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在元朝的诸多战争当中，火器着实没有多少作用，和14世纪欧洲的情况类似。
　　【纳速剌丁以舟师会诸军讨之。距三垛镇，贼众猝至，纳速剌丁麾兵挫其锋。后贼鼓噪而前，乃发火筒火镞射之，死者蔽流而下。贼缭船于背，尽力来攻，而阿速卫军及真、滁万户府等官，见贼势炽，皆遁走】在高邮得胜湖之战中，元军使用了原始的火门枪攻击张士诚义军，但仍然被义军反杀了。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元军内讧。上都留守兼开平府尹达礼麻识理“纠集丁壮苗军”，“布列铁旗竿山下”，“火铳什伍相联”（《元史·达礼麻识理传》），以拒太保兼中枢左丞相孛罗帖木儿的军队进驻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闪电河北岸）；但也不过是用以虚张声势——【扬言四方勤王之师皆至，帖木兒等大骇，一夕东走】——并没有起到实战效果。
　　有意思的是，义军远比元军重视火器，张士诚、朱元璋、陈友谅的部队都曾大量使用火铳。如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军与张士诚军在绍兴的战斗中，双方都投入了火铳；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徐达率号称20万大军进攻平江城（今江苏苏州），也是依靠大量火器破城，俘张士诚。
　　明代前期是火器迅猛发展的时代。金属管形火器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明代火铳在继承元火铳的基础上，野战火铳朝着轻巧灵便的方向发展，城池攻防的火铳则向着远射程、大威力方向发展，逐渐划分为“枪”、“炮”两大类型；瞄准装置和火绳点火也从无到有；单管单发也发展到了多管连发。
　　火器在明军中的大量装备（洪武年间明军火器达到装备编制的10%，嘉靖年间有些部队火器已占编制兵器的50%），进一步改变了军队编制和战争形式，永乐年间，明成祖设立神机营，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独立的火器部队。由此可见明朝对于火器的重视。
　　但是明朝缺乏体量相当的对手，这是永乐朝之后，火器发展逐渐减缓的原因。而从15世纪开始，欧洲的生产力提升到一定程度，战争越发系统化，群雄林立确保了战争的密度，生产力的进步则使得有更多资金用于军事技术的研发，百年战争和土耳其扩张战争，是前所未有的高质量全欧大战，推动了欧洲军事体系、技术的急速进步。
　　不过，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攻打君士坦丁堡所使用的乌尔班巨炮，实际上比起明朝火器并没有什么优势。火炮绝非越大越好，乌尔班巨炮虽然起到了震慑作用，但并没能打开君堡城墙，反而工程师乌尔班本人也被其中一门巨炮炸膛致死。反倒是拜占庭人守城使用的小型管形火器给了土耳其人很大打击——
　　【由于拜占庭的小型火炮并不适合发射重型炮弹，于是守军另辟蹊径，将一些火炮（其实应该称作“手炮”，它们可单兵操作）当作“散弹枪”使用。他们在炮管中装填5到10枚核桃大小的铅弹，当奥斯曼士兵蜂拥而至时从极近的距离发射--效果是敌军血流遍地，有些地段尸体甚至堆积到了城墙的高度。
　　这些拜占庭袖珍火炮所发射的铅弹穿透力极强。它常常可以贯穿一名身着铠甲的奥斯曼士兵，击中他身后的另一名士兵，再次贯穿，再击中下一名士兵，直至炮弹的威力消逝。于是一发铅弹常常一次便能杀死2到3名敌兵。在这样的火力打击下，奥斯曼军队遭到了惨重的伤亡，但是对兵力雄厚的苏丹来说，这样的损失是可以承受的。】

由于赞巴拉克在康熙朝引起重视不足，推广程度低下，结果雍正朝岳钟琪又被吊打了【惟贼人器械有名赞不喇大鸟枪者,重不过十四五斤,颇能击远。较之子母炮轻便而稳。对敌之际,我军若用子母炮击贼,而贼用此大鸟枪,则击远更过于子母炮】。
　　虽然乾隆朝初年准噶尔部自爆，被乾隆帝捡漏（详见拙文《乾隆平准与七年战争》），但清军很快在清缅战争中被使用葡萄牙火器的缅甸人打得头破血流。大清国被缅甸吊打后虽然也零星仿制了燧发枪，但是大清这边却又开始**【惟自来火枪，发虽便捷，不及火绳之准】。
　　（知乎用户【很小的哀姆】宣称：缅甸火器也没有很强，清军苦战主要地形和气候的原因，清军不善山林野战，火器以传统攻城为主，打仗输是多方原因造成的，我目前还没看过这样的特别明确的史料介绍缅甸军队火器的
　　然而史料明确指出【攻缅之役,满蒙兵不服水土,病死者多;绿营兵有闻枪炮声即股栗窜伏者】，则缅人火器技术胜于满清非常明显）
　　当然，清朝前期虽然对于火器发展不利，但毕竟是略有发展的。但是奇怪的是，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王朝竟然大量使用明末火器（详细情况可以搜索《鸦片战争时期，为抗英事业做贡献的明代火器》一文）！这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清缅战争之后，清王朝的火器甚至开了倒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