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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唐李世民出镇长春宫与秦府集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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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论丛》2018年01期
陈鹏
武德元年(618)十二月,唐帝李渊下《秦王太尉陕东行台制》,命次子秦王李世/民任陕东道行台尚书令。制文曰:论道经邦,任惟勋德。分陕作伯,实寄亲贤。尚书令、雍州牧、右武卫大将军、上柱国、秦王世民,气宇冲深,智谋英果。……今区宇方缉,巩洛犹芜,镇俗治戎,允资望实。可太尉、使持节陕东行台,其蒲州、河北诸道总管及东讨诸府兵并受节度,余官悉如故。
次年正月李世民赴长春|宫,十月从长春|宫出发与刘|武周交战。
自陈寅恪先生以来,学界对唐武德年间政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就李世民出镇长春|宫而言,黄永年、萧锦华二位先生注意到李世民自此开始担负起经略山东的重任,但未展开讨论。李渊命李世民出镇长春|宫,并令“蒲州、河北诸道总管及东讨诸府兵并受节度”,本意是让李世民以长春|宫为基地来|经略山东地区。但历史的车轮并未按照他的意愿行驶,在经略山东的过程中,秦府集团迅速膨|胀,成为促发“玄武门之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此而论,武德二年李世民出镇长春|宫,不仅关乎李唐初年兼并战争的进行,更为秦府集团发展的一个关键点。
一、长春|宫概况与李世民出镇原因
长春|宫位于同州朝邑县(今陕西大荔)强梁原上,始建于北周,隋开皇年间曾予以修葺;李渊起兵取长安时,住过此宫。唐开元年间人梁洽《晴望长春|宫赋》称“长者,仁寿之宗符;春者,发生之所向”。这可能是长春|宫得名的缘由。赋文又曰:“视河外之离宫,信寰中之特美;飞重楼之沓秀,绕长垣而层趾。详巨制与宏模,固一君而万祀。”这是开元时人的描述,武德二年时或未至这般雄伟。
不过,长春|宫的重要性不在于规模,而在战略地位。恰如赋文所称,其地‘扼秦|晋之襟带,据山河之表里”,“对华山之赑质,挟重关之股肱”。介永强先生将唐代行宫分为避暑宫、温泉宫、边防宫和两京道行宫四类,长春|宫为控扼关中通往河东、山东的要塞,属边防宫。长春|宫的战略地位,源自于其地处同州朝邑县。唐代名将李晟称“河中距长安才三百里,同州当其冲”;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亦谓“关中要襟,莫如同州矣”。同州朝邑县地当关中之门户,又是蒲津关的后盾,还是经略山东的前沿阵地,实属要冲所在。
武德元年十一月,李唐平定薛举、薛仁杲父子的西秦政|权,统一关中。但当时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威胁着李唐起兵的根据地太原;王行本据守蒲州,直接威胁关中。长春|宫为关中门户,又是经略山东的前沿阵地。李渊令李世民出镇此地,正是欲使李唐进可东争天下,退可固保关中。而且,平定关中而后东争天下,是李唐创业时的既定方略,令李世民经略山东是对这一战略的实施。为了确保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李渊命蒲州、河北诸道总管及东讨诸府兵并受李世民节度。
不过,从史料记载来看,李渊命李世民出镇长春|宫,似还有其他方面考虑。李世民在平定薛仁杲后,声威高涨,颇有压盖太子李建成乃至功高震主之势。《旧唐书 太宗本纪》称平定薛仁杲后,李世民与诸将论破敌缘由,被称赞“非凡人所能及也”;李世民慰抚降众,“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然。贼徒荷恩摄气,咸愿效死”;又谓李世民班师途中,遇到李密,“密见太宗天资神武,军威严肃,惊慄叹服,私谓殷开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此,何以定祸乱?'”这些记述或许参杂史官鼓吹的成分,但多少反映出李唐将士和降众对李世民的钦服。李世民在灭薛仁杲后名望声威得到提高当属不虚,而这将引起李建成乃至李渊的猜忌。
据《通鉴》记载,李世民破薛仁杲后,十一月癸亥(二十二日)凯旋,十二月壬申(二日)即被任命使持节陕东行台、出镇长春|宫,间隔仅有九天。他得以于次年正月癸卯(三日)才离京,可能还是因在京城过新年的缘故。李渊如此急于让李世民出镇,固然有从国家利益层面考虑的因素,然颇有悖父子常情。考虑到武德年间李唐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令人怀疑另有缘故。《册府元龟》中保留了如下细节:
