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十运会男足决赛前的一个晚上，上海东北角黄兴绿地边的一个咖啡厅，久违的申思终于出现在记者眼前。现在约申思出来，比过去更难。

　　早上6点起床，然后开车送女儿去上学，接着自己去复旦上课，从上午一直上到下午，在他下课之后，顺便又去把女儿接回家，然后是晚餐，晚饭之后，他又要给女儿当家庭教师。所有这一切结束，已经是晚上9点。
“我很喜欢这种平常人的生活。”申思一边看着窗外上海的夜色，一边对记者说出了一段听上去有些矛盾的感慨：“不管怎么说，我得感谢足球，虽然我也很清楚，我们只是畸形足球的畸形受益者。”

　　几个月之前，申思还在上海德比战中作为中邦球员上场，但是几个月后的今天，他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巨变。作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电专业的一名学生，申思的转型，看似突然而无奈，但他的从容显示出得更多的却是顺其自然。

　　“复旦就是复旦，不会因为我是申思，就给我网开一面，坦率地说，学习压力挺大，”申思向记者解释说，“我读书并不是为了混张文凭，我的确是打算学点东西。”

　　现在申思家里有两个学生，一个是他，另外一个就是他女儿。做球员的申思就以思维独特闻名，而现在，作为父亲的申思，同样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举止。

　　“现在的小孩子和过去不一样，他们无形中会攀比，我不希望让我的女儿有什么特别的优越感。”申思告诉记者，虽然他每天早上完全可以开车直接把女儿送到校门口，但是他偏偏没有这么做。“我现在每天早上都把她送到校车车站，然后让她坐校车去学校，这样一来，每天早上她就不得不少睡半个小时，我向她解释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不想让她觉得自己很特殊，我要她从小就明白，独立对于一个人很重要。”

　　申思回忆说，当他第一次去参加女儿的家长会，老师们都很吃惊，他们没有想到，作为球星的申思会亲自来开女儿的家长会。只有他自己知道，足球已经逐渐淡出了他生活的核心。大多数球员在突然退役之后，总会面临一段时间的迷惘期，但是申思不一样，他已经迅速地适应了新的角色，并且还乐在其中。

　　“一个星期四天时间我都在上课，对于我来说，惟一放松的机会大概就是周末，以前做球员，每个周末都如临大敌，因为有重要比赛要打，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每个星期五和星期六我也会踢球，是和一些朋友踢着玩玩，这感觉不错，完全是享受足球。”

　　正在远离，却还藕断丝连，比如说，他周末的时候也会熬夜看球，有时候会一直看到后半夜，再比如说，他也会经常和祁宏江津张勇他们聚一聚，当然，别忘了申思还正在打一个关于足球的官司，这是他和国际俱乐部的官司。

　　“当初在讨论打不打这个官司的问题上，我和家里人都拍了桌子。”回忆起那一幕，至今他都觉得有些心绪难平：“打这个官司的目的，我并不简简单单是为了讨回那50万，我是为了一口气，为了讨一个说法，我父亲当时不同意我这么做，但是我坚持了，到现在我也并不后悔。”

　　7万，到现在为止，申思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1994年第一年打职业联赛全年的收入：“当时我已经觉得很满足，申花队最高的就是范志毅，也不过10万出头。”

　　10万，这基本也就是那个年代国内顶级球员的最高收入了，从1994年到2003年，不到10年时间，在2003赛季，国内俱乐部终于有球员的收入突破400万了，不到10年，中国球员的收入翻了40倍，难怪申思要发出这样矛盾的感慨——我们是畸形足球的畸形受益者。

　　很多细节，至今回忆起来都让人难忘，1998年申花参加足协杯比赛，在客场输给重庆队之后，他们在主场奇迹般地实现了大逆转。

　　“回到休息室，我们的老板郁知非太兴奋了，他伸出双手，10个指头来回翻了三次，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申思平静地对记者说：“当时我们开始也有点不明白，但是很快就反应过来了，300万！赢球奖金300万。”不知道这是不是申花历史上单场奖金最高的一次，但是这至少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了人们，那个年代的中国足球是如何的火爆、如何的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