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志摩的亲挚也是异乎平常，不用说别的，一年到头的信是不断的。只可惜那许多难以得着的信，都叫我在摩故后全部遗失了，现在想起来也还痛惜！因为自得噩耗后，我是一直在迷雾中过日子，一切身外之物连问都不问，不然今天我倒可以拿出不少的纪念品来，现在所存的，就是附印在这里泰戈尔为我们两人所作的一首小诗和那幅名贵的自画像而已。

《志摩日记》序
飞一般的日子又带走了整整的十个年头儿，志摩也变了五十岁的人了。若是他还在的话，我敢说十年决不老了他——他还是会一样的孩子气，一样的天真，就是样子也不会变。可是在我们，这十年中所经历的，实在是混乱残酷得使人难以忘怀，一切都变得太两样了，活的受到困难损失，却不去说它，连死的都带着遭到了不幸。《志摩全集》的出版计划，也因此搁到今天还不见影踪。
十年前当我同家壁一起在收集他的文稿准备编印“全集”时，有一次我在梦中好像见到他，他便叫我不要太高兴，“全集”决不是像你想象般容易出版的，不等九年十年决不会实现。我醒后，真不信他的话，我屈指算来，“全集”一定会在几个月内出书，谁知后来固然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一年一年的过去，到今年整整的十年了，他倒五十了，“全集”还是没有影儿，叫我说甚么？怪谁，怨谁？
“全集”既没有出版，唯一的那本《爱眉小札》也因为“良友”的停业而绝了版，志摩的书在市上简直无法见到，我怕再过几年人们快将他忘掉了。这次晨光出版公司成立，愿意出版志摩的著作，于是我把已自“良友”接约收回的《爱眉小札》的版权和纸型交给他们，另外拿了志摩的两本未发表的日记和朋友们写给他的一本纪念册，一起编成这部《志摩日记》，虽然内容很琐碎，但是当做纪念志摩五十诞辰而出版这本集子，也至少能让人们的脑子里再涌起他的一个影子罢！（《爱眉小札》是纪念他的四十诞辰而版的。）
这本日记的排列次序是以时间为先后的。《西湖记》最早，那时恐怕我还没有认识他；《爱眉小札》是写我们两个人间未结婚前的一段故事；《眉轩琐语》是他在我们婚后拉笔乱写的，也可以算是杂记；这一类东西，当时写得很多，可是随写随丢，遗失了不知多少，今天想起，后悔莫及。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一本没有颜色的书”是他的一本纪念册，是许多朋友写给他和我的许多诗文图书，他一直认为最宝贵，最欢喜的几页，尤其是泰戈尔来申时住在我家写的那两页，也制版放在一起凑一个热闹。我的一本原本放在《爱眉小札》后面的日记，这次还是放在最后，作个附录。
此后，我要把他两次出国时写给我的信，好好整理一下，把英文的译成中文，编成一部小说式的书信集，大约不久可以出版。其他小说、散文、诗等等，我也将为他整理编辑，一本一本的给他出版，我觉得我不能再迟延、再等待了。志摩文字的那种风格、情调，和他的诗，我这十几年来没有看见有人接续下去，尤其是新诗，好像从他走了以后，一直没有生气似的，以前写的已不常写，后来的也不多见了，我担心着，他的一路写作从此就完了吗？
我决心要把志摩的书印出来，让更多的人记住他，认识他，这本“日记”的出版是我工作的开始。我的健康今年也是一个转变年，从此我不是一个半死半活的人，我已经脱离了二十多年来锁着我的铁链，我不再是个无尽无期的俘虏，以后我可以不必终年陪伴药炉，可以有精力做一点事情。我预备慢慢的拿志摩的东西出齐了，然后写一本我们两人的传记。只要我能够完成上述的志愿，那我一切都满意了。

小曼的志愿终是没有完成

每次读小曼的文章都会感慨:如果志摩没有离开就好了。小曼的后半生为了志摩改变了许多，对志摩深深的思念一直感动着我。为了志摩，小曼开始认真画画不再醉生梦死的过日子，一个人辛辛苦苦编辑志摩全集……但小曼的志愿终是没有实现，没能看到志摩全集的出版，也没能和志摩合葬

我来了，开始更新

牡丹与绿叶
