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朱子为何那么激烈地反对陈亮？在政治哲学上，他们的分歧又在哪里？朱子难道真是一个迂阔不切世事的陋儒？还是朱子的反对有其深刻的理由？朱熹对陈亮的观点丝毫不予假借，的确是出于深刻的理由。朱熹向来认为，天下事有本末始终，先明本始，事无不济。在《与陈侍郎书》中，朱熹写道：“熹尝谓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虽若迂缓而实易为力；救其末者，虽若切至而实难为功。是以昔之善论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则末之不治非所忧矣。”(113)无论为学为政，都是如此：“‘论学便要明理，论治便须识体’，这‘体’是事理合当做处。”(114)
　　那么，政治的“体”，政治的“事理合当做处”在哪里？在于“欲治人者不可不先于治己，欲体道者不可不先于知道。此天下国家之达道通义”。(115)朱子与龙川在政治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即在此。龙川也认为心为治之本，“为君者要在端其本也”。(116)但他从来没有将君主的修己正心、臣子的格君心之非，作为政治的根本。相反，他更在意的是为政者(君主)实际的政治行为和操作。这样，他的政治哲学的重心不能不落在政治实践而不是政治原则上。也因此，无论他如何声称朱子其实误解了他的立场，他与朱子的分歧并不如朱子所想的那么大，朱子却不能不把陈亮视为功名俗士一路。
　　在给孝宗皇帝的《壬午应诏封事》中，朱熹就明确表示，政治的确是要讲休戚利害的，但更要讲本原。政治的本原在学，它关乎天下国家之治不治。因为圣帝明王之学并非法家意义的统治术，而是“探渊源而出治道”，“贯本末而立大中”的本源之学，它“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瞭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117)学不仅关乎君心之正，亦关乎天下事务之“事理合当做处”，自然是非同小可。(118)
　　由于现代人的“学”的概念与古人的“学”的概念已有相当的出入，所以现代人会比古人更加觉得朱熹的政治哲学迂阔不堪，乃至称不上是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充其量其政治思想为其儒学之余波。(119)现代人的“学”的概念，主要是指对知识、技能的客观学习和掌握，非体道、悟道、觉道之谓。古人之“学”的概念则反是。“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120)学是自我完善的必要途径，是治性体道的实践。它必然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帝王之学更是如此，它要求“味圣贤之言以求义理之当，察古今之变以验得失之几，而必反之身以践其实者”，(121)内圣外王原为一体而非二事。“夫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之于后，任贤修政而经纬乎其中，天下之事无出乎此者。”(122)君主讲学明理就是政治实践的一部分，至少是政治实践的先导。
　　政治不能是统治者争权逐利的活动，而应该是一个有原则的，即出于义理的、非功利的公共活动。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将社会福利和经济诉求排除在真正的革命概念之外，显然也有类似的考虑，即政治应该是一个纯粹自由的、非功利的公共活动。(123)但与她不同的是，朱子并不认为人民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属于功利范畴，功利概念只属于私域。儒家一向认为，民生(养民)与民命(教民)是政治的目的，人民的利益要高于国家(政权)的利益，儒家向来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124)富国为义，富民为利。一切利害，包括政治利害，“未尝不随义理之是非”。(125)
　　那么，政治原则，即君主要通过讲学明白的义理究竟为何？那就是“圣人不以天下为一家之私作主意”，(126)即“天下为公”这四个字。“夫所谓国是，岂不谓夫顺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诚天下之所同是，则虽无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为非，况有天下之利势者哉！”(127)因此，朱熹所说的义理，并非如人们所以为的那样迂阔不切事情，空谈心性更是为他所反对。他始终认为：“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谓要切处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以推而见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识事物之要，或精核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之归，则是腐儒迂阔之论，俗士功利之谈，皆不足以与论当世之务矣。”(128)这段话虽然是在与张械的信中说的，但未尝不可看作是朱熹对陈亮批评理学家的一个回答。
　　事实上，朱熹的政治实践，远非一生只是空谈事功的陈亮可比。他在当时具体政治问题(政制、吏治、田赋、兵事)即治术上的见识和能力，对时弊的洞察，亦非陈亮可比。(129)诚如钱穆所言，朱熹在政治问题上，“高卓而切近，决非如后人想象，理学家有体无用，空言心性，而无当于经纶干济之大任也”。(130)他决非陈亮所谓“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却“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131)他不但不轻视事功，甚至还以事功来评判历史人物。例如，他对唐僖宗和唐昭宗的评价全然不同，因为“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132)他虽然否认齐桓、汉高、唐宗为仁人，但也承认他们的政治事业为“仁者之功”。(133)也因此，朱熹决非康德式的动机论者，而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134)
