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不是……有x泽湖海的地方 就可以晒盐 私盐规模到一定就是盐帮 甚至盐帮有承包官盐 而漕运总督绝对不会是最大的那个后台

驻节清江浦的河道总督全称总督江南河道提督军务，简称南河河道总督、南河总督，是清代设在清江浦(今江苏省淮安市)的高级官员，品级为从一品或正二品，负责江苏河道的疏浚及堤防。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海河、黄河等各大流域机构的负责人。

清初只在山东济宁设河道总督。1677年(康熙十六年)，靳辅出任总河，因考虑到淮安是黄河、淮河、京杭大运河交汇处，是治河工程最重要处，而总河署所在的山东济宁距此路途遥远，往返不便，为便于及时掌握水情河势，就近指挥，于是在淮安城西北的清江浦原户部分司旧衙署设立行馆。雍正七年(1729年)，正式分设江南河道总督(简称南河总督)，驻节清江浦;以及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东河总督)，驻济宁。次年又增设直隶河道总督(北河总督)，归直隶总督兼领。时南河总督辖有4道、24厅、24营，河督署规模庞大。历任河督中，政绩比较显著的有靳辅、吴棠、张鹏翮、徐端、黎世序等。

清初，朝廷每年拨给南河河工修防银达四百五十万两之巨，决口漫溢时还另有支拨。同时，南河总督署官员肆意贪渎、降低工程标准，中饱私囊的情况，在当时就为舆论谴责。
南河总督及下属官员驻扎的清江浦，繁荣也达到鼎盛，上下十数里长街，各种店铺、酒楼、茶社、浴室鳞次栉比，上百家青楼**日夜歌舞，风气奢侈。
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黄河北移至山东境内夺大清河入海，京杭运河航道受阻 ，加之海运，铁路的兴起，内河漕运意义不大，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1860年（庚申年），捻军为夺取户部皇仓的粮食，攻掠江苏北部京杭大运河畔的商业重镇，驻有南河总督的清江浦（今淮安市主城区），并焚毁清江浦二十里长的街市，以及属于户部的皇仓，和属于工部的四大船厂。但十五公里外驻有漕运总督的淮安府城（今淮安市淮安区）因为城墙高大坚固未能攻下。
同年，捻军撤军以后，河道总督在黄河改道五年后裁撤，将漕运总督从淮安府城移驻15千米外的清江浦的原南河总督署，履行漕运职能和已经减少的原来河道总督的部分职能，继续称漕运总督。
1901年，清朝颁布停漕改折的命令。保留每年从上海海运漕粮一百万石至天津，再改由铁路火车运到北京。
清德宗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廿二日（1905年1月27日），由于漕运已停，朝廷裁撤漕运总督及各省粮道等官。清廷裁撤漕运总督，江宁布政使辖区的江宁府、淮安府、扬州府、徐州府和通州直隶州、海州直隶州设为江淮省，设江淮巡抚。原漕运总督恩寿担任江淮巡抚，省会设于淮安府清江浦原漕运总督衙门，江淮布政使仍设江宁。

