容“中”道，最终完成“内圣外王”理想的根本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