望眼欲穿的刘大师画展在甘一日可以实现了，这是我们值得欣赏的一个画展。中国的画家能在同时中西画都画得好，只有刘大师一个了。他开始是只偏重西画，他的西画不但是中国人所共欣赏，在欧洲也博得不少西洋画家的钦佩。我记得当年志摩还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讲欧洲画家们怎样认识与赞美大师的画呢！后来他回国后又尽心研究中国画，他私人收集了不少有名的古画，件件都精品。因为他有天赋的聪明，所以不久他就深得其中奥秘；画出来的画又古雅又浑厚，气魄逼人，自有一种说不出的伟大味儿。我是一个后学，我不敢随便批评，乱讲好坏，好在自有公论。
我只感觉到一点，就是我们大师的为人，实在是在画家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不仅是关着门在家里死画，他同时也有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才能，他对外能做人所不敢做的，能讲人所不敢讲的。就像在南洋群岛失守时，日本人寻着他的时候，他能用很镇静的态度来对付，用他的口才战胜，讲得日本人不敢拿他随便安排。他在静默之中显出强健，绝不软化，所以后来日本人反而对他尊敬低头。在没有办法之中只好很客气的拿飞机送他回上海，这种态度是真值得令人钦佩的。
还有他做起事来不怕困难，不惧外来的打击，他要做就非做成不可，具有伟大的创造性。为艺术他不惜任何牺牲，像美专能有这样的成就，他不知道费了多少精神与金钱；有时还要忍受外界的非议，可是他一切都能不顾，不问，始终坚决的用他那一贯的作风来做到底，所以才有他今天的成功。
最近他对国画的进步更惊人，这次的画展一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好画，同时还有他太太的作品！这是最难得的事情，她虽然是久居在南洋，受过高深的西学，可是他对中国的国学是一直爱好的；尤其写字，她每天早晨一定要写几篇字后，才做别的事情。所以她的字写得很有功夫，秀丽而古朴，又有男子气魄，真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有时海粟画了得意的好画再加上太太一篇长提，真是牡丹与绿叶更显得精彩。我是不敢多讲，不过听得他夫妇有此盛世，所以胡乱的涂几句来预祝他们，并告海上爱好艺术的同志们，不要错过了机会！

泰戈尔在我家做客——兼忆志摩
“回忆”这两个字早就在我脑子里失去了意义，□年前，我就将“回忆”丢在九霄云外去了！我不想回忆，不要回忆，不管以前所遭遇到的是甚么味儿，甜的也好，悲的也好，乐的也好，早就跟着志摩一块儿消失了，我脑子里早就甚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空虚。甚么是喜，甚么是悲，我都感觉不清楚，我已是一个失去灵魂的木头人了。我一直是闭门家中做，每天消磨在烟云围绕的病魔中。日历对我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我从来也不看看今天是几号或是礼拜几，对我是任何一个日子都是一样的，天亮而睡，月上初醒，我只迷迷糊糊的随着日子向前去，决不回头。想一想，二十几年来，一直是如此的。最近从字叫我为《文艺[汇]月刊》写一篇回忆志摩的小文，这一下不由我又从麻木多年的脑子里来找寻一点旧事，我倒不是想不起来，我是怕想！想起来就要神经不定，卧睡不宁，过去的愉快就是今日的悲哀。他的一举一动又要活跃在我眼前，我真不知从何说起！
志摩是个对朋友最热情的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我家常常是座上客满的，连外国朋友都跟他亲善，如英国的哈代、狄更生、加耐脱。尤其是我们那位印度的老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jore,1861——1941）同他的感情更为深厚。从泰戈尔初次来华，他们就定下了深交（那时我同志摩还不相识）。老头子的讲演都是志摩翻译的，并且还翻了许多诗。在北京他们是怎样在一块儿盘桓，我不大清楚。后来老诗人走后不久，我同志摩认识了，可是因为环境的关系，使我们不能继续交往，所以他又一次出国去。他去的目的就是想看一看老诗人，诉一诉他心里累积的愁闷，准备见着时就将我们的情形告诉他。后来因为我患重病，把志摩从欧洲请了回来，没有见到。但当老诗人听到了我们两人的情况，非常赞成，立刻劝他继续为恋爱奋斗，不要气馁。