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地理位置优越，战略地位重要，但历史上却没有一个大一统王朝在襄阳建都。据湖北文理学院宋玉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姚守亮介绍，襄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曾有过建都的机会，仅有唐一代就两度成为迁都的候选之地。这期“国学课堂”，特别邀请姚守亮讲解，唐朝为什么将迁都的目光瞄准襄阳？最后襄阳又为什么与建都擦肩而过？
记者：如您所言，襄阳在唐朝曾两次被提上迁都的议程，请您详细介绍一下。
姚守亮：第一次迁都之议发生在公元624年，也就是唐高祖武德七年。当时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唐王朝采取了包括裁军在内的以利国家休养生息的政策，但裁军后随即遭到来自东突厥势力的屡屡侵扰。唐初疆域尚未拓展，致使关陇之地在战略位置上过于前凸，缺乏足够的纵深保护，唐朝方面则国力有限，一时难以与之抗衡。有鉴于此，李渊接受大臣建议，欲“焚长安而不都”，而将襄州（襄阳）作为迁都的首选，并派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到襄、邓一带先期考察，着手迁都的准备工作，“将徙都之”，意图将战线直接收缩到关陇腹地，而且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及宰相裴寂等当时一些重量级实权人物对此均表赞成。
记者：襄阳是否具备迁都的条件呢？
姚守亮：有唐一代，襄阳可以说是中央政府通往全国的交通枢纽，是贯穿东西、沟通南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大动脉，其地位仅次于京都长安和东都洛阳。
首先，襄阳在地理位置上临近关中，且连接四方之地：西北至长安，可沿武关道西行，连接关陇；北至洛阳，能直达河南、河北等地；东至随州，东南至郢州；居汉水上游之地，可顺流直下江南；南至江陵府，控扼湖广北出；西至房州，西北至均州，正当巴蜀东出之要道。因此，襄阳正处于水陆交通的通衢之地。
其次，凭山傍水，襄阳兼得形胜之势。若“移都”襄阳以后，完全能借助秦岭、汉水设防，构建起纵深防御，进而阻挡突厥骑兵继续深入中原腹地。更何况，就当时情况而言，河北、江南等地初定未稳，李渊仍需要保持对关陇、巴蜀等地的控制，如清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所指：“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阳也。”
其三，迁都势必要在短时间内将大批人员、物资撤离长安，而连接关中地区与江汉地区的武关道相对来说更为平坦开阔，还有丹江航道可以使用，因此，向南迁都襄阳是非常便利的。
记者：唐初迁都襄阳之议看来似乎板上钉钉，最后为什么夭折了？
姚守亮：在这一切看似顺理成章中又出现变数。这时，在朝议的过程中，手握重兵且欲借助防御突厥以稳固自己地位的秦王李世民突然向太子发难，他向李渊提出了自己的避敌之策，即通过军事、外交并用的手段来解决突厥的威胁，力谏坚守长安而暂缓迁都。随后，李世民率兵与突厥交战，最终达成输款、和亲的协议，长安的外部威胁得以解除。所以无论李渊本人是否心甘情愿，还是默认接受了既成的结果，至此，唐代第一次迁都襄阳之议也就不了了之。
记者：第二次迁都之议发生在什么时候？
姚守亮：第一次迁都之议发生在唐初的话，那第二次迁都之议则发生在唐末。晚唐时期，地方藩镇割据一方，京都长安周围群雄环伺，唐朝皇帝在长安，屁股总是坐不稳，从安史之乱开始，即风雨飘摇，皇帝不时出逃，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唐昭宗乾宁元年，即公元894年，朝廷之上再一次引发了迁都之议。仅有迁都之意当然不够，尚需迁都方案，而方案的具体内容则取决于迁都提议人。于是，时任国子监博士的朱朴，就向唐昭宗上奏《迁都议》。
记者：朱朴的《迁都议》主要讲了些什么内容？
姚守亮：《迁都议》的第一段主要概述长安历经战乱之后已经失去作为京都的条件，点明时代背景。二、三段主要论述襄、邓的地理优势和历史经验。襄、邓地区与长安所处之关中盆地大致相当。其中“上洛”（今商洛）是中原通往关中的两条主要通衢之一；“白崖”似与今南阳市西峡县白崖沟有关；“菊潭”即当今南阳市内乡县境内菊水一带，当时设有菊潭县；“汉舆”，似可理解为“汉津”，即襄阳东门外之渡口；“凤林”，在今襄阳岘山。作为补充，朱朴还对比了其他地方，其中“故都”长安是“已盛而衰，难可兴已”，而江南、河北地区自然、人文地理条件也各有缺陷，“不可以都”。唯有襄、邓地区距关陕不远，人心纯朴，且无夷狄侵扰之虞，更兼其为东汉光武帝的龙兴之地。作者将自然因素、社会风俗因素以及历史因素等杂糅其中，最终论证以襄、邓为都的重要意义。