　　尽管如此，朱熹还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三代以下的历史和历史人物。他这么做，当然不是任意而为，而是有着很深的哲学考虑。政治是事关天下的公共事业，它的基本原则就应该是公。统治者任何私利的考虑都是违背政治的这个根本原则的，都不可能产生好的政治。“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135)然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已经说明君主正心、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之难。在道理上应该是天理战胜人欲，可事实上“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乎人欲之私矣”。(136)孔子早就说过：“吾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137)“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138)“好仁”、“好德”都不是天生的，而要经过自觉的正心修身工夫，经过学才能达到。学之所以为政治之先务，是因为君心为“天下之大本”，(139)除了不学而知的三代圣王外，后世君王无人能不学而正心。“然自孟子既没，而世不复知有此学，一时英雄豪杰之士或以资质之美、计虑之精，一言一行偶合于道者，盖亦有之，而其所以为之田地根本者，则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140)照理说，“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141)

陈亮既未严人心、道心之分，又对人欲对人的支配未有足够的认识，自然对正心、修身之艰巨，讲学明理之必要，没有足够的估计和重视。相反，似乎君主只要本领宏大，发他英雄之心，就能爱人利物，体道行仁。然而，除了将汉高、唐宗理想化，他不能不承认他们的许多举措是出于私欲。陈亮不承认理学家的道统说，自然也不认为孟子以后，除了两宋的理学家外，无人能明天理天道。但他的确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三代以后的政治有时是出于天理，而非人欲。更关键的是，他无法提出一个产生理想政治的根本途径，而只是认为，历史不可能始终是架漏过时，人心不可能牵补度日。但这只是一个准目的论的判断，只能通过将经验事实理想化才能证明它。然诚如薛季宣提醒他的：“下学上达，惟天知之。知天而后可以得天之知……如曰未然，则凡平日上论古人，下观当世，举而措之于事者，无非小知谀闻之累，未可认以为实。”(142)
　　与朱熹相比，陈亮可说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家。他关心的首先不是天理天道，而是时措之宜。历史不断在变化，夏商周制度相因而不相同也。“孔子之作《春秋》，其于三代之道或增或损，或从或违，必取其与世宜者举而措之，而不必徇其旧典。”(143)在给朱熹的一封信中他特意指出：“学者徒知诵习之，而不知孔氏之劳盖若此也。”(144)这就是说，孔子之功劳主要在于他能因时制宜，而不是阐明义理天道。陈亮对孔子的这种认识，说明他更着重的是具体的政治措施(治道与治术)，而不是政治原则(政道)。当然，他从未否认后者的必要性，但他政治论述的重点，却并不在此。
　　朱熹同样主张政治举措要因时制宜，不能胶柱鼓瑟，一成不变。他对于历史的不可重复，复古之不可能，洞若观火。例如，对于封建制和井田制，他就指出：“封建井田，乃圣王之制，公天下之法，岂敢以为不然？但在今日恐难下手。设使强做得成，亦恐意外别生弊病，反不如前，则难收拾耳。”(145)他也同样认为，圣人也是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举措，“‘黄帝、尧、舜氏作’，到这时候，合当如此变”。(146)孔子如继周为政，当使周法化繁为简。(147)时代不同，即使后世圣人出，也“必须别有规模，不用前人硬本子”。(148)历史就是人不断创新的历史：“‘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天下事有古未之为而后人为之，因不可无者，此类是也。如年号一事，古所未有，后来既置，便不可废。”(149)在强调必须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采取不同的实践举措上，朱熹丝毫不比陈亮逊色。
　　然而，正因为世事不断变化，人总是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形势和条件，这才要讲究根本之道，否则就是被动地调整和适应。具体的历史条件千变万化，但政治的基本原则，即政道不能有变，因为政治本身是人类生活之常，它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不变的，否则政治就不是政治。另外，政治应该是有原则(道)的，否则就是纯粹的权术而不是人类提升自己的途径(道)。因此，具体的政治举措当然没有一定之规，而是因时制宜的，但对政治本身来说，必须先务其本。“天下事当从本理会，不可从事上理会。”(150)从事上理会的话，就事论事，人的行为将为人欲所摆布，而以天理饰人欲，将不复有天理。而确立大公至正的政道不可动摇，则可以不变应万变，即便采取非常措施，也是合当如此。(151)“为治，是自约而致其博。”(152)这样，万变不离其道，不管世事如何变化，人间还终有正义和公理在。否则，政治必然会成为一个纯粹争权夺利之事，只有利益，而无公理可言。
　　政治作为人类的历史实践，应该有经有权。有经无权，是政治的失败；有权无经，是政治的死亡。陈亮从未怀疑和否定政治之本、政治之经，但对本末、经权却缺乏严格的区分。侧重政治操作而对政治之本未能深入体认，终会混人欲为天理，以现实为理想，走向智力把持一路。

注释：
　　①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第493—496页；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说》，载《饮冰室文集全编》卷六。
　　③汪荣宝、叶澜：《新尔雅》，上海：民权社，1903年，第69页。
　　④Cf. Paul Edwards(ed.),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 8,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 the Free Press, 1976), p. 207.