二年,命秦王镇长春|宫。初,秦王自幼年常从高祖,及起|义,或总戎在外,事毕则还,未尝久别。至是作镇,悲不自胜。高祖戒曰:“汝之于家则父子,出则君臣。父子之道,岂欲分别?但安天下耳。汝既情深家国,时宜勉之。”
李世民“至是作镇,悲不自胜”,有父子亲情的缘故,怕出镇在外而与李渊疏远,但亦当有担心远离权力中心的考虑。李渊自称令李世民出镇长春|宫是为“安天下”,实则很可能希望借此避免李世民与李建成在京师发生冲突,同时令李世民远离权力中心。当然,不能否认李氏父子兄弟当时尚存亲情;而且唐政|权面临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一干外敌,对敌作战是主要任务,内部矛盾尚不突显。李渊令李世民出镇长春|宫的主要意图在于经略山东,对李世民的遏制是次要的、隐性的。李世民显然也明了这一情况,于次年正月三日受命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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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秦府集团的人才引进与整合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曾提示:自李唐起兵以来,李渊三子各自所辖军团的独立性逐渐增强,甚至呈现出“霸府化”倾向,而李世民最终能够成功获得帝位与他在三人中最具军团统帅者资质分不开。“霸府”的本质是军团统帅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往往作为易代之际新朝的原型。李世民出镇同州长春|宫,离开了李唐的政治中心长安,但也给秦府集团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一,李世民离开京师,弱化了来自于李渊的监督和制约;其二,由于担任经略山东的重任,使李世民有条件吸纳各类人才,充实自己的实力。这无疑将导致秦府集团的“霸府”倾向愈发明显。
    秦府集团的发展,首要因素是人才的引进与整合。自李渊起事,李世民即开府置佐,招纳人才。许多将领追随李世民征战,也给他提供了结交俊杰的契机。程义先生通过考察玄武门之变参加者和贞观功臣名单,发现其中大多数人在武德二年前已追随李世民或在政治上倾向李世民,提出“武德元年至武德二年,正是太宗集团势力膨|胀最快的时期,其核心集团在此期间已初具规模”。笔者进一步翻检两《唐书》、《册府》、《通鉴》和相关碑石墓志,得到一份武德二年的秦府集团成员名单:刘文静、长孙顺德、段志贤、段会(字志合)、殷开山、刘弘基、唐玉(字卿恽)、李安远、唐俭、长孙无忌、房玄龄、于志宁、丘行恭、丘师利、罗君副、屈突通、杜如晦、豆卢宽、王|君愕、张士贵、姚思廉、褚亮、魏伦、侯君集、周护、李孟尝、权万春、颜思鲁、翟长孙、袁玄则,以上30人在武德二年前已在李世民幕府任职或政治上倾向于李世民;长孙操、郑仁泰、秦叔宝、程咬金、牛进达、吴黑闼、田留安、李|君羡、公孙武达、薛收、崔善福、张|云,以上12人则是在武德二年进人秦府集团。受史料限制,兼之一些人物进入秦府集团的时间不明,上列名单难以包含当时秦府集团的所有成员,但重要人物应包含在内,尤其是后来参与玄武门之变的人物大半已在其内。这份名单清楚地展现出武德二年秦府集团人才的兴盛情况。
    在吸纳人才的同时,对不同背景、不同类型的人才进行安排与整合同样重要。汉魏以来,长官和僚佐之间即存在一种君臣关系,但这种关系牢固与否则需要维护。李世民往往不吝奖赏,以结恩部下,例如《张士贵墓志》称张士贵追随李世民征薛仁杲有功,“赐奴婢八十口,绢丝千余段,金一百卅挺”。李世民的谋士房玄龄,也积极笼络幕府中的谋臣武将,《旧唐书 房玄龄传》称他与诸将“常相申结,各共尽死力”。武德二年,李世民出镇长春|宫,经略山东,更是给他提供了一个整顿人才的契机。对此,学人曾从调和文武、整合不同区域文化背景人才等角度加以探讨。这些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可忽视的是李世民对秦府集团成员的职位安排,使他们按才能和资历各安其位,从而结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政治集团。
    秦府集团成员主要在秦王府和陕东道行台任职。这是秦府集团最核心的两个机构。唐武德元年六月,李世民封秦王,王府招纳僚佐,主要包括三类:(1)友、文学、东、西阁祭酒等王官,例如姚思廉、褚亮为秦府文学;(2)长史、司马、诸曹参军等府官,例如房玄龄、颜思鲁为秦府记室参军;(3)王府下辖护军府、亲事府、帐内府的统兵将领,例如刘弘基、丘行恭、周护、秦叔宝、程咬金等所任护军、统军、总管等武职。这些官员与李世民是僚佐与府主的关系,有较严重的“家臣”倾向,往往成为李世民的心腹。