本地传闻，淮扬菜（淮安地区部分？）就是他们用公款吃出来的

大运河在古代又被称为漕河。明朝政府将元代改造取直后的京杭大运河进一步疏通，通过构筑山东境内号称“水脊”的南旺分水工程，使京杭运河具有了真正意义上贯通南北的航运价值。此后，京杭大运河成为明清政府经济流通和政治统治赖以维系的交通生命线。为了确保这条生命线的畅通无阻，明清历代王朝几乎是不计成本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给以保障。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对运河事务管理的渐趋规范和加强。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贯通，运河航道治理维护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比漕运本身更显重要且更加棘手。因此，明清政府改变了以前由水政部门管理或由漕运官员兼理河务的现状，专门设置了两套直属中央的京杭大运河地方管理机构——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
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均于明代开始设置，有明一代称它们为总督漕运和总督(理)河道，后世又分别称其为总漕和总河，其中漕运总督设置较早。景泰二年(1451年)，因漕运不继，明政府任命副都御使王竑总督漕运，驻扎淮安，标志着明廷设置漕运总督一职的开始。当时全称为“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其主要职能除督促涉漕各省经运河输送粮食至京师外，还有巡抚地方并兼管河道维护治理职能。成化七年(1471年)十月，鉴于河道淤塞，漕运时有受阻，需有专员统筹河务，朝廷便命刑部左侍郎王恕总理河道，驻扎山东济宁，专门主持运河与黄河的治理维护，这是明代中央设置治河专官的开始，也是京杭运河事务管理中漕运、河道分开署理的标志。不过，有明一代大部分时间里，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只是作为皇帝的代表外出督漕或治河，属临时差遣性质，并非固定官职。同时，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在职能上也时有分合，机构上则废置无定。
清代对运河的管理进一步加强，漕运管理系统和河道治理系统职责上更加分明，制度上更加规范。顺治初年，清廷设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各一名，作为负责漕粮运输和河道治理的最高行政长官，正式将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纳入官制，二者官秩均为正二品，兼兵部尚书或都察院右都御史衔者为从一品，与其他八大地方总督地位平等。漕运总督以下之设官有巡漕御使、督粮道、管粮同知等，所辖军队称“漕标”。河道总督所属机构，乾隆以后定为道、厅、汛三级，分段管理。属官有河库道、河道、管河同知、通判等，所辖军队称为“河标”。但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衙门内均不设属官，只设书吏二十人，办理衙门内一应文牍事宜。 清代漕运总督衙门仍驻淮安，管辖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漕政，具体负责漕运、检选运弁、漕船修造、查验回空、督催漕欠等事务。从漕粮收缴、起运，到漕船北上过淮、抵达通州，漕督都要亲自稽核督查，运输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情况均需随时向皇帝报告。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规定，粮船过淮后，总漕应随船北上，率所属员弁视察运道情况，调度全漕。粮船过津后，总漕即入京觐见述职，而后回淮办理下年之征收起运诸事。
由于涉及运河的分段治理，清代河道总督的设职情况要比漕运总督复杂得多。顺治元年只设河道总督一人，掌管黄河、京杭大运河及永定河堤防、疏浚等事，治所在山东济宁。随着江南河工兴举日多、修守事务渐趋繁巨,康熙十六年(1677年)，河道总督衙门不得不由济宁迁至江苏清江浦(淮安市)。这样一来，河南武陟、中牟一带堤工若有险情，驻扎淮安的河道总督往往鞭长莫及，清廷便于雍正二年(1724年)设立副总河一职，驻河南武陟，负责河南河务。雍正七年(1729年)改总河为总督江南河道提督军务(简称江南河道总督或南河总督)，副总河为总督河南、山东河道提督军务(简称河东河道总督或东河总督)，分别管理南北两大河段河道事务。遇有两处共涉之事，两位河督协商处置。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又设直隶河道水利总督，管辖海河水系各河及运河防治事务。至此，清代河道总督一分为三，而就河工任务及对漕运的影响来看，三总河中地位最关紧要的是南河总督。乾隆十四年(1749年)，直隶河务渐趋正轨，北河总督一职遂被裁撤，其职能由直隶总督兼任。
有清一代，黄河夺淮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泥沙淤积导致的河患频发，使运河治理面临死结性难题，特别是南河黄淮运交汇处的清口一带，河工任务特别艰巨。这一局面使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的社会角色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一是清廷对河道总督的重视远胜明代，总河地位渐渐凌驾于总漕之上。明代总漕常常代理河务，总河一职时设时废，清代总河一职从未空而不设，而且总河代理总漕事务者很多，总漕兼理河务的现象却很少。二是总河面临的仕途危险性比总漕大得多。面对当时情况下难以根治的河患，河道总督(特别是南河总督)往往如履薄冰，突发的河患常常会给他们带来丢官获罪的仕宦结局。正如清末两广总督周馥在其《国朝河臣记》序中所言：“河益高，患愈亟，乃罚日益以重。嘉道以后河臣几难幸免，其甚者仅贷死而已。”
“两督事虽异，一漕事本同。”乾隆帝这一诗句表明，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虽事有专责，但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