　　⑤⑥史华慈：《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序，《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第7、7页。
　　⑦⑧⑨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40、245、346页。
　　⑩(11)(15)(17)(18)(21)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下册，第345、245、246—247、249、249、254—255页。
　　(12)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2页。
　　(13)有些论者明明知道陈亮反对计较利害，以“心主于仁”为前提来谈功利，却硬要维护陈说，故发明了一个新的说法，说陈亮是“道德的功利主义”(见董平、刘宏章：《陈亮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14页)。之所以叫“道德的功利主义”，是因为在陈亮那里功利即公利。其实这是多此一举，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主张的功利，都是指公利。
　　(14)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第99页。
　　(16)(19)(20)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89、1583、1581页。
　　(22)黄宗羲：《宋元学案》，《黄宗羲全集》，第五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5页。
　　(23)“至于艰难变故之际，书生之智，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宛转于文法之中，而无一人能自拔者。”(陈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陈亮集》(增订本)，上册，第20页)
　　(24)《荀子·富国篇》。
　　(25)王阳明：《与陆原静》，《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6页。
　　(26)董平、刘宏章两先生的《陈亮评传》虽然仍认为陈亮是功利主义，但由于并不纠结于功利主义一个论题，而能全面考察朱陈之辩的许多方面，是到目前为止对朱陈之辩最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27)朱熹与陈亮争论的问题属于形而上学领域，这是许多前辈研究者共同的看法(见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第109页)。董平和刘宏章说：“历来的研究者均将这场论争概括为‘王霸义利之辩’，固然不错，但双方在历史观念上的重大差异，实际上却是更为基本。”(董平、刘宏章：《陈亮评传》，第159页)从田浩的书中可以看到，董、刘这段话前面的判断未必正确，后面的判断确有见地。
　　(28)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下册，第348页。
　　(29)政治神话虽然叫“神话”，却不等于寓言和虚构，而是必须作为一种对于事件的真实记叙予以提出，并为人接受。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60页。
　　(30)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83页。
　　(31)(32)(33)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下册，第340、347、340页。
　　(34)(35)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五，《朱子全书》，第16册，第2573、2573页。
　　(36)(38)钱穆：《朱子新学案》，下册，巴蜀书社，1986年，第1608、1611页。
　　(37)朱熹：《朱子语类》卷五十三，《朱子全书》，第15册，第1753页。
　　(39)(40)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下册，第352、352页。
　　(41)(42)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第111—112、117、112页。
　　(43)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上册，第212页。
　　(44)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上册，第39页。这段话里“三代之道”的“道”，就不是道之体，而是道之用，即人们行道的方式。它们是相对的，但道是绝对的，历尽沧桑而不变。
　　(45)(46)朱熹：《中庸章句》，《朱子全书》，第6册，第32—33、33页。
　　(47)朱熹：《中庸章句》，第33页。
　　(48)(49)(53)(54)(55)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二，《朱子全书》，第16册，第2013、2013、2012、2012、2012页。
　

　(50)(51)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一八，《朱子全书》，第18册，第3746、2014页。
　　(52)钱穆：《朱子新学案》，上册，第435页。
　　(56)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五，《朱子全书》，第23册，第3180页。
　　(57)朱熹：《中庸集解序》，《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40页。
　　(58)朱熹：《答陈同甫》，《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第1582页。
　　(59)(60)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上册，第101、194页。
　　(61)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朱子全书》，第16册，第2670页。
　　(62)(63)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朱子全书》，第16册，第2670、2670页。
　　(64)黄宗羲：《宋元学案》，第225页。