    陕东道行台是李世民势力的另一个重要机构。陕东道行台的设置时间,文献中存在抵牾之处,有武德元年说和武德四年说。学人通过对行台官员任职时间、行台治所变化以及上引《秦王太尉陕东行台制》的考察,指出陕东道行台设置于武德元年十二月,以长春|宫为治所;至武德四年平定王世充后,升级为陕东道大行台,治所移于洛阳。可以补充的是,检《唐大诏令集》,武德四年前相关诏令均作“陕东行台”或“陕东道行台”。自武德四年九月《秦王天策上将制》始,“陕东道大行台”才出现,而且根据制文正是由陕东道行台升级而来的;此后相关诏令,均作“陕东道大行台”。由此足可证实上述结论。
    陕东道行台是唐朝经略山东的军政指挥中心,行台长官(尚书令)长期由李世民担任,李世民因而得以掌握唐朝在山东的军政大权,成为他日后抗衡李建成的最重要外援。许多人才也是通过在陕东道行台任职进人秦府集团中。行台官员的设置与朝廷尚书省略同,只是官员数量有所减少。值得注意的是,陕东道行台的高层官员(仆射、尚书等),例如行台左仆射刘文静、右仆射屈突通、兵部尚书殷开山等,均为当时唐政|权中地位较高、资历较深的官员,一般由朝廷任命,权势胜于王府僚佐。这既可满足实力派人物对髙官、地位的需求,又能维系这些人物与李世民的关系。
    秦王府僚佐与陕东道行台上层官员的上述区分,实际上开启了日后秦王府主内、陕东道行台主外的格局。而陕东道行台丞、郎以下官员,地位相对较低,但其中不少由秦府僚佐兼任或兼摄,例如薛收以秦府主簿兼行台金部郎中,于志宁以秦府记室兼任行台度支郎中,应该是李世民任命的。“兼任”的情况,说明这些官员是李世民任命的,更显示出陕东道行台官员与王府僚佐间的融洽。李世民对王府僚佐和行台官员的任命,既考虑到人尽其用,又照顾到他们在唐政|权中的资历与地位,从而做出合理的人事安排,加强了秦府集团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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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秦府兵帐”的发展
      在人才引进与整合的同时,秦府集团的军事力量也得到发展。这同样是秦府集团走向“霸府化”的重要因素。从上文所列武德二年秦府集团成员名单来看,除武德二年前追随李世民的将领外,武德二年进人秦府的秦叔宝、程咬金、牛进达、吴黑闼、田留安、李|君羡、公孙武达等人均为武将,且多属于陈寅恪先生所谓“山东豪杰”这主要是由于在李世民出镇长春|宫期间,因山东地区政治形势的变化,一些有势力的武将(特别是李密旧部后投靠王世充者)归附李唐。他们成为秦府军队日后的主要将领,也是唐武德贞观时期的名将。
      上文指出,秦王府下辖护军府、亲事府、帐内府。《旧唐书 职官志》载“武德七年令”规定了秦王“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事帐内府”的护军、副护军、统军、别将、长史、诸曹参军、库直诸职的配置,其中左一、右一护军府各辖五统军,左二、右二、左三、右三护军府各辖二统军。武德二年时秦府护军府、亲事府、帐内府的建置,可能没有这般整齐,但从当时秦府武将的职位可略见其规模:周护,秦府右一府护军;刘弘基,秦府左一总管;程咬金,秦府左三统军;田留安,秦府右四统军;秦叔宝,秦府马|军总管;牛进达,秦府马|军总管;吴黑闼,秦府左马|军总管;翟长孙,秦府马|军将领;罗君副,秦府骠骑将军、统军;丘行恭,秦府左一府骠骑将军;公孙武达,秦府长枪车骑;崔善福,秦王府库真。
      据“武德七年令”,护军为护军府统帅;统军(旧称骠骑将军)有两种,一是护军府下面的将领,一是亲事府统帅;别将(旧称车骑将军)是统军的副将;库真隶属于亲事府。马|军总管,当隶属护军府,专门统领骑兵。护军府、亲事府、帐内府是秦府集团的核心军事力量。学者指出这些军事力量“未被纳人国家军事系统”,具有私兵性质,是一支完全受李世民掌控的力量,史称“秦府兵帐”。至武德七年,王府统兵制度|化、标准化,据学者估算“秦府兵帐”兵力不少于8000人。李世民将刘弘基、秦叔宝、程咬金等人安排到秦府核心军队统兵将领的位置上,显示出他对诸将的重视,并利用这些将领的统兵能力。这些安排既是李世民为经略山东做的准备,也有强化秦府集团军事力量的考虑。