记者：朱朴为什么建议迁都襄阳？
姚守亮：首先，朱朴是襄州（襄阳）人，又曾任靠近襄州的荆州荆门县令，出于对家乡的熟悉与眷恋，是他提议在襄、邓地区建立京畿的直接因素。其次，朱朴以“三史”科应举，可知其知识背景以“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主，对于东汉光武帝龙兴南阳之事十分熟悉，他在提议迁都时，会自然联想到襄、邓地区曾经的历史，从而期待迁都襄、邓能够中兴唐室。其三，朱朴建议迁都，除了受政治环境影响外，其最直接的因素，应该是希望能够得到唐昭宗的信任，通过上书迁都向皇帝邀功，以证明自己的政治才能。
记者：襄阳有这么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什么第二次迁都之议又打了水漂？
姚守亮：这主要是由于唐王朝本身的软弱。在藩镇的控制之下，唐帝已近傀儡，无法自行决定迁都这样的大事，反而处处受制于藩镇。就当时藩镇兼及战争的局势而言，最大的朱温集团已经控制了洛阳，而唯有洛阳在唐末战乱中未遭受重大的创伤，这就足以吸引朱温于公元904年将唐昭宗劫持到洛阳定都，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中心。反观襄、邓地区，当时由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占据，此人并不具有唐末藩镇普遍拥有的进取心，反而留心于文事。即便他有效忠唐廷之心，但在军事上并不是朱温的对手，因此不久即遭灭亡。最终第二次迁都襄阳之议也以失败而告终。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迁都议》的？
姚守亮：仔细分析朱朴的《迁都议》，应该说还是颇有远见卓识的。众所周知，关中平原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周、秦、汉、唐等王朝先后在此建都。但从唐代开始，随着西部民族关系的变化、长安人口的激增、关中平原及周边生态环境的逐渐退化，加之东南社会经济的迅猛崛起以及对东南漕运依赖比重的加大，建都关中平原的不利因素也在日益增长，其政治地位开始下降，唐以后的历代王朝也再未在长安建都了。所以，尽管朱朴的建言未获采纳，但其留下的《迁都议》却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媒体记者王涛整理）
记者：如您所言，襄阳在唐朝曾两次被提上迁都的议程，请您详细介绍一下。
姚守亮：第一次迁都之议发生在公元624年，也就是唐高祖武德七年。当时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唐王朝采取了包括裁军在内的以利国家休养生息的政策，但裁军后随即遭到来自东突厥势力的屡屡侵扰。唐初疆域尚未拓展，致使关陇之地在战略位置上过于前凸，缺乏足够的纵深保护，唐朝方面则国力有限，一时难以与之抗衡。有鉴于此，李渊接受大臣建议，欲“焚长安而不都”，而将襄州（襄阳）作为迁都的首选，并派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到襄、邓一带先期考察，着手迁都的准备工作，“将徙都之”，意图将战线直接收缩到关陇腹地，而且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及宰相裴寂等当时一些重量级实权人物对此均表赞成。
记者：襄阳是否具备迁都的条件呢？
姚守亮：有唐一代，襄阳可以说是中央政府通往全国的交通枢纽，是贯穿东西、沟通南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大动脉，其地位仅次于京都长安和东都洛阳。
首先，襄阳在地理位置上临近关中，且连接四方之地：西北至长安，可沿武关道西行，连接关陇；北至洛阳，能直达河南、河北等地；东至随州，东南至郢州；居汉水上游之地，可顺流直下江南；南至江陵府，控扼湖广北出；西至房州，西北至均州，正当巴蜀东出之要道。因此，襄阳正处于水陆交通的通衢之地。
其次，凭山傍水，襄阳兼得形胜之势。若“移都”襄阳以后，完全能借助秦岭、汉水设防，构建起纵深防御，进而阻挡突厥骑兵继续深入中原腹地。更何况，就当时情况而言，河北、江南等地初定未稳，李渊仍需要保持对关陇、巴蜀等地的控制，如清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所指：“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阳也。”