　　(65)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五，《朱子全书》，第17册，第3219页。
　　(66)(67)(69)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三，《朱子全书》，第14册，第397、405、393页。
　　(68)此“心术”不能从心理学意义上去理解，朱熹的“心术”概念是指“其知有义理与否，与其所知义理之大小深浅”(钱穆：《朱子新学案》，下册，第1601—1602页)。
　　(70)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十五，《朱子全书》，第14册，第911—912页。
　　(71)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朱子全书》，第18册，第4226页。
　　(72)朱熹：《朱子语类》卷五十九，《朱子全书》，第16册，第1923—1924页。
　　(73)(76)(78)(79)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下册，484、340、345、351页。
　　(74)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上册，第173页。尽管如此，我们恐怕还是不能认为龙川主张“王伯之道不抗”(董平、刘宏章：《陈亮评传》，第209页)，在《问皇帝王霸之道》中，陈亮显然对王通的“王伯之道不抗”说持怀疑态度(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上册，第172页)。
　　(75)(77)(80)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上册，第172、174、34页。
　　(81)(88)(89)(90)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下册，第345、340、341、347页。
　　(82)朱子在《孟子集注》中说：“盖钟鼓、苑囿、游观之乐，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圣贤之所以尽其性也；纵欲而私于一己者，众人之所以灭其天也。”(朱熹：《四书集注》，《朱子全书》，第6册，第267页)
　　(83)(86)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上册，第37、196页。
　　(84)田浩：《政治中的道德问题》，载《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
　　(85)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第105页。
　　(87)同上。陈亮在《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中写道：“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琐碎皆私意也。天下之情伪，岂一人之智虑所能尽防哉？就能防之，亦非圣人所愿为也。《礼》曰：‘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惟其止于理，则彼此皆可知尔；若各用其智，则迭相上下而岂有穷乎！圣人之于天下，时行而已矣，逆计、预防皆私意也。天运之无穷，岂一人之私智所能曲周哉？就能周之，亦非圣人之所愿为也。《易》有太极而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故圣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以奉天时。先天者所以开此理也，岂逆计预防之云乎。”(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下册，第354页)董平和刘宏章说：“在这里，陈亮否定了动机有资格作为经验之价值判断的依据。”(董平、刘宏章：《陈亮评传》，第311页)显然是误解了这段话。龙川在此说的无非是圣人只是大公无私，只是根据天理之公行事，从不在意别人的私心私意，丝毫没有否定动机作为价值判断之依据的意思。若陈亮是反对以动机作为行为的价值判断的依据，则如何解释他主张“以心论古人”？又如何解释他主张“波流彝进，利欲万端，宛转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可贵耳”？(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下册，第349页)
　　(91)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下册，第349页。
　　(92)(93)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上册，第168、167页。
　　(94)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朱子全书》，第18册，第3871页。
　　(95)钱穆说，朱子“其论史精神，实则全是论道精神”(钱穆：《朱子新学案》，下册，第1622页)，即为此意。
　　(96)(97)(98)(100)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朱子全书》，第12册，第1586、1586、1586、1583页。
　　(99)参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五，《朱子全书》，第18册，第3632页。
　　(101)在给陈傅良的信中，陈亮说，他与朱熹的争论“本非为三代、汉唐设，且欲明此道在天地间如明星皎月，闭眼之人开眼即是……天理人欲岂是同出而异用，只是情之流乃为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氏著：《陈亮集》(增订本)，下册，第390页)。这分明是认为历史乃天理流行的历史，人欲乃天理之用，这样，至少在原则上，历史总是合理的。
　　(102)(106)(107)(108)(109)(110)(111)(116)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上册，第195、121、108、100、168、195、199、195页。
　　(103)董平、刘宏章：《陈亮评传》，第215—217页。
　　(104)(105)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下册，第352、261页。
　　(112)叶适：《龙川文集序》，《水心集》卷十二。《陈亮集》(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113)朱熹：《与陈侍郎书》，《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朱子全书》，第21册，第1084页。
