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的灾难是深重的，和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我的在母亲带领下的家庭也未能免遭衣食不得温饱的厄运。那时，我的大姐已经出阁，远走他乡的二姐也因参加了工作住在学校。我的母亲凭借父亲按月寄回的工资与少许的积蓄带着五个半大小子艰难度日。
饥饿，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几乎所有人的共同感受。而带着五个男孩度日的母亲，其痛苦又何止是饥饿。
每到吃饭的时候，我们弟兄几个都会准时回家来，那准时的程度就像受着严格的作息时间的制约。当母亲把每日的常规食物——白薯粥或菜粥分成几份端到我们面前时，锅里已所剩无几。即使如此，母亲还要省下一口给我那还不甚懂事的最小的弟弟。
看着孩子们喝粥时的贪婪，母亲的眼神中有的只是无奈与凄楚。30多年过去了，母亲的那种眼神就像永不褪色的油画深深地印在我心里，想起来仍时时地感到战栗。
有一次，我的哥哥弟弟们都不在，母亲让我去买回××配给的白薯。看着那不大的一堆白薯，我忍不住抓起一块大嚼起来。突然发现母亲已站在我身后，吓得我连手中的白薯都掉在地上。母亲什么也没说，捡起那白薯洗干净，搂着我的头，又把白薯放在我的手中，那眼神仍旧是我熟悉的无奈与凄楚。
那天晚上，母亲蒸了一锅香甜的白薯，让我们饱食了一顿，而她却一块都没有吃。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见母亲的眼睛里滚动着泪珠。
在那饥饿的年代，我的母亲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更没有做过一件新衣。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没看见母亲胖