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家村到余家高地地，半华里。

　　“院长，”他说，“我向你检讨！”

关闭的窗户

　　鲍律师又问：“这样一来，致歉的文本只留存在法院，被告以后在社会上、媒体间乱说怎么办？你看那次庭审结束后他还戴上老花镜在庭审记录上改了那么久，真是奇怪。”

　　“三次民意测验，名单完全一致，我们心里也就有了底。”方千司长说到这里，伸手捋了捋头。他在说话过程中，一直有一些很随意的手部动作，像是为了让血脉畅通。好多长者都有这个特点。

　　纸条下端，有一个署名。我一看，果然是他。直到二十几年后这个名字还在报纸上频频招惹我，我一直不理，只因为不想从我的笔端写出那三个字。

　　我听到车门已在我背后“砰”的一声关上，于是前面刚纔还在往前挤的诸多(禁止)一下子弹了回来，全部压到了我身上。胸口快要窒息，我艰难地扭过头，从前面一个胖子的背脊窝里腾出鼻孔，呼吸一口。

　　“你可以辩解，说我在思考中国没有了毛主席，该怎么办。”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