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人士与蜀汉兴亡》张承宗，郑华兰
其实，对益州土著地主集团的拉拢与打击，只是外来势力势必会采用的一种正常手段。从以下一些数字，我们更可以看出些倪端。《三国志·蜀书》中，除刘氏家族外，立传者五十九人。其中属于外来势力集团的有四十人（包括刘备转战南北时的旧日文武、荆州人士及原刘璋部下的东州人士等），而益州土著地主集团的只有十九人。蜀汉政权的最高领导核心层中，基本上没有益州地主。蜀国承袭汉制，是以丞相（或大将军录尚书事）执政，又以尚书台作为中枢行政机构。然而蜀汉一朝，先后出任丞相（或大将军录尚书事）的六人，无一蜀地人士;出任尚书令、仆射者十三人，除巴西姚伷由曾为仆射（卷45:P.1087），马忠曾代理过几个月的尚书令外（卷43:P.1049），其它全为荆州地主所占据。十九个益州人士中，所授予的官位也不过是一般的郡守、将军和谏议大夫，没有一个人进入了蜀汉政权的最高决策机构，因而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代表益州土著地主集团的利益说话。由此来看，益州地主中虽然有一部分人进入了蜀汉政权，也获得了一定的权力，但总的说来地位不高。
蜀汉政权是由外来地主势力所建，因此对益州地主势力基本态度是尽力争取，采用利用和限制并举的政策。以后，随着彭漾谋反，李邈、张裕冷嘲热讽，公开反对刘备，徐巨和高秦、马胜起兵反蜀等一系列益州地主反抗的发生，刘备集团更提高了对益州地主的警惕。到蜀汉后期，随着刘备集团中的军、政优秀人物先后逝世，益州地方大族的势力开始逐渐抬头，姚亻由为沿书仆射，马忠代理尚书令，就在这一时期。但这些并没有根本改变益州大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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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景元四年九月，即蜀景耀六年(263)，魏国大举伐蜀。邓艾入阴平后，“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2](卷42:P.1030)，益州人谁也不抵抗。唯有诸葛瞻迎战，但却战死，邓艾直逼成都，刘禅急忙召集群臣商议。正如先前蜀地人士张松建议刘璋迎先主入蜀的历史一样，这回又是益州土著地主集团的代表人物谯周公开主张投降。这说明，益州土著集团对蜀汉政权一直都不满意，外来地主集团影响了他们的权力。蜀汉的灭亡正巧可以驱逐荆楚等外来地主势力出益州，对益州土著集团来说，这一直是他们的心愿。从张松到谯周，以及益州从刘焉父子起发生的一系列起兵反抗，都反映着这种意图。刘禅听从了谯周的建议，投降了魏国，魏国灭蜀只花了短短两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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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人士没有受重用，探其原因有多方面。一来刘备在赤壁战后，已拥有荆州。到他平定益州时，兵力已达十万左右，又有一批“荆楚之士”，有足以依赖的基本力量。不像孙、曹那样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地的世家豪强;再来，刘备、诸葛亮夺取益州，是对“隆中对”中一个战略设想的实现。为了把益州建成统一全国的战略基地，他们必须加强中央集权。鉴于刘璋政权“以宽治蜀”的失败教训，刘备、诸葛亮等人反其道而行，实行“以严治蜀”，以纠正益州自刘焉以来“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一陵替”的积弊，为的是不走刘璋的老路;另外，在三国之中，蜀国最小，地狭民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扶植地方大族以换取他们支持的做法，地方大族将不断膨胀，与国家争夺土地和劳动力，会带来国家财政和阶级矛盾激化的严重后果。因而，坚定地依靠荆州地主集团，团结和信任东州地主集团，排斥和控制地使用益州地主集团，并且不让益州地主进入政权的中枢机关是蜀汉统治者用人的准则。

《论蜀汉政权的政治分化》白杨　黄朴民