其三，迁都势必要在短时间内将大批人员、物资撤离长安，而连接关中地区与江汉地区的武关道相对来说更为平坦开阔，还有丹江航道可以使用，因此，向南迁都襄阳是非常便利的。
记者：唐初迁都襄阳之议看来似乎板上钉钉，最后为什么夭折了？
姚守亮：在这一切看似顺理成章中又出现变数。这时，在朝议的过程中，手握重兵且欲借助防御突厥以稳固自己地位的秦王李世民突然向太子发难，他向李渊提出了自己的避敌之策，即通过军事、外交并用的手段来解决突厥的威胁，力谏坚守长安而暂缓迁都。随后，李世民率兵与突厥交战，最终达成输款、和亲的协议，长安的外部威胁得以解除。所以无论李渊本人是否心甘情愿，还是默认接受了既成的结果，至此，唐代第一次迁都襄阳之议也就不了了之。
记者：第二次迁都之议发生在什么时候？
姚守亮：第一次迁都之议发生在唐初的话，那第二次迁都之议则发生在唐末。晚唐时期，地方藩镇割据一方，京都长安周围群雄环伺，唐朝皇帝在长安，屁股总是坐不稳，从安史之乱开始，即风雨飘摇，皇帝不时出逃，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唐昭宗乾宁元年，即公元894年，朝廷之上再一次引发了迁都之议。仅有迁都之意当然不够，尚需迁都方案，而方案的具体内容则取决于迁都提议人。于是，时任国子监博士的朱朴，就向唐昭宗上奏《迁都议》。
记者：朱朴的《迁都议》主要讲了些什么内容？
姚守亮：《迁都议》的第一段主要概述长安历经战乱之后已经失去作为京都的条件，点明时代背景。二、三段主要论述襄、邓的地理优势和历史经验。襄、邓地区与长安所处之关中盆地大致相当。其中“上洛”（今商洛）是中原通往关中的两条主要通衢之一；“白崖”似与今南阳市西峡县白崖沟有关；“菊潭”即当今南阳市内乡县境内菊水一带，当时设有菊潭县；“汉舆”，似可理解为“汉津”，即襄阳东门外之渡口；“凤林”，在今襄阳岘山。作为补充，朱朴还对比了其他地方，其中“故都”长安是“已盛而衰，难可兴已”，而江南、河北地区自然、人文地理条件也各有缺陷，“不可以都”。唯有襄、邓地区距关陕不远，人心纯朴，且无夷狄侵扰之虞，更兼其为东汉光武帝的龙兴之地。作者将自然因素、社会风俗因素以及历史因素等杂糅其中，最终论证以襄、邓为都的重要意义。
记者：朱朴为什么建议迁都襄阳？
姚守亮：首先，朱朴是襄州（襄阳）人，又曾任靠近襄州的荆州荆门县令，出于对家乡的熟悉与眷恋，是他提议在襄、邓地区建立京畿的直接因素。其次，朱朴以“三史”科应举，可知其知识背景以“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主，对于东汉光武帝龙兴南阳之事十分熟悉，他在提议迁都时，会自然联想到襄、邓地区曾经的历史，从而期待迁都襄、邓能够中兴唐室。其三，朱朴建议迁都，除了受政治环境影响外，其最直接的因素，应该是希望能够得到唐昭宗的信任，通过上书迁都向皇帝邀功，以证明自己的政治才能。
记者：襄阳有这么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什么第二次迁都之议又打了水漂？
姚守亮：这主要是由于唐王朝本身的软弱。在藩镇的控制之下，唐帝已近傀儡，无法自行决定迁都这样的大事，反而处处受制于藩镇。就当时藩镇兼及战争的局势而言，最大的朱温集团已经控制了洛阳，而唯有洛阳在唐末战乱中未遭受重大的创伤，这就足以吸引朱温于公元904年将唐昭宗劫持到洛阳定都，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中心。反观襄、邓地区，当时由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占据，此人并不具有唐末藩镇普遍拥有的进取心，反而留心于文事。即便他有效忠唐廷之心，但在军事上并不是朱温的对手，因此不久即遭灭亡。最终第二次迁都襄阳之议也以失败而告终。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迁都议》的？
姚守亮：仔细分析朱朴的《迁都议》，应该说还是颇有远见卓识的。众所周知，关中平原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周、秦、汉、唐等王朝先后在此建都。但从唐代开始，随着西部民族关系的变化、长安人口的激增、关中平原及周边生态环境的逐渐退化，加之东南社会经济的迅猛崛起以及对东南漕运依赖比重的加大，建都关中平原的不利因素也在日益增长，其政治地位开始下降，唐以后的历代王朝也再未在长安建都了。所以，尽管朱朴的建言未获采纳，但其留下的《迁都议》却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媒体记者王涛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