我们结婚后，老诗人一直来信说要来看看我。事前他来信说，这次的拜访只是来看我们两人，他不要像上次在北京时那样大家都知道，到处去演讲。大家谈谈家常，亲亲热热的像一家人，愈随便愈好。虽然他是这样讲，可是志摩就大动脑筋了。对印度人的生活习惯，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叫我怎样招待？准备些甚么呢？志摩当然比我知道得多，他就动手将我们的三楼布置成一个印度式房间，里边一切都模仿印度的风格，费了许多心血。我看看倒是别有风趣，很觉好玩。忙了好些天，总算把他盼来了。
那天船到码头，他真的简单的很，只带了一位秘书叫chanda，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我们只好把他领到旅馆里去开了一个房间，因为那间印度式的房间只可以住一个人。谁知这位老诗人对我们费了许多时间准备的房子倒并不喜欢，反而对我们的卧室有了好感。他说，“我爱这间饶有东方风味、古色古香的房间，让我睡在这一间罢！”真有趣！他是那样的自然，和蔼，一片慈爱的抚着我的天管我叫小孩子。他对我特别有好感，我也觉得他那一头长长的白发拂在两边，一对大眼睛晶光闪闪的含着无限的热忱对我看着，真使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他的声音又是那样好听，英语讲的婉转流利，我们三人常常谈到深夜不忍分开。
虽然我们相聚了只有短短两三天，可是在这个时间，我听到了许多不易听到的东西，尤其是对英语的进步是不可以计算了。他的生活很简单，睡得晚，起得早，不愿出去玩，爱坐下清谈，有时同志摩谈起诗来，可以谈几个钟头。他还常常把他的诗篇读给我听，那一种音调，虽不是朗诵，可是那低声的喃喃吟唱，更是动人，听得你好像连自己的人都走进了他的诗里边去了，可以忘记一切，忘记世界上还有我。那一种情景，真使人难以忘怀，至今想起还有些儿神往，比两个爱人喁喁情话的味儿还要好多呢！
在这几天中，志摩同我的全副精神都熔化在他一个人身上了。这也是我们婚后最快活的几天。泰戈尔对待我俩像自己的儿女一样的宠爱。有一次，他带我们去赴一个他们同乡人请他的晚餐，都是印度人。他介绍我们给他的乡亲们，却说是他的儿子媳妇，真有意思！

在这点上可以看出他对志摩是多么喜爱。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件事不妨提一提，就是在一九四九年，我接到一封信，是泰戈尔的孙子写来的，他管我叫cmtie，他在北大留学研究中文，他说他寻了我许久，好不容易才寻到我的地方，他说他祖父已经死了，他要我给他几本志摩的诗、散文，他们的图书馆预备拿它翻译成印度文。可巧那时我在生重病，家里人没有拿这封信给我看，一直到一九五0年我才看到这封信，再去信北大，他已经离开了，从此失去联系。我是非常的抱恨，以后还想设法来寻（找）他。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泰戈尔的家里人都拿志摩当作他们自己人一样的关心，朋友的感情有时可以胜过亲生的骨肉，志摩这位寄父对他的爱护真比自己的父亲还要深厚的多。所以在泰戈儿离开我们到美国去的时代，他们二人都是十分的伤感，在码头上昂这头看到他老人家倚在甲板的栏杆上，对着我们禽着眼泪。挥手的时候，我的心一阵阵直□酸！恨不能抱着志摩痛哭一场！可是转脸看到我边上的摩，脸色更比我难看，苍白的脸，瘪着嘴，咬紧牙，含着满腔的热泪，不敢往下落，他也在强忍着呢！我再一哭，他更要忍不住了。离别的味儿我这才尝到。在归途中，志摩只是□着头一言不发，好几天都没有见着他那自然天真的笑容。过来一时，忽然接到老头子的来信，说在美国受到了侮辱，所以预备立刻回到印度去了，看他的语气是非常之愤怒。志摩接到信，就急得坐立不安，恨不能立刻□到他的身旁。所以在他死前不久，他又到印度去过一次，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会面。他在印度的时候大受当地人们的欢迎，报上也时常有赞扬他的文章，同他自己写的诗歌，他还带回来给我看的呢！