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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指望度度吐木可能了
俺在豆瓣看都吐血了，排版啊排版
倒是自己拍完版，反而看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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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毕竟愿意借出四楼礼堂（然而，灯是不肯借的，还要另外想办法），演员胡军，郭涛，雅特，王涛均已到位。多年以后，廖一梅还记得公演前两天的那个晚上，一个电话打到亲戚家，把她喊到了四楼礼堂，看见的是暮色中一群无比困乏的男女，也就是包括演员在内的全体剧组成员，他们倒在地板上打盹——他们熬夜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工作，把礼堂重新粉刷了一遍。因为导演孟京辉觉得，礼堂的墙壁太脏，不够雪白，跟演员上场的黑西装不足以形成反衬。刷到后来，老孟认为，玻璃也必须刷白，这样才像教堂般封闭，医院般恐丨怖。
现在廖一梅开始打扫战场，绕过那些一块白一块灰的酣睡男女。
天亮的时候，这些人醒了，从礼堂出去，解散之前还在门口照了张相。那时候中戏基本还在沉睡，除了廖一梅，没人知道这几个合影的家伙，有着何等猖獗的蓄谋。
其实，《升降机》剧组里，戏文八七的廖一梅同学是负责张贴满墙的报纸，撑死了算个剧务。这回到了《等待戈多》，她荣升为音效，不过工作很简单，就是攥着一个闹钟，等到预定的时刻，几次按响，传递一种气氛。
结果，真正演出的时候，她还是出了一次错，无缘无故多按了一次，还好台上的胡军补了一句：“怎么又响了？”让观众没有觉得是出错，还以为是故意的调侃。
那时候排戏的开支并不大，省得出来也借得到。记得拍《等待戈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笔开支，就用在四楼礼堂的玻璃上——每晚演到结尾，胡军都会抡起雨伞将玻璃窗砸碎。第二天早起，孟京辉就要找师傅来安玻璃，刷白，因为晚上还要演出，还要砸。这笔钱是值得的，因为我一连几晚看到那儿都满怀期待，象是看到闪电的人必然会期待一个炸雷。
我深深铭记那出戏的舞美，柳青同学那次真的展示了大师风范。剧中需要一棵树，柳青就找了一束枯枝，捆在吊扇上，枯枝的一面刷着白漆，一半刷着绿漆。当剧情表示这是一棵枯树，就固定在这一面，当剧情发展到树都绿了，一切恍惚有了希望，吊扇不慌不忙的开动，所有观众仰头看它的旋转，最后停住的时候，漆绿的一面对着观众，传递着一种可能。
剧场的黑钢琴是不许挪动的，校方已经再三强调，那么柳青就找来油漆，在地上画了一个白影子——那时候因陋就简的设计里，都有一种神奇的意会和共鸣，我描述得不好，只能说，我有幸在场。
胡军和郭涛扮演的两个流浪汉是那样无赖而动人，随便拍张剧照都是神采飞扬的，两个人都是上身只穿一件黑西装，敞着怀，轮流擦一辆自行车。这自行车是导演孟京辉的私人财产，当场拆成几份，也不知道最后是不是得以复原。不过擦车的设计真的是对的，这常见的劳动里面有一种世俗的茫然，让我们觉得胡同口如果有擦车的人，他也是在等待戈多，马路对面如果有人擦车，他还是在等待戈多。后来北京人艺又出现过几个版本的《等待戈多》，有酒吧，有水池，没有自行车了。
“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
“一想到路上的风景那么美丽，路上的行人那么善良……”
这些台词现在想来还是亲切，天真，把你感动得一塌糊涂。郭涛是世故中的亢奋，胡军是友善中的绝望。他们搂在一起，亲亲热热的吹起口琴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作者正从台口经过，踮着脚，带着微笑。
负责通报戈多到来的孩子，破例由一对双胞胎姐妹扮演，花容月貌，异口同声。据说这出戏到德国演出的时候，评论界对这个处理大为赞赏，认为负负得正，一个孩子说的话像是真相，两个孩子出现就证明纯属谎言。我印象更深的是孟京辉执意要她们穿上护士服装——廖一梅认为，这跟执意要刷得雪白的门窗墙壁一样，透露出导演私人的“医院恐惧”。
士兵在行进，列车在行进，坦丨克在行进，他们就碾压过那些青春的面庞，碾压过那些专注的神情。历史就这样成为青春的磨盘。
在编剧的话里，我自己写的一句是：“不是通过否定，你才能到达坚强。”是的，千疮百孔的历史，其实是我们衰老的家长，象张楚歌里唱的：“坐在楼梯上面，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我们就拉扯着历史，一起长大吧。
黄金罡后来在《美学通信》中更清晰的论断：“革命与反革命都不曾带来自由。那些自称要养育我们的，早已经离我们而去。”
