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相对于成熟市场，新兴市场发展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需求在其中扮演极其关键的驱动角色。成熟市场中的技术外溢使得新兴市场能够大量引进成熟的产品，这就降低了新兴市场中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和成本。

奖金激励比较适合很成熟的行业，事先可以知道正常情况下公司能赚多少钱，然后根据实际利润相对多出多少来决定该发多少奖金，这样和员工之间对未来奖金与贡献的关系都有清楚的预期。但是奖金激励很容易助长短期行为，如果今天的努力只对公司的未来而不是现在有好处，员工们不一定有兴趣那样去做，毕竟公司的未来可能跟他们没关系；相反，越是能让公司短期盈利的事，哪怕这样做会损害公司的长远利益，他们也越会去做。

家庭成员在家庭互动中不断学习到新知与得到新的激发的可能性非常小，很多家庭是在沉默与家长里短的寒暄中进行着内涵度很浅的家庭生活。提倡亲子共同爱好，有了亲子共好才有对话的共同语言与情感基础，而不只是因为生理意义上的亲子与社会意义上的共同生活而产生的自然依赖。长辈不只要做长辈，长辈更要做孩子的朋友与共同体验者、平等分享者。对话这件事，比对话的具体内容本身，意义要大得多。

在“养子防老”的农业社会里，为了保证作为投资载体的儿女给长辈以回报，父母必须对子女威严，而后辈以名分等级相隔，因此，跟子女平等沟通历来不是“四书五经”所倡导的中国家庭图景，长辈不可能降格跟后辈平等对话，而如果后辈对长者的言论提出质疑，那就是犯上作乱了，会造成“养子”但不“防老”的局面，会被看成是从根本上威胁到儒家社会秩序的事。

沃尔玛带来的几乎是一场零售业革命，给消费者带来巨大好处，但也逼着许多人另谋职业。这就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讲的“创造性破坏”。也就是说，沃尔玛把千千万万个小规模杂货店挤垮，这当然是一种破坏，破坏了原来以高价格、低效率著称的零售业秩序。按一般的理解，“破坏”是一个贬义词，可是，沃尔玛的破坏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是褒义的，因为沃尔玛取代千千万万家杂货店之后，社会效率提高了，数亿家庭的生活费用降低了，是对社会的创造性贡献。

知识不再稀缺，稀缺的只是好奇心。以前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你要特别努力，经过某次考试或者某种官方的认证才能够进入到下一阶段的学习，而现在知识就在那里，只要你想要随时都可以拿到它。因为信息是平等的，你和权威或者不是你专业领域的人沟通的时候，在信息的量级上就没有太大的鸿沟了，可以通过独立思考平等对话，这使得我不太会去惧怕权威。通过自主学习建立起来的对知识的自信心，我从心里觉得靠自己是可行的。所以我觉得我刚入职场时，和很多年轻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先天对权威的东西并不那么在乎。

比如你说德国的文化是什么？我心中的所谓的文化是民俗，在他人心中的印象之类。尼采的说法是，一个伟大民族或者一个伟大文化的影响，就是这个民族最伟大的那些人的历史连成一片。我老板说，一个团队能力的提高一定不是所有人整齐划一齐步走，不应该把很多精力放在帮助别人成长上，最重要的是有人能够冲出一个标杆，杀出一条血路。你要相信人都是有能动性的，他们的内心有一团火，他们看到路，会往这个方向努力。当你不是 leader 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权威，不能要求别人做什么，最有效率的方式是，给大家杀出一条血路。一定不是靠你自己去解决的，需要每个人迸发出他应该迸发出的能量，没有一个东西叫团队，我们每个人是最好的，这个团队就最好。

就中国而言，“国营”至少可追溯至11世纪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在王的倡导下，由国家直接经营粮、茶、盐、牛马交易等商品，使政府成为直接的经营者，与民争利，但是那次实验只持续了十几年。近代鸦片战争后，“国营”理念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中重新出台，比如1865年的江南制造局，就是由政府出资建立的。但即使在晚清洋务运动期间，人们对纯粹的“国营”也是多有警惕、提防，当时的红顶商人盛宣怀在19世纪70年代论及煤铁矿务、航运企业的创建时就说，‘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意思是说，如果由政府官员办企业，是做不久的，因为官员追求的目的是升官，这与企业的长久兴盛相背离，而商人的目的是为了发财，所以商人的动机与企业的长久兴盛完全一致。最后清朝官员采用了所谓“官督商办”的形式，就是由政府担任监督的角色，而实际的企业经营和所有权还是留给民间商人。所以，至少在晚清，还并没有把国家推到“创业者”和直接“经营者”的位置上。

如果一个国家的契约环境差，企业就更倾向于什么都自己做，不相信别人的供货保证。中国的契约文化还欠发达、法治没到位，人们为了使自己的主营生产线能持续进行，只好通过公司内部生产尽可能多的原材料，而不是靠市场交易或者外包来保证供货。
但是如果各个企业什么都自己生产不从市场上买，到最后各家企业都无所不包，但什么都做不好，大家都自给自足使市场没机会发展。（正常情况下只有供货紧张、价格风险高的原材料才有必要去自己生产以降低成本和保证质量放心供货安全）这种情况下的公司内部的垂直一体化整合不是主动选择而是外部契约不可靠所致，是由外部法治不到位所引申出来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法治发展是市场化深化的基础，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公司喜欢什么都自己做，而美国的公司更倾向于专注整个价值生产链中的一个环节。
实际上，不只是国家之间有这些差别，即使在一国之内，因不同地区的契约文化有很大不同，企业选择的垂直一体化程度也会不同:在中国，浙江因为靠海，其商业发展历史比内陆省份更长久，其商业文化，特别是契约文化就比湖南等省的要发达得多。所以在浙江，企业能够选择专，实际情况也的确是浙江企业更倾向于专，通过市场交易能实现的分工很细。相比之下，湖南企业更倾向于什么都做，专业分工不够。

关于愤怒:相对于大脑的整体大小，女性大脑中控制愤怒和攻击性冲动的区域更大，可能意味着男性更易怒。一时的疯狂需要很多年时间来弥补。但是愤怒不止是自我毁灭性的，人类进化出了愤怒的能力，是因为愤怒能给予我们能量，克服糟糕的现状，愤怒同时也是积极改变的催化剂（报复给人以成就感摆脱受辱境地）。
关于大脑中情感部分的构造，男性激烈的情绪记忆似乎隐藏在大脑情感区的深处，而女性激烈的情绪记忆在最前部分，所以很容易触及这些记忆，经常反复，女性要原谅和忘记比男性更难。

米苏真乃才女

人有时候是身心分离的，很难客观地评价自己的实际状态。人在疲劳时也是如此，有时连自己也很难说清楚疲劳的程度。比如中国台湾的跑步教练徐国峰老师说，他因为咳嗽得特别厉害去医院看病，做完检查后，医生说:“从你现在拍的片子来看，肺部因为发炎已经呈现白色，你应该是躺着被送到医院来，竟然自己走着来了。”实际上，徐国峰老师在前一天还跑了5km，也没有觉得身体有问题。这就是自己的体感和身体的实际情况出现了偏差。尤其是经常运动的人，由于耐力训练让意志力和忍耐力变得强大，身体的不适感往往就被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