他在泰戈儿的家里住了没有多久，因为生活不大习惯，那儿的蛇和壁虎实在太多，睡在床上它们都会爬上来的，虽然不伤人，可是这种请□也并不好受，讲起来都有点儿余悸呢！他回来后老是闷闷不乐，对老头子受辱的事是悲愤到极点，恨透美国人的蛮无情理，轻视诗人，同我一谈起就气得满脸飞红，凸出了大眼睛乱骂。我是不大看见志摩骂人的，因为他平时对任何人都是笑容满面一团和气的。谁若是心里有气，只要看到他那天真活泼的笑脸，再加上几句笑话，准保你的怒气立刻就会消失。可是那一个时期他是一直沉默寡言，我知道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愤怒在煎熬着他呢！不久他遭母丧，他对他母亲的爱是比家里一切人要深厚，在丧中本来已经十二分的伤心了，再加上家庭中又起了纠纷。使他痛上加痛，每天晚上老是一声不响的在屋子里来回的转圈子，气得脸上铁青，一阵阵的胃气痛，这种情况至今想起还清清楚楚的在我眼前转。封建家庭的无情、无理，真是害死人，我也不愿意再细讲了。总而言之，志摩在死前的一年中，他的身心是一直沉湎在不愉快的环境中，他的内心有说不出的苦，所以他本来只预备在北大教一学期书，后来却决定在年假时，我也一同搬去，预备□居了。谁知道在十一月中，在他突然飞回来的那次就遇险了。
回忆！如果回忆起来，事情太多了。我虽然同他结合了没有多少年，可是其中悲欢离合的情形倒是不少！写几天几晚也写不完！我倒是想写，可是我不感写，我没有这个毅力和勇气，一回想起来，我这个久病的残躯和这已受创伤的神经，更负担不起这种打击，平静的心中又涌起繁杂的念头，刺的我终夜也不能合眼。我一直想给志摩写一个传，这是我的愿望，蜷伏在我脑子里好久了，最近我是极力的在设法恢复我的健康，以便更好的写点东西，然而荒了许久的笔已经生了锈，一定要好好的磨炼一番才能应用呢！这短短的一点只能算是记述一小段泰戈尔二次来华的小聚，以后等我精神稍觉回复，再多写一些往事罢。

一九五零年我又大病一场，在床上整整睡了一年多。在病中，我一想起志摩生前为新诗创作所费的心血，为了新文艺奋斗的努力，有时一直写到深夜，绞尽脑汁，要是得到一两句好的新诗，就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的立刻拿来我看，娓娓不倦的讲给我听，这种情形一幕幕的在我眼前飞舞，而现在他的全部精灵蓄积的稿子都不见了，恐怕从此以后，这世界不会再有他的作品出现了。想到这些，更增加我的病情，我消极到没法自解，可以说，从此变成了一个傻瓜，甚么思想也没有了。
呆头木脑的一直到一九五四年春天，在一片黑沉沉的云雾里又闪出了一缕光亮。我忽然接到北京“商务”来的一封信，说志摩全集稿子已经寻到了，因为不合时代性，所以暂时不能出版，只好同我取消合同，稿子可以送还我。这意想不到的收获使我高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心里不断的念着：还是共产党好，还是共产党好！我这一份感谢的诚意是衷心激发出来的。回想在抗战胜利后的四年中，我奔来奔去，费了许多力也没有得到一个答复，而现在不费一点力，就得到了全部的稿子同版型，只有共产党领导，事情才能办得这样认真，我知道，只要稿子还在，慢慢的一定会有出版机会。我相信共产党不会埋没任何一种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的。一定还有希望的，这一回一定不会让我再失望的，我就再等待罢！
果然，今天我得到了诗选出版的消息！不但使我狂喜，志摩的灵魂一定更感快慰，从此他可以安心的长眠于地下了。诗集能出版，慢慢的散文、小说等，一定也可以一本本的出版了。本来嘛，像他那样的艺术结晶品是决不会永远被忽视的，只有时间的迟早而已。他的诗，可以说，很早就有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每一首诗里都含有活的灵感。他是一直在大自然里寻找他的理想的，他的本人就是一片天真浑厚，所以他写的时候也是拿他的理想美景放在诗里，因此他的诗句往往有一种天然韵味。有人说，他善〔擅〕写抒情诗，是的，那时他还年轻，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他是一直在寻求他理想的爱情，在失败时就写下了许多如怨如诉的诗篇；成功时又凑了些活泼天真、满纸愉快的新鲜句子，所以显得有不同的情调。