还有一个真正应该感谢的人，就是作家王朔——当时他还在时事文化咨询公司的名头下运筹帷幄——他无私的赞助了八万块钱，因为不能卖票的演出当然谈不上商业回报。他还好心提醒我们，现场可以免费赠送小吃，但是死命加盐，最后观众咸得冒火的时候，我们剧组再高价出售饮料，以求略有收益；至于观众可能中途退场的问题，他比我们还操心，建议场灯熄灭之后，马上落下铁闸门，上厕所都不让出去，让全体观众与演员死守在一起。我至今记得这些起哄架秧子的超现实主义建议，也记得王朔老师摩拳擦掌的风采。
女作家林白在长篇小说《守望空心岁月》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1994年12月27日，我和平面设计家旺忘望、《中华读书报》记者红娟、赵彤宇到中国美术馆后面的一条地形复杂的胡同里观看话剧《我爱×××》，沿途有一些红色箭头，后来我发现这些箭头越来越多，布满了整个剧场的四面八方上下左右，我们进去没多久，演出现场的铁门轰然落下。”
这部小说里大段摘引了《我爱XXX》中的台词，却疏于联络我们，产生了事后的一点涟漪，然而双方都是老实厚道之人，所以很容易沟通。最后，人家送来几百块钱，我们四个编剧在操场就给分了——那是我第一次从实验戏剧中捞到一点报酬。
这出戏的舞蹈是金星，那时她还是一个爽朗的哥们儿，带点东北口音，衣着鲜艳，爱打手势，排练时真心投入。
排练场里还有个游荡的闲人，就是麒麟童子何勇。那时候他刚惹一点小麻烦，因为赴香港红磡体丨育馆演出前，他对外界说了四大天王都不怎么会唱歌之类的谬论。这会儿事情已经平息了，但是，何麒麟还有点不忿，所以演员们吟诵“我爱已经受够了的江南第一才子，我爱已经受够了的文坛先知”之时，黑乎乎的观众席深处响起一句：“我爱已经受够了的四大天王！”
这次演员共计八位演员，郭涛赵环宇都是表八八的主力，戈大立是最后一次参加幕前演出，戴明宇这个导演系的大眼睛哥哥，已经成长为着名编剧，代表作品就是《天龙八部》，王锦鹏是表九三的实力派，也许你们会记得他在《浪漫的事》里面演的那个结结巴巴的环保主义热血青年。
女演员首先要提到李梅，她是表演九零班的大李梅（后来孟氏戏剧中还有一个极具喜剧天分的小李梅），后来还演出过《一个无政丨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里的警花。她是让你感觉很十三点的女性，大眼睛总透出惊奇，走路跌跌撞撞，笑起来不管不顾，然而神奇的是，她自己一直自诩是个细腻的女性。我曾受女性杂志《都市主妇》之托，向一百个熟识的女性提同一个问题：“在你生命中，幸福的瞬间是什么样的？”李梅的回答是：“阴雨天时，听着最爱的CD，泡一壶清茶，朋友们在闲扯，猫咪靠着我打着小呼噜，幸福的感觉便洋溢在全身的每个细胞里。”天哪，她还在自欺欺人，以为自己是个平庸的小资。
茹鲜是个开朗自在的女孩子，李梅的同学，她们那个班叫新疆班，陈建斌李亚鹏王学兵都在其中。
还有一个参演的女生，来自电影学院的徐静蕾。她那时的声音条件还不够让她自信，所以，她在排练的时候格外练功，生怕被中戏这群粗人比下去。回过头来看录像，她的努力还是卓有成效啊。
老刁的这个版本，结尾就是保尔与爱人达雅的父亲丘察姆的对话：
丘察姆：那就告诉人们为什么而活吧，人总得有梦想吧？
保尔：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用生命去换取真理。
丘察姆：去死，那什么时候活呢？
保尔：活着，就是要斗争。你问得好，什么时候活呢？我也一直在问自己，可以说，你刚才的那番话，逼着我要找到答丨案！
答丨案是什么？
就是全体演员最终走到台前，吟诵我们每个人都听到的那段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这是答丨案，也是剧终，朝闻道，夕死可矣！
所以戏剧在这里落幕。
是落幕的时分，也是驻笔的时分。
《恋爱的犀牛》的深情与流传，《切格瓦拉》的尊严与震撼，已经无须赘述。
因为一切都近了，近了，随着回忆，久远的日子已经近了，快要跟眼前的岁月融在一起了。所以理应驻笔，让一切还是泾渭分明的对峙，过去与现在。
海子在他的汉俳《文艺复兴》中这样写道：
“那是劳动的时光，朋友们都来自采石场。”
我感念曾与他们邂逅，同谋，我感念自己曾经目睹的幕启幕落，感念那舞台上诞生的一切——就像黄金罡唱的“走得出的岁月走不出的队列，想得起的诺言想不起的似水流年”，一切都应深切致意。
钱穆老人说过：“能存吾记忆中，方为吾生命之真，其在吾记忆之外者，皆非吾生命之真。”所以我不遗憾于忽略了什么，遗忘了什么。
一个叫夏虫语冰钦的网友读了我这篇文章的雏形，跟了一句说： “鹦鹉在晒命啊。” 鹦鹉是网友对我的称呼，我喜欢夏虫的这个比方。
确实是在晒命。 就像金斯伯格的诗句： “钥匙在窗栅里，在窗前的阳光下。”
我们的青春，正和钥匙摆在一起。
（感谢廖一梅女士提丨供的回忆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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