著名三国史专家罗开玉先生将蜀汉政权的法制和用人政策与益州土著豪族的矛盾结合起来，指出蜀汉政权消亡的真正原因与其对待土著豪族的失误有直接联系，给人以独树一帜的印象。在三国史研究中，对蜀汉内部矛盾进行最系统梳理的学者当为田余庆先生。田先生在其大作《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中，将刘备蜀汉新政权分为“主、客”或者“新、旧”阵营，对复杂的新旧之争精辟深入的论述，将蜀汉史研究推向了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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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刘备、诸葛亮任用了一些愿意为蜀汉政权效力的益州人才，而且还能破格提拔，如法正、杨洪、张裔、黄权、马忠、尹默、李譔、秦宓等人都是蜀汉政权的骨干人物。但是对于这些人，刘备、诸葛亮还是时时不放心。刘备北征汉中，诸葛亮向属下犍为武阳人杨洪征询意见，杨洪答道: “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诸葛亮对此十分赏识，破格任用杨洪为蜀郡太守。但是刘备北伐之后，“顷之，转为益州治中从事”。杨洪的官职虽然升了，但是却离开了独掌实权的位置。可见，刘备、诸葛亮始终对益州势力保持警惕，不给其发展壮大的空间。因此，在下面的列表中，绝大多数益州势力的成员进入不到蜀汉政权的最高决策机关，也是有因可循的。
同样，面对刘备、诸葛亮一方的压制和不信任，益州势力也采取了不合作的抵抗态度。一些握有兵权的，尤其是南中地区与少数民族为伍的豪帅，总在等候时机反蜀；一些益州士人制造舆论，造谣惑众，在为蜀汉的衰落、益州势力的复兴大肆活动。刘备定益州，从荆州带来了大量军队，加上刘璋东州势力的兵力，有足够镇压益州势力的实力，使益州本土势力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刘备章武元年(公元220年)与东吴的猇亭之战后，兵力与物资都损失大半，同时带来的后果是刘备在蜀汉新政权的威望逐渐下降。此时，握有益州兵权的本土势力开始举兵反蜀。汉嘉太守黄元、益州郡大姓雍闿、夷帅高定以及牂牁太守朱褒等，先后率众反蜀，虽然后来被诸葛亮等人强行镇压下去，但是对蜀汉政权来说，益州势力的疏离甚至对立，始终是一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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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经过几十年的反复较量，到了蜀汉后期，也就是后主景耀年间，随着蜀汉政权中草莽势力、荆襄势力中人才的相继过世与损失，益州的本土势力逐渐在蜀汉政权中取得了一定的权力。上表关于最高机关的尚书人选的任用就是证明。景耀元年(公元258年)，益州名士谯周提出了著名的《仇国论》。这篇文章实质上是益州本土势力与荆州势力、东州势力等外来势力四十多年来斗争的产物，代表了益州本土势力对蜀汉政权的系统看法与责难。同时《仇国论》也为后来刘禅投降奠定了思想上的准备。王夫之说“国尚可存，君尚之乎其位，为异说以解散之心，而后终之以降，处心积虑，唯恐刘宗不灭，惜矣哉!读谯周《仇国论》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值得注意的是，谯周如此明目张胆地宣扬“国灭论”，竟然没有受到惩罚甚至听到反对的声音，那么当时执政的人物为什么不对这种危害社稷的行为进行制止呢?这是让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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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景耀六年(公元263年)九月，魏国大举伐蜀。此时的蜀汉政权，危机四伏，四面楚歌。对外失去了东吴的援助，对内政治分裂，益州本土势力幸灾乐祸，袖手旁观。邓艾入蜀，蜀汉百姓“惊迸山野”、“众皆四散”，所以邓艾才能如入无人之境，直驱成都。成都蜀汉中枢只有诸葛瞻统兵迎敌，最后战死于绵竹前线。刘禅软弱无能，召集群臣商议，结果又是谯周公开主张投降。王仲荦先生认为，“在益州本土势力看来，蜀汉政权并不能代表他们的全部利益，它的覆亡，也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伤害，相反，这一政权的覆亡反可驱逐荆楚等外来地主势力于益州之外，而使益州本土势力更能获得长足的发展”。可谓真知灼见。刘禅听从了谯周的建议，也是听从了益州本土势力的建议，举国投降了曹魏。从魏国攻蜀到平蜀，仅仅花了两个月，可见蜀汉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了。