      秦府诸将的职位也显示出其军队存在兵种划分,例如秦叔宝、牛进达、吴黑闼任马|军总管,无疑是统领秦府马|军;公孙武达任秦府长枪车骑,当即统领长枪兵。兵种划分对作战十分重要,各种兵种的配合在战场上会起到不同效果。其中马|军尤其值得关注,在唐初兼并战争中,李世民即以善用骑兵著称。《资治通鉴》记载了一支“玄甲精骑”:“秦王世民选精锐千余骑,皆皂衣玄甲,分左右队,使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将之。每战,世民亲披玄甲帅之为先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太平御览》引《唐书》亦有类似记载,此《唐书》所载可能就是《通鉴》的依据。这支玄甲精骑,被日本学者菊池英夫称为“亲军中的亲军”。其最初创立当即在武德二年李世民出镇长春|宫期间。文献所载四位玄甲精骑的将领,除尉迟敬德是在武德三年四月降唐外,其余三人在武德二年均已进人秦府,并担任马|军将领。尉迟敬德归降后即授秦王府右一府统军,亦隶属“秦府兵帐”。玄甲精骑应该在尉迟敬德归降以前即已存在,很可能就是秦府马|军总管统辖的精骑。毕竟武德二年正月至十月,李世民一直在长春|宫备战,有拣选精兵组建成精骑的时间和条件。
      总之,在出镇长春|宫期间,李世民通过任命将领、规划兵种,发展了秦府集团的核心武装力量“秦府兵帐”,使其军事力量得到充实、强化。这支军队不仅为李世民经略山东立下累累战功,并成为其日后争夺储位的重要凭借。军事力量的增强,也促进了秦府集团的“霸府化”。


      来自iPhone客户端3楼2018-08-12 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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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余论
        伴随人才的引进和军队的整合,秦府集团的实力得到迅速提升,甚至出现“霸府化”的倾向。事实上,不仅李世民势力如此,李建成、李|元吉各自的势力也呈现出这一趋势。学人论述武德年间政治,曾提出“一君两储三方”政治格局说,认为当时“大臣们或者拥护李建成、李|元吉,或者拥护李世民,武德年间几乎所有政治事件都是双方斗争的产物”,“最终以宫廷革命的形式完成了皇位继承”。秦府集团的发展,给李世民日后争夺储位提供了依靠,也预示着李世民与李建成间争斗的不可避免。
        秦府集团的发展也引发了李世民、李渊父子之间的矛盾。学界讨论已久的“刘文静案”即可置诸这一背景下观察。“刘文静案”的发生,固然由唐初党争、唐突关系诸多因素所致,但最关键则在于李渊欲借除掉刘文静来警告李世民,以遏制秦府集团的发展,因为刘文静是李世民手下地位最高的人物。
        其后,李唐与刘|武周势力交战,李渊又做出抑制李世民之举。武德二年十月,李世民从长春|宫出发征讨刘|武周。史称高祖“悉发关中兵以益之,又幸长春|宫亲送太宗”。“亲送”其实是用亲情来安定李世民的情绪,以淡化刘文静案引发的矛盾,使政|权内部能齐心对外。但李渊似并未完全放心,检两《唐书》和《通鉴》,在李世民与刘|武周作战期间,李渊曾数次亲自驾临同州、华州、蒲州等前线地区。《旧唐书 高祖本纪》载武德三年李渊“军于蒲州,为诸军声|援”。清人王鸣盛谓当作“以讨刘|武周幸蒲州”,其说当然更符合史书本纪的“书法”,但“军于蒲州”的记载却更能反映实际情况,即李渊频繁出现在前线,实为御驾亲征,其目的不在于临阵指挥,而是监督李世民,透露出李渊对秦府集团发展的忌惮和防范心理。从历史结局来看,李渊的举措效果不大。在经略山东过程中,秦府集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的矛盾逐渐激化,最终引发了“玄武门之变”。


        来自iPhone客户端4楼2018-08-12 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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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来自Android客户端5楼2018-12-13 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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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王晋王燕王,三个牛叉的太宗


            来自iPhone客户端6楼2018-12-13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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