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息日这个名称取自圣经，在那天人们“什么工都不可作”（《利未记》23:3）。这是上帝颁布的禁令，禁令的无限累加建构了文明生活，建构了人的生活范式。巴塔耶说“禁忌为我们带来平静、理性的世界”，但情色却是对禁忌的逾越，唤作安息日的性爱派对借禁令之名，反讽地行淫乱之事：规范的性爱模式是被建构出来的，而“狂欢式的情色”，则“是迷乱生命之脱序”。这种不能被禁令所容纳的越轨行为是文明生活的排泄物，它们的领地是地层之下的社会潜意识。就如同在剧中频繁出现的嘻哈说唱等亚文化一样，是一种被社会秩序禁锢的生命力之彰显——为何恶魔会在淫乱聚会现身？因为“恶魔”首先在隐喻意义上象征着另一个世界的来客，是文明世界的异端。
可以想象的是，在大多情况下，这种逾越仅仅是对日常秩序的暂时性超越。《会饮》里的阿里斯托芬就作颂说，社会世界里的爱若斯/爱欲（eros）仅仅用作平息情欲（还有繁衍），从而使人们安定下来，“然后去干自己的日常工作和操心其他人生必需的事务”。逾越行为在刺破庸常生活的同时保证了它在大部分时间内的有条不紊，黑夜对白昼的无声反叛只是为了迎来又一个昼夜轮回。
但这只是发生在象征位面之中的逾越动作。而人不比机器，他还是想象的动物，他还可以想象性地逾越，而克服逾越和禁令之间的时差。我们对另一个世界的遐想是既缺席而又在场的幽灵，“工厂女工有着她自己的梦想”，这让现实呈现出某种非真实性。火，偶然的邂逅，电视机，《守望者》的结局：它们都可以成为通向实际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奇点，但这个世界又同时与人类社会——就“社会”这个词所表达的结构性的、秩序性的含义上来说——处在一种微妙的同行当中。

对某种秩序的逾越可能只是为了回返/重建另一种秩序，而一种彻底的逾越必须与任意一种有意识的聚合体区分开来，使得唯一的禁令就是“禁止禁令”。因此，这种无秩序主义欢颂的是力与能量的决堤，是流动和嬉戏的永恒性，是朗西埃在描绘维尔托夫的“机器—眼”时所说的“各种运动的同步达成的一致舞蹈与各种力量的共产主义”。主体被取消了，只剩下无休止的运动：当我们指称/想象“我这个人”、“他那个人”的时候，就总已经把人固着成一个对象，但人却不能被理解为种种特质（“性格好”、“长得帅”）的综合，他是开放的、无定形的，是各种力和能量的涌流点。总而言之，人成为了非人：什么都是，反正不是“人”（一个概念、一个名称、一个符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才能成为恶魔，他/它撕碎了一切，让鲜血灌注于圣堂之内。这是“恶魔”的第二层隐喻义，象征着人成为非人的时刻。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希望阿多诺会允许我曲解这段话，或者说，崭露它的星丛（Konstellation）——彻底的无秩序主义不可能制定行动的伦理界限，既然主体已经不重要了，那么恶魔对人的杀戮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在大屠杀场景面前，难道只会陶醉在力与能量的涌现中，享受着肾上腺素的飙升吗？
“没有爱，不存在什么爱，所以也没有什么悲伤”，无论是爱还是悲伤，都难以用作形容两道交错的力，对它们来说只有汇合或是分离。飞鸟了的论断正是建立在这种逻辑之上，他把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理解成纯粹的力量关系，甚至走得更远：不仅仅要把人化约成非人，还由力量的对比和压制得出了凌驾与奴役他们的正当性。了从小就不能理解明为什么会为垂死的小动物掉泪，毕竟“弱者就会死”——可是生或死，达成目的或没有达成目的，会影响我们对于弱者的垂怜吗？根本在于弱者本身在飞鸟了的视野下是缺席的，他之后一手策划的恶魔唤醒计划则旨在确立强者为先的统治秩序，但借以割裂强与弱的“力”的概念其实已经被狭隘化了：朗西埃等人所歌颂的无秩序主义/共产主义区分的是力的丰盈与贫瘠，一股足够丰盈、具有足够多衍异的力就仿佛把整个世界的无限生机都纳入到抽象线条的总汇里；而飞鸟了的版本则是庸俗版本的尼采主义，为难以相互比较的力赋上强弱，进而塑造出高等与低等间的对立，无视了力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
人的脸庞被湮灭了，这是一个危险的正午。

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