说起来，志摩真是一个不大幸运的青年，自从我认识他之后，我就没有看到他真正的快乐过多少时候。那时他不满现实，他也是一个爱国的青年，可是看到周围种种黑暗的情况（在他许多散文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性情），他就一切不问不闻，专心致志在爱情里面，他想在恋爱中寻找真正的快乐。说起来也怪惨的，他所寻找了许多时候的“理想的快乐”，也只不过像昙花一现，在短短的一个时期中就消灭了。这是时代和环境所造成的，我同他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我们的理想快乐生活也只是在婚后实现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其间的因素，他从来不谈，我也从来不说，只有我们二人互相了解，其余是没有人能明白的。我记得很清楚，有时他在十分烦闷的情况下，常常同我谈起中外的成名诗人的遭遇。他认为诗人中间很少寻得出一个圆满快乐的人，有的甚至于一生不得志。他平生最崇拜英国的雪莱，尤其奇怪的是他一天到晚羡慕他覆舟的死况。他说：“我希望我将来能得到他那样刹那的解脱，让后世人谈起就寄与无限的同情与悲悯。”他的这种议论无形中给我一种对飞机的恐惧心，所以我一直不许他坐飞机，谁知道他终于还是瞒了我愉快的去坐飞机而丧失了生命。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今天的新诗坛又繁荣起来了，不由我又怀念志摩，他若是看到这种情形，不知道要快活得怎样呢！我相信他如果活到现在，一定又能创造一个新的风格来配合时代的需要，他一定又能大量的产生新作品。他的死不能不说是诗坛的大损失，这种遗憾是永远没法弥补的了。
想起就痛心，所以在他死后我就一直没有开心过，新诗我也不看□，不看杂志，好像在他死后有一个时期新诗的光芒也随着他的死减灭了许多似的，也许是我不留心外面的情形，可是，至少在我心里，新诗好像是随着志摩走了。一直到最近《诗刊》第一期□，我才知道近年来新诗十分繁荣，我细细的一首一句的拜读，我认识了许多新人，新的创作，新的□□，我真是太高兴了，志摩生前就无时无刻不为新诗的发展努力，他每次见到人家拿了一首新诗给他看，他总是喜气气的鼓励人家，请求人家多写，他恨不能每个人都跟着他写。他还老在我耳边烦不清楚，叫我写诗，他说：“你做了个诗人的太太而不会写诗多笑话。”可是我□个笨货，老学不会。为此他还常生气，说我有意不肯好好的学。那时我若是知道他要早死，我也一定好好的学习，到今天我也许可以变为一个女诗人了。可是现在太晚了，后悔又有甚么用呢？

《徐志摩诗选》序
写诗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又要环境的□合，本身的思想同艺术水平，并不是随时随地的就能产生出来的。志摩写诗最多的时候，是在他初次留学回来，那时我同他还不相识，最初他是因为旧式婚姻的不满意，而环境又不允许他寻他理想的恋爱，在这个时期他是满腹的牢骚，百感杂生，每天彷徨在空虚中，所以在百无聊赖、无以自慰的情况下，他就拿一切的理想同愁怨都寄托在诗里面，因此写了不少好的诗。后来居然寻到了理想的对象，而又不能实现，在绝度失望下又产生了多种不同风格的诗，难怪古人说“穷而后工”，我想这个“穷”不一定是指着生活的贫穷，精神上的不快乐也就是脑子里的“穷”——这个“穷”会使得你思想不快乐，这种内心的苦闷，不能见人就诉说，只好拿笔来发泄自己心眼儿里所想说的话，这时就会有想不到的好句子写出来的。在我们没有结婚的时候，他也写了不少散文同诗歌，那几年中他的精神也受到了不少的波折。到〔倒〕是在我们婚后他比较写得少。在新婚的半年中我是住在他的家乡，这时候可以算得是达到我们的理想生活，可是说来可笑，反而连一句也写不出来了！这是为甚么呢？可见得太理想、太快乐的环境，对工作上也是不大合适的。我们那时从早到晚影形相随，一刻也难离开，不是携手漫游在东西俩〔两〕山上，就是陪着他的父母欢笑膝下，谈谈家常。