　　(114)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五，《朱子全书》，第17册，第3219页。
　　(115)朱熹：《经筵讲义》，《朱文公文集》卷十五，《朱子全书》，第20册，第696页。
　　(117)朱熹：《壬午应诏封事》，《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朱子全书》，第20册，第572页。
　　(118)柏拉图哲学王的思想也有学为政之本的意思。最好的城邦为什么要由哲学家来统治？是因为城邦或政治的根本目的是实践正义，而唯有哲学家才有正义的知识。有正义之学者才能真正在政治中实践正义。哲学家不愿从事实际政治也要他勉为其难，正表明学对于政治的根本重要性。
　　(119)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对两宋功利思想大书特书，陈亮独占一节；而朱子则与二程、象山合为一节，
　　(120)班固：《白虎通义六·辟雍》。
　　(121)朱熹：《己酉拟上封事》，《朱文公文集》卷十二，《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9页。
　　(122)朱熹：《壬午应诏封事》，第578页。
　　(123)阿伦特：《论革命》第2、3章，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
　　(124)当学生问朱子“如李悝尽地力之类，不过欲教民，孟子何以谓任土地者亦次于刑”时，朱子答道：“只是为他是欲富国，不是欲为民。但强占土地开垦将去，欲为己物耳，皆为君聚敛之徒也。”(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五，《朱子全书》，第15册，第1818页)
　　(125)(126)朱熹：《答孙季和》，《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朱子全书》，第23册，第2537页。
　　(127)朱熹：《与陈侍郎书》，第1086页。
　　(128)朱熹：《答张敬夫》，《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五，《朱子全书》，第21册，第1113页。
　　(129)钱穆说：“朱子于民生国计，巨纤毕照。”“陈同父好言事功，朱子乃理学大儒，然其论兵事，实出同父之上。”“凡朱子论政制，其用心归宿所在，乃对当代政制之兴革。惟于逐项政制，必从历史往迹，深求其实际利病，以供对当前兴革之参考。”(氏著：《朱子新学案》，下册，第1641、1645、1655页)
　　(130)钱穆：《朱子新学案》，下册，第1657页。
　　(131)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上册，第9页。
　　(132)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朱子全书》，第4207页。
　　(133)朱熹：《朱子语录》卷四十四，《朱子全书》，第15册，第1554页。
　　(134)当门人刘叔通(刘淮)说王安石本欲救民，后来弄坏了时，朱熹反驳说：“不然。正如医者治病，其心岂不欲活人？却将砒霜与人吃，却云我心本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朱子全书》，第18册，第4037页)
　　(135)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6页。
　　(136)朱熹：《戊申封事》，《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朱子全书》，第20册，第591页。
　　(137)孔丘：《论语·里仁》。
　　(138)孔丘：《论语·子罕》。
　　(139)朱熹：《戊申封事》，第590页。
　　(140)(141)朱熹：《答陈同甫》，《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87、1588页。
　　(142)薛季宣：《答陈同甫书》，《陈亮集》(增订本)，上册，第113页。
　　(143)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上册，第39页。
　　(144)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下册，第344页。
　　(145)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八，《朱子全书》，第17册，第3515页。
　　(146)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六，《朱子全书》，第16册，第2583页。
　　(147)“使孔子继周，必能通变使简易，不至如是繁碎。”(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八，第3518页)
　　(148)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朱子全书》，第18册，第4189页。
　　(149)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六，第2583页。
　　(150)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八，第3511页。
　　(151)“如尧、舜之禅受，汤、武之放伐，此便是大过之事；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此便是小过之事。只是在事虽是过，然适当其时，便是合当如此做，便是合义。”(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一，《朱子全书》，第16册，第2408页)
　　(152)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八，第3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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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和陈亮在义理问题上矛盾冲突非常大，但这两个人却是好基友，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朱熹高洁的人品。

陈亮

朱熹學問，在於一論，偏向合子成就自然之說；而陳亮乃書記央改，佛法廈門之說，抵過乃實際明譚之說，二者文武使用之理，一元通說之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