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可以说是一部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史，而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就是中庸。儒家及中国多朝统治者都把《中庸》奉为经典。但儒家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主流的，它是继法家、道家之后才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的。
商鞅、李斯、韩非等法家人物将法家思想在秦扎扎实实地实践了一把，由于法家思想过于强调严峻立法以致出现了“焚书坑儒”这样极致的做法，但秦朝的短命让人们意识到法家的东西并不是治本之道。法家思想看似法治，本质却是人治。商鞅在近代被美化了，如果你读一下商鞅写的书《商君书》，你一定会对商鞅这个人的评价大打折扣。因为里面说的都是愚民政策。这种违背人性、违背人心、剥夺人们自由和快乐的东西毕竟不能长久。
汉初，社会经济衰弱，朝廷开始推崇黄老的道家治国理念。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汉文帝、汉景帝重视农业，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劝解百官关心农桑。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到景帝后期时，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
“文景之治”是是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它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文景之治”得益于道家的自然之道，
到了汉武帝时期，经董仲舒的努力，儒学才取得“独尊”的地位，成为官方正统思想，从此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而且对每一个中国人心理和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以封建官僚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阶层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中最重要并贯穿始终的思想观念就是“中庸”。
道家和法家思想对于治国来说，一个过宽，一个过猛，这是两个极端，所以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为政的关键，在于宽猛适中。孔子称这种宽猛相济所达到的适中状态为“和”。
中庸，从思维方法论的角度说，也就是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研究什么是事物所处的最好状态以及如何达到这种最好状态。《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就是说，“中”是一个哲学概念。是一种“正道”，按现在的理解，就是一种真理，是规律，是事物存在的依据。
从现象上看，中庸是一种“度”的把握，用现代文字表述就是“临界点”，这个“度”是因时因地而变的，它像“易”一样难以确定，易是道，中庸亦是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从这一点看，“中”就是天理，它是一种心灵的智慧，所以其本质也是无法言说的。所以说“中庸之道”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难以把握的。
中庸的核心就是主张“执两用中”。“中”的含义就是“无过无不及”、“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既反对“过”也反对“不及”。“过”是超过了正确,“不及”是达不到正确。也就是不偏向某一个极端，讲究合适。“庸”，意为恒常无奇。中庸就是不偏不倚，恰好合适，即指适度而合常规。《论语》：“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说他总是三思而后行，孔子纠正道，两思就可以了，因为事物无非就是正反两方面，都考虑到就可以了。颠来倒去的思考就是缺乏决断，不思考就是刚愎自用，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与堂·吉诃德的盲目冲动就是典型。一个是不及一个是过，二者都是不可取的。
“过”和“不及”是事物发展的两个极端。中庸对两者都加以排斥，主张不偏不倚，执两用中。孔子称赞舜的处事方法是“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第6章) 。而他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是“执两用中”、“和而不同”。他反对用两种极端的办法与手段处理事情。中庸是孔子思想的基础、核心。它贯穿于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以及为人处世的方法之中。
对人而言，中庸就是人不善不恶的本性，也是人的根本智慧本性。“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未发之中”就是念头未起，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之时。此时，只有本原的“性”在心中，没有恶，没有善，有的只是良知，犹如一个纯洁的婴儿。过了这个“中”就有了好恶，有了善恶，有了人欲。如果表露出来但符合天理，这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道理。到达了“中和”，天地自然运转，万物自然生长，人间政通人和。
中庸是以“义”为原则的，《中庸》里说：“义者，宜也。”即正确合宜的道理或举动。“宜”：适宜、合理的意思。韩愈在《原道》里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
朱熹注解：“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所以，中庸之道决不是如有些世俗观念所说的折中、妥协和无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