有时在晚饭后回到房里，本来是肯定要他在书桌、灯下写东西，我在边上看看书陪着他的，可是写不到俩〔两〕三句，就又打破这静悄悄的环境，开始说笑了，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许多说不尽、讲不完的话。就是这样一天天的飞过去，不到三个月就出了变化，他的家庭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纠纷，同时江浙又起战争，不到俩〔两〕个月我们就只好离开家乡逃到举目无亲的上海来，从此我们的命运又浸入了颠簸，不如意事一再的加到我们身上，环境造成他不能安心的写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是一直没有甚么特〔突〕出的东西写出来。一直到他死的那年，比较好些，我们正预备再回到北京，创造一个理想的家庭时，他正〔整〕个儿的送到半空中去，永远云游在虚无缥缈中了。
今天诗集能够出版，真使我百感俱生，不知写了那〔哪〕一样好，随笔乱涂，想着甚么，就写甚么，总算从今以后，三十六年前脍炙人口的新诗人所放的一朵异花又可以永远的开下去了。

谈文房四宝
清明的那天，可巧隔晚来了一阵狂风暴雨。天明的时候，玻璃窗上还沙沙的听到雪珠打转的声音，所以起身以后就觉得满身寒意，一点也不像一个明媚的春天，反倒阴沉沉的，增加了不少的伤感。
我本来预备到江湾去看看我父亲的坟墓是否安全？动身时可巧鍊霞来访，要我给《万象》写点东西。久别重见，更觉欢慰，拉了她同去江湾，看到了许多不容易见着的情形。我家的坟墓已是改变得连我自己也认不出来那〔哪〕一个是我父亲安卧的地方了。树木石碑全都不知去向，真叫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满腹的怨恨也不能流露出来，只好低着头一步步的往回走，路过一个私人的花园，鍊霞和同行者下车去踏青，我自愿独自坐在车里呆想。
在这种时期，一切都不由我，若是连自己父亲的尸骨都不能保全，叫我何以为情！虽然路边上满开着红花绿叶，带着春光的娇丽，我也没有心神去理会它们。
鍊霞等游毕归来，又带着许多不知名的花草，红的红得像秋天的枫叶一般，大大小小，塞满了一车子的花，连人坐的地方都让了花。说说笑笑，倒拿我的愁怀减去了一半，还算不虚此行。回家后，就想预备写一点东西，可是想来想去，实在写不出甚么。可巧钱君瘦铁那天在美国柏林夫人茶宴谈话座上，说了一段文房四宝的来源，倒觉得很有趣味。同时，鍊霞又叫我写一点关于美术文艺的东西，既有了现成的资料，我就借它来转述一下，同时我自己也作一些补充。
我们中国的文艺记载，大约比那〔哪〕一国都早，在上古时代还没笔墨纸砚的时候，就已经想出用绳子来打成结，代表每一个字。到了殷商的时候就更进一步，拿刀刻字在甲骨上，或者将字刻在竹片上面，再连串成册，做成像书籍一般，也可以像现在的书似的诵读。一直到东汉的时候，蔡伦想出法子，拿树皮、破布及鱼网，捣之成糊，再做成薄片，放在日光下晒干，这就开始有了纸。
至于墨的创造，也不知始于何人？最初是用漆写在竹简或木片上。到了魏晋的时候，才拿黍烧烟，加点松煤，做成糊，像墨汁似的。一直到唐朝初年，有高丽人贡来松烟墨，才学着做成锭状。唐初名画家吴道子，画过一幅《送子图》，图中有一仙女，坐于天帝之后，作磨墨之状，足见那时已有锭墨在普遍应用了。
到了宋朝熙宁年间，有一个张遇，拿油烟入麝，制成墨供给御用，就叫龙剂，那是有名的制墨家。此外，南唐有李廷珪，明有程君房、方于鲁等。直到现在，我们偶然买到一锭程君房的“玄玉”墨，没有不喜欢得比拾着一块金子还高兴，因为画起来它的墨色要比现在的新墨黑得多，所以画家没有一个不爱收藏古墨的。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在清初是一位墨的著名监制人，他监制的墨名为“兰台精英”，我家曾有旧藏者一笏，背面上端有“康熙乙亥”字样，填金色。下分两行，是“织造臣曹寅监制”七字，填蓝色，俱做楷书阴识。我在童年时见过此墨，当时据家父见告：此墨是曹寅任江宁织造之时，委托程正路制以进贡的。清初制墨，年代不算太古老，但已珍若拱璧，轻易不肯示人。
