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文纪录片栏目生存前景堪忧。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开播以来，曾经创下收视率高达的36%的惊人数据，但是在近年却已经降低到7%左右。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纪实主义浪潮后，从95、96年起，中国人文纪录片开始走下坡路，进入低迷困境。首先是人们热情不再。正如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纪实主义在形成浪潮并达到一种颠峰状态之后，逐渐走向反面；其在电视屏幕上的泛滥，对于各种电视节目形态的无孔不入，最终必然换来观众目光的游离：在经历了短短几年的奇迹之后，各种电视纪实栏目的收视率开始急遽下降。随着纪实浪潮的消退，纪录片在创作上也进入萎缩状态。尤其是以电视台为中心的体制内创作，由于收视率的大幅滑坡，锐气尽丧。其它一些纪录片栏目都是生存步履维艰，很难再现开播的时候的那种辉煌的景象。
（三）人文纪录片“叫好不叫座”。大投入、大场面的纪录片场场爆满，记录社会变迁、透视百姓生活变化的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片，在电影院放映时则门可罗雀（4）。这是一个让人心痛的现象。大投入大场面的纪录片赚取的只是一个目光透射率，而非心灵上的震撼和思考。当人文纪录片的大投入制作、高科技含量被当作‘推广元素’，像故事片的‘商业元素’一样被炒作之后，纪录片就已经被视作商业电影。此时就算场场爆满，又能如何？和你坐在电影院看所谓的大片是一样的，过的只是眼瘾，人文纪录片记录社会变迁、透视百姓生活变化的独特社会功能，在这样的吆喝声中消解殆尽。
在中国做纪录片的人不在少数，也有不少记录片在山形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包括吴文光和李红在内的一些的优秀导演，只是这些导演在做了这些片子之后，在国内确无法上映，国内好像对纪录片根本就不感冒，很少在影院见到这些导演的作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刚好是贾樟柯的《二十四城》上映的时候，贾樟柯是本人所敬重的一个导演，对于他的片子，纪录片的成分占多数，他也是在一些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无数的中国导演，只是在国内院线上很难见到他的作品，他遵循的是一个从国外市场赚版权费的做法，他并不是不想让国内的观众都能见到自己的作品，而是因为国内根本就无法满足他的电影市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文纪录片的影响力根本就不够，无法达到一个投资拍摄、赚取成本、投资拍摄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这是让很多人文纪录片爱好者心痛的问题。
（三）人文纪录片“叫好不叫座”。大投入、大场面的纪录片场场爆满，记录社会变迁、透视百姓生活变化的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片，在电影院放映时则门可罗雀（4）。这是一个让人心痛的现象。大投入大场面的纪录片赚取的只是一个目光透射率，而非心灵上的震撼和思考。当人文纪录片的大投入制作、高科技含量被当作‘推广元素’，像故事片的‘商业元素’一样被炒作之后，纪录片就已经被视作商业电影。此时就算场场爆满，又能如何？和你坐在电影院看所谓的大片是一样的，过的只是眼瘾，人文纪录片记录社会变迁、透视百姓生活变化的独特社会功能，在这样的吆喝声中消解殆尽。
在中国做纪录片的人不在少数，也有不少记录片在山形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包括吴文光和李红在内的一些的优秀导演，只是这些导演在做了这些片子之后，在国内确无法上映，国内好像对纪录片根本就不感冒，很少在影院见到这些导演的作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刚好是贾樟柯的《二十四城》上映的时候，贾樟柯是本人所敬重的一个导演，对于他的片子，纪录片的成分占多数，他也是在一些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无数的中国导演，只是在国内院线上很难见到他的作品，他遵循的是一个从国外市场赚版权费的做法，他并不是不想让国内的观众都能见到自己的作品，而是因为国内根本就无法满足他的电影市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文纪录片的影响力根本就不够，无法达到一个投资拍摄、赚取成本、投资拍摄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这是让很多人文纪录片爱好者心痛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