曹魏灭蜀后，益州本土势力的愿望得以实现。因为司马昭在公元264年下令将荆襄势力和东州势力这些外来势力全部迁往中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益州本土势力“蜀人治蜀”的要求。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蜀人治蜀”，主要指代益州本土势力希望排除外来势力、自己作主的政治意愿。在刘备、诸葛亮治理蜀汉期间，他们长期受到压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他们因此意识到这种意愿在逐渐落空。到刘禅时期，蜀汉政权已经内部空虚，而益州本土势力对此也回天乏术。或许，对他们来说，与其自己推翻蜀汉政权，得不到梦想的利益，不如借助外力来消灭蜀汉，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后来谯周等人的劝降以及他们在晋朝的显赫地位就能说明这一点。事实上，在以前的刘焉、刘璋统治时期，益州本土士人也是持有如此抵抗的态度的。后来在269年晋武帝司马炎对蜀地名臣的子孙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换句话说，益州本土势力以灭国的代价换得了外来势力在蜀汉政权统治的衰亡，并随蜀汉政权的覆灭而撤出益州的土地。

观点都大同小异，找到一篇持反驳意见的：
《信心丧失与知识忠诚：从谯周生平看蜀汉灭亡原因兼驳地域势力集团矛盾亡国说》
王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
对于蜀汉灭亡之原因，近年来最具影响的就是不同地域势力集团矛盾说。但仔细考察，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不足的。蜀汉内部的矛盾可能按进取者与保守者来划分会更确切一些。蜀汉的亡国，首先是其政治目标越来越无法实现，对外战争又使国贫民困不断加剧，从而导致域内民众信心普遍丧失；其次是这种信心丧失恰好与当时的普遍认知汇合，以致蜀汉国家认同破裂，谯周劝降后主得以成功。谯周的人生经历恰好生动地展现了这个变化过程。

罗开玉，就是那个到武侯祠参观，觉得诸葛瞻的雕像那么帅，不应该有个长得丑的娘，于是推出了诸葛亮肯定有个美貌小妾，诸葛瞻也是小妾所生这种神逻辑的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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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直不认为地域集团的分析完全正确，但自己也没什么见识。不知道lz有咩有看过仇鹿鸣老师的《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以及注释部分作者转引的一些著作？或许会有些启发？

蜀汉官员确实存在不同的身份属性，在分析蜀汉政治生态的时候参考这种身份属性是可以的。比如田余庆提出的“新人”、“旧人”的概念，白杨的“元从”、“荆襄”、“东州”的划分，参考他们的籍贯与事迹，这么划分是可以的。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不是说划分的不同标签的人就必然存在矛盾，同一个标签的人就一定构成一个党派。譬如蜀人张裔杨洪李恢等就积极与蜀汉合作，同为元从的关羽麋芳却颇有嫌隙，同为荆襄的魏延杨仪更是水火不容。蜀汉的很多斗争案件都不是集团性质的，往往是个人行为。
再者，蜀汉的这种矛盾没有夸张到导致亡国的程度。蜀汉亡国的原因也不是与蜀人的派系斗争。(虽然我觉得诸葛瞻姜维的争权是亡国的原因之一，但跟蜀人没什么关系)一些蜀儒对蜀汉政权兴趣不高是存在的，但是也并没有形成什么危害与斗争。《仇国论》与其说反对蜀汉政权，倒不如说是反对穷兵黩武。
划分不同属性是为了研究方便，而不是语出惊人，以此推导出蜀汉亡于集团斗争。说蜀汉集团内斗导致亡国，不妨问问他，除了谯周劝降，蜀人的反对引发了什么斗争，造成什么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