可是对于笔就两样了！新的要比旧的好用得多。大约古时人对于笔没有十分研究，也许毛类的东西不能持久的缘故。最初的时代用刀、竹干或木干来代笔，一直到秦时蒙恬大将军才发明用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制成笔形，一直流传到如今。
四样之中，我看砚石用途最次，发明也一定在笔墨之后。没有笔，根本用不着砚。汉代之前好像用的砚是凸底的，因为没有锭墨可研，不过拿笔蘸着墨汁，在凸面上调和而后才写字，大都用的是滑石。近年有人在杜陵掘得一砚，是洮湖石所制，还有款白，是汉宣帝所用，这可以证明砚石是始于汉代了。
制砚的能手中有一位女性，不可不记；她就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琢砚工人顾道人之媳，顾圣之的妻子顾二娘。做过一任广东肇庆府四会县知县的黄莘田，曾请顾二娘琢了一批端溪石砚，手工非常精巧，黄乃作诗谢之曰：“一寸干将切紫泥，专诸门巷日初西。如何轧轧鸣机手，割遍端州十里溪。”黄莘田的一位诗友陈兆仑，看到了顾二娘所琢的端溪石砚后十分惊叹，也写了一首诗赞美她，句曰：“淡淡梨花黯黯香，芳名谁遣勒词场？明珠七字端溪吏，乐府千秋顾二娘。”从此诗看来，黄莘田似乎还曾为她写过传奇剧，所以才用得上“乐府”二字，惜已无从稽考；只知其后顾二娘病故，黄又作诗悼之曰：“古款遗凹积墨香，纤纤女子切干将。谁倾几滴梨花雨，一洒泉台顾二娘。”
琢砚人物中有这样一位女性，也算是我们妇女界的光荣。

关于王赓
最近读到了沈醉先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期第八十页所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有一段：“在一二八上海战争期间，便有一个旅长王赓和死去了的名诗人徐志摩的爱人陆小曼闹恋爱，陆当时为上海的红舞女，王追求陆挥金如土，最后因无钱可花，而带着地图去投日本人。”这一段写得与实际情况不符，所以我想将事实谈谈。
先谈一下王赓这个人。他是美国西点陆军大学毕业的，对军事学识有一定的修养，据说对于打炮尤特有研究。但是他的个性怪僻，身为武夫而又带着浓厚的文人脾气，所以和当时军界要人的人事关系相处得很不好，因此始终郁郁不得志。我十九岁时，在“父母之命”之下与他结了婚，但感情一直不好。沈醉先生那二篇文章所提的一二八事件的时候，我已经与王赓离婚了好多年，并且已与志摩结婚多年了。就是那一年里，志摩乘飞机在山东遇难的。我那时正因病缠绵床笫，在四明村卧病了好几个月，也没有去过礼查饭店。（因为那时外界也有谣传，说我避难在礼查饭店。）更谈不到甚么上海红舞女云云。至于一二八王赓那件事，据我所知是这样的：
王赓那时并不在正式部队里，而是应宋子文之请主持盐务缉私的军警事宜（是甚么名义，我已记不清楚了）。十九路军因为抗日的需要，尤其是因为缺乏良好的炮手，所以向宋子文把他借了过来的。在战斗期间，开炮是一直由他负责的。但是，当时由他指挥打向日本总司令部的炮，老是因为发生一点小差错而不能命中目标，他自己因此感到十分愤急，所以那天他是急匆匆地到美国驻沪领事馆去寻他在西点军校同班的一个美国同学——同是好炮手的那位朋友去研究一下。他那同学是一等参赞，名字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就是那名闻全球的辛普森太太（Mrs.Simpsom）的丈夫。那天王赓为了去寻他，坐了一辆破旧的机器脚踏车。谁知道开到外白渡桥上，车子就坏了。他想反正下桥转弯就到了，就走过去罢！王赓平素非常粗心而且糊涂。其实那时美国领事馆早已搬家，原来的地址已经是一个日本的军事机关（甚么名字我也记不得了）了。王赓是一个深度近视眼的人，那天正在心不在焉地想着开炮的事情，等到一直走到门口才抬头，想问问那位同学是否在家，谁知道一抬头，看是个日本军在那儿站岗；他一惊慌，扭过头去就往回跑。那是正值天寒，他的军装外边加了一件丝棉袍子，跑起来飘动了下摆，就露出了里面的军装裤子；因此一跑反启日军的疑心，注意到他的军服，他们就立刻如临大敌，结队在后追捕。他一时无目标地乱跑，跑到了礼查饭店的厨房间，正在恳求那些外国厨子让他躲藏时，厨子不答应，一定要他立刻出去。正在争吵不休声中，日军就冲进来将他扭住。他当时就向日军声称，不用硬扭，走是一定跟着他们走，但是必须到左边的捕房中去转一转，因为当时租界上是不能随便逮捕人的，所以他们就一同到了虹口巡捕房。王赓的主要目的就是到了巡捕房就可以要捕房工作人员将他手里的公事皮包扣留下来；因为其中确有不少的要紧文件，不能落在日军手内的。因此，捕房内的中国人就答应将皮包代为保藏。外界流传的带了作战地图去投日本人这句话，就是因此而起。又加上在他被捕后没有几天，日军就在金山卫登陆，所以外边的流言是更加多了。事后不久就由美国领事馆向日军将他要了出来，由蒋介石加以监禁、审讯。由于各种的证明及虹口捕房的皮包等证件才算查清了这件案子，始予释放。
