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的真实身份——对话《他的国》
棵子/江离
[此文刊登于《江南·长篇小说月报》2009第二期]
江离:同为“80后”一代，并且同样写作小说，你关注过韩寒今年新出的小说《他的国》吗？
棵子：刚出来就读过了，据说，韩寒自认为这是目前自己最好的作品。
江离：那你的感觉呢？和以前的作品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棵子：我的感觉是，与之前的小说比较，《他的国》显然告别了“青春文学”的叙述模式，将写作的触角从校园现场彻底解放出来，延伸到社会现场的各个角落，对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丑陋现象进行毫无情面的讽刺和揶揄。他俏皮诙谐的语言风格在这里几乎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但他增强了批判意识的小说语言却出现了某些令人遗憾的诗性丧失。
可以说，《他的国》在思想性和批判性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语言方面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希望这只是韩寒在写作转换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另外，《他的国》以虚构为基础，里面还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为自己博得更高的“文学性”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由于小说缺乏相应的文化身体的支撑，只停留在各种社会现象的简单调侃上，最后不免会给人留下“肤浅的批判”的印象，这反倒很容易对所谓的“文学性”造成巨大伤害，左小龙后来的“跳楼表演”就是最富戏剧性的情节控诉。但总的来说，《他的国》已经实现了一种有益的写作转换，只要韩寒继续沿着这条写作道路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相信他完全有能力写出更重要的作品。
江离：在这部小说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韩寒直接将郭敬明作为小说人物写了进来调侃了一把，而他们两个本身就有很多可比较的东西，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棵子：韩寒和郭敬明是“80后”青春文学的两大偶像，但不可否认，两个人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写作分野。这两个经历过“新概念作文大赛”洗礼的风云人物，一个继续做“好学生”，抄袭不认错则罢，还被某个名家捧进作协，最后实现了“写而优则编”，成为“80后”青年作家中担任出版社社长级领导职务的第一人。另一个韩寒却完全相反，在与教育体制决裂之后，继续做他的“坏学生”，“不务正业”，文学、赛车、音乐三家并举，自得其乐。但也许正如他曾公开表示的他不善于“市场运作”那样，韩寒如今在“作家富豪榜”上不但下滑，而且还出现了某种被“边缘化”的危机。耐人寻味的是，郭敬明和韩寒，本来同是“青春文学”的擎旗人，如今郭敬明逐步成为权力者，是名副其实的“在朝”，而韩寒仍是名副其实的“在野”，他只有安心做一个有钱的草根分子。对此韩寒似乎有点耿耿于怀，他在小说《他的国》里面就辛辣地讽刺了郭敬明一番。这两个原本有着大致身份背景的80后，现在却出现如此巨大的身份差异，其中原因实在值得我们沉思。
江离：似乎大家对他们身份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他们作品的关注。
棵子：是的，在这里我不想谈论韩寒和郭敬明的文学成就，因为根据他们目前提供的文学文本判断，还很难说他们已为我们创造了多少精神财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偏偏以文学的名义为自己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这至少说明了一个严峻的事实，我们这个文学时代已经开始丧失一种“身份识别”的能力。因此，撇开所谓的文学价值不谈，我现在倒很乐意对韩寒的“身份”作一次简单而肤浅的审视。
我们知道，韩寒刚开始是以叛逆者的身份横空出世的，他对传统教育的“反动”，以及对传统教育体制的蔑视，都显示了他鲜明的叛逆性格和巨大的写作勇气。他的所言所行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造成了一种社会轰动效果，他后来所取得的知名度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毫无疑问，韩寒是勇敢的，也更是幸运的。许多跟韩寒处于相同遇境的少年并没有像韩寒那样得到缪斯的青睐。更多的“问题学生”最后沦丧为民工、小偷，流浪汉，甚至乞丐等，我认为这并非才华的区别。
棵子/江离
[此文刊登于《江南·长篇小说月报》2009第二期]
江离:同为“80后”一代，并且同样写作小说，你关注过韩寒今年新出的小说《他的国》吗？
棵子：刚出来就读过了，据说，韩寒自认为这是目前自己最好的作品。
江离：那你的感觉呢？和以前的作品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棵子：我的感觉是，与之前的小说比较，《他的国》显然告别了“青春文学”的叙述模式，将写作的触角从校园现场彻底解放出来，延伸到社会现场的各个角落，对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丑陋现象进行毫无情面的讽刺和揶揄。他俏皮诙谐的语言风格在这里几乎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但他增强了批判意识的小说语言却出现了某些令人遗憾的诗性丧失。
可以说，《他的国》在思想性和批判性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语言方面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希望这只是韩寒在写作转换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另外，《他的国》以虚构为基础，里面还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为自己博得更高的“文学性”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由于小说缺乏相应的文化身体的支撑，只停留在各种社会现象的简单调侃上，最后不免会给人留下“肤浅的批判”的印象，这反倒很容易对所谓的“文学性”造成巨大伤害，左小龙后来的“跳楼表演”就是最富戏剧性的情节控诉。但总的来说，《他的国》已经实现了一种有益的写作转换，只要韩寒继续沿着这条写作道路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相信他完全有能力写出更重要的作品。
江离：在这部小说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韩寒直接将郭敬明作为小说人物写了进来调侃了一把，而他们两个本身就有很多可比较的东西，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棵子：韩寒和郭敬明是“80后”青春文学的两大偶像，但不可否认，两个人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写作分野。这两个经历过“新概念作文大赛”洗礼的风云人物，一个继续做“好学生”，抄袭不认错则罢，还被某个名家捧进作协，最后实现了“写而优则编”，成为“80后”青年作家中担任出版社社长级领导职务的第一人。另一个韩寒却完全相反，在与教育体制决裂之后，继续做他的“坏学生”，“不务正业”，文学、赛车、音乐三家并举，自得其乐。但也许正如他曾公开表示的他不善于“市场运作”那样，韩寒如今在“作家富豪榜”上不但下滑，而且还出现了某种被“边缘化”的危机。耐人寻味的是，郭敬明和韩寒，本来同是“青春文学”的擎旗人，如今郭敬明逐步成为权力者，是名副其实的“在朝”，而韩寒仍是名副其实的“在野”，他只有安心做一个有钱的草根分子。对此韩寒似乎有点耿耿于怀，他在小说《他的国》里面就辛辣地讽刺了郭敬明一番。这两个原本有着大致身份背景的80后，现在却出现如此巨大的身份差异，其中原因实在值得我们沉思。
江离：似乎大家对他们身份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他们作品的关注。
棵子：是的，在这里我不想谈论韩寒和郭敬明的文学成就，因为根据他们目前提供的文学文本判断，还很难说他们已为我们创造了多少精神财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偏偏以文学的名义为自己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这至少说明了一个严峻的事实，我们这个文学时代已经开始丧失一种“身份识别”的能力。因此，撇开所谓的文学价值不谈，我现在倒很乐意对韩寒的“身份”作一次简单而肤浅的审视。
我们知道，韩寒刚开始是以叛逆者的身份横空出世的，他对传统教育的“反动”，以及对传统教育体制的蔑视，都显示了他鲜明的叛逆性格和巨大的写作勇气。他的所言所行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造成了一种社会轰动效果，他后来所取得的知名度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毫无疑问，韩寒是勇敢的，也更是幸运的。许多跟韩寒处于相同遇境的少年并没有像韩寒那样得到缪斯的青睐。更多的“问题学生”最后沦丧为民工、小偷，流浪汉，甚至乞丐等，我认为这并非才华的区别。
表皮的理解，深刻的自夸。鄙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