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对《论语·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意存在争论。这一争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句意不同，对孔子的为政思想评价不同。
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话为什么有这么多角度的理解？是因为牵涉到孔子思想是不是愚民的问题，我们看两个典型解释：
1：在《心解》一文中，俞志慧通过对《论语》一书中有关“由”、“民”、“使”三字的全部义项和句例的研究，结合儒家仁民爱物、“政者正也”的思想进行分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可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其中绝没有什么民愚或者愚民思想，相反，恰恰是儒家德化政治、顺民应天、开启民智思想的体现。
2：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一书中对此的解释也极有参考价值。原文如下：
易传》云：“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亦为民之不可使知，而谋求其可由，乃有此变通神化之用。近人疑《论语》此章谓孔子主愚民便专治，此亦孔子所以有不可使知之嘅欤！
因此钱穆先生的白话译释即是：“先生说：‘在上者指导民众，有时只可使民众由我所指导而行，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所指导之用意所在。’”
3:关于道家愚民政策的误解：
《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这是认为《老子》属于愚民政策的主要根据，这个问题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如何制定治国策略的问题，二是怎样推行治国策略的问题。
（1）：治国策略的制定，不靠贤人、伟大领袖，不靠聪明才智，靠什么呢？靠法制，靠规则，不靠人治，这是《老子》的潜台词。《老子》讲“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什么是“以正治国”呢？“正”就是“德、法”的结合。“德”，《老子》讲“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也。 ”
而“法”的问题，看水的七善《正 善 治 》
《道德经》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治大国，若烹小鲜。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人之迷也，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道德经》讲治理国家要有高低两条线，就是“德、法”的结合。“德”是总原则，而“法”针对具体国情不同而又有所区别。简单说的话，就是大国要首先重视规则的制定，并要保证一段的时期不变；而国小人少的话，要先重经济实惠。这里的“小国寡民”也是历来被误解的一个地方，学界多认为是老子开出的理想社会的药方，甚至据此认为道学是主张复古的。实际上，《老子》是属于哲学性质的方法*论，探讨的是穿越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的管理方法，是不受社会的意识形态约束的。比如，《事 善 能》就是如今也是很好的指导。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夫唯道，善始且善成。
“以奇用兵”，对象是敌人，目的是战胜敌人，可以兵不厌诈、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这个原则不能用来治理国家，对付百姓。因为对象和目的都是完全不同的，通俗些说就是百姓之间以及百姓与管理者之间靠斗心眼不能长久和谐相处，只有靠能放在桌面上的公认的标准来互相约束，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一视同仁，谁也不能取巧，这个法子看起来有些死板，有些笨，但是长久的做法。“以正治国”，既不要阴谋也不用阳谋，要的是民风的淳朴厚重。政策稳定，民众本分朴实，就不会受到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而保持稳定。“以智治国”的危害，就在于失掉的是民风的淳朴厚重，失掉的是相互的坦诚和信任，最终会导致谁再怎么说都没有人会相信的地步，这时候的治理也就必然会走向失败。
因此，老子讲的“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
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话为什么有这么多角度的理解？是因为牵涉到孔子思想是不是愚民的问题，我们看两个典型解释：
1：在《心解》一文中，俞志慧通过对《论语》一书中有关“由”、“民”、“使”三字的全部义项和句例的研究，结合儒家仁民爱物、“政者正也”的思想进行分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可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其中绝没有什么民愚或者愚民思想，相反，恰恰是儒家德化政治、顺民应天、开启民智思想的体现。
2：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一书中对此的解释也极有参考价值。原文如下：
易传》云：“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亦为民之不可使知，而谋求其可由，乃有此变通神化之用。近人疑《论语》此章谓孔子主愚民便专治，此亦孔子所以有不可使知之嘅欤！
因此钱穆先生的白话译释即是：“先生说：‘在上者指导民众，有时只可使民众由我所指导而行，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所指导之用意所在。’”
3:关于道家愚民政策的误解：
《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这是认为《老子》属于愚民政策的主要根据，这个问题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如何制定治国策略的问题，二是怎样推行治国策略的问题。
（1）：治国策略的制定，不靠贤人、伟大领袖，不靠聪明才智，靠什么呢？靠法制，靠规则，不靠人治，这是《老子》的潜台词。《老子》讲“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什么是“以正治国”呢？“正”就是“德、法”的结合。“德”，《老子》讲“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也。 ”
而“法”的问题，看水的七善《正 善 治 》
《道德经》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治大国，若烹小鲜。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人之迷也，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道德经》讲治理国家要有高低两条线，就是“德、法”的结合。“德”是总原则，而“法”针对具体国情不同而又有所区别。简单说的话，就是大国要首先重视规则的制定，并要保证一段的时期不变；而国小人少的话，要先重经济实惠。这里的“小国寡民”也是历来被误解的一个地方，学界多认为是老子开出的理想社会的药方，甚至据此认为道学是主张复古的。实际上，《老子》是属于哲学性质的方法*论，探讨的是穿越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的管理方法，是不受社会的意识形态约束的。比如，《事 善 能》就是如今也是很好的指导。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夫唯道，善始且善成。
“以奇用兵”，对象是敌人，目的是战胜敌人，可以兵不厌诈、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这个原则不能用来治理国家，对付百姓。因为对象和目的都是完全不同的，通俗些说就是百姓之间以及百姓与管理者之间靠斗心眼不能长久和谐相处，只有靠能放在桌面上的公认的标准来互相约束，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一视同仁，谁也不能取巧，这个法子看起来有些死板，有些笨，但是长久的做法。“以正治国”，既不要阴谋也不用阳谋，要的是民风的淳朴厚重。政策稳定，民众本分朴实，就不会受到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而保持稳定。“以智治国”的危害，就在于失掉的是民风的淳朴厚重，失掉的是相互的坦诚和信任，最终会导致谁再怎么说都没有人会相信的地步，这时候的治理也就必然会走向失败。
因此，老子讲的“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