这件事是由王赓亲口告诉我母亲的（因为我母亲一直是同他感情很好的）。同时，我也听到官场中的亲友们来纷纷同我讲起。我认为这段经过情况是比较可靠的。

《小曼日记》（稿本）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我现在起始写一本日记，实在不能说是甚么日记，叫“一个可怜女子的冤诉”罢，我一向心里的忧闷，全放在腹内容它自懒〔烂〕，现在我不拟，为甚么不泄漏〔露〕在纸上，亦无人看见倒可已〔以〕稍微让心怀里松一松。
前天我送他在上火车，送他远走他乡，我心里满不愿意地去送，我心里怎样难受又不能叫人知道，我们最后的几分钟还是四面站满了人，月光多〔都〕落在我们身上，仿忽〔佛〕我们不应当这样的亲密似的，我心里一阵阵的酸，回想起来亦分不出甚么味儿。眼看着车要开了，他的眼不住的向我看。呀，爱呀！我那〔哪〕里还敢看你呢？我知道你眼眶里亦一定满着无限的眼泪，难道你会真愿意抛弃你的爱而远走他乡？这种无可奈何的事情偏偏来的多。他泪中带着许多的话，我全明白，我只不敢看他，恐怕在这许多人前泄漏〔露〕了我的神圣恋爱。他，他还要来握我的手，咳，真好像一把刀在那里切我的心，我头亦不敢点，一直到车动了，他站在车边用手送吻给我们（给我一个人我知道的）。我才看一看就把头藏在梦绿胸前了，并不是我十分怕那炮竹声，不过借此盖去我脸要哭出来的样子，车子甚么时候走完的我亦不知道，回头就走。在马车里他还说：“你的眼睛为甚么红红的？哭甚么？”咳！他明知我难受，还要成心来呕我，我倒亦不怪他，因为他，本来是木头人，懂甚么叫情呀。得，完啦，他走啦，无情的火车虎虎的带了他去了，我的爱！我现在才知道离别的苦趣〔凄〕呢。你去了到〔倒〕不要紧，我的心不过就丢了。我这孤单的心去向谁要那温存的安慰呀。我只能冷凄凄的等着罢！咳，天呀，我等，等到几时呀？亦许我等不到我的“那一天”便怎样呢！好危险呀，我得去撞、打，挪去那一切可恶的东西，我回家后收拾了一下他给我的东西，他的日记同他心爱的信，我亦看了一遍，日记我没有敢看，恐怕没有甚么胆量，可惜这样一个纯白真实的爱，叫她生生壁〔逼〕了回来，看得好不生气，难道他亦因得女人的苦么？许多女人老说男人怎样的看不起她们，她们亦不想想自己有令人看得起的地方没有？我说不然女人亦有怀〔坏〕的，有种男人可以拿他嬉玩的，有一种（像他似的）难道亦叫人看不起么？那她还不如拿镜子先照照自己的脸罢。他还说他不敢侵犯她，她是个神女□，我简直不用谈这件事罢，我说起就发抖。
昨天一日在广济寺伴和尚们念经，家里在那里做佛事，我这几天的心里是难受到无可再可的地步了。再到庙里去，耳边一阵阵的风吹来的钟响，禅声，叽叽咕咕，好不凄惨。我老眼泪往往〔汪汪〕地同人家说话，娘直问我为甚么难受，我只能说“心里不高兴”，她是明白我的，两眼向我看看一言不发。到晚来殿里和尚们，那〔在〕那里放焰口，庭前石栏杆上被银月照得雪白，只见树枝映在地下，摇摇摆摆，同我心里一般的摆想着，里边出来的叫魂声同月光惨淡的颜色，使得我忘却身上的寒冷，独坐在杆上发愣。我那时心里真空，想想甚么事多无趣极点，做了个人本来已经无味极的！尤其遇着我这等的境遇，我既不能同我的恋爱同享那理想的娱快，过我一直切想的日子，我又为甚么不摒弃这万恶的社会，去过那和尚一般的生活呢？我心里觉得空极了，到〔倒〕亦没有十分的苦楚，因为随便甚么事看开些就不觉得有十分快活同苦楚的。我愣愣地独自背人坐在月下，糊〔胡〕思乱想被娘来叫醒了我。咳，见了她老人家，我心里不由地甚么丢开了，她年已半百，身体又非常的弱，不在这几年内尽我点孝心还等何时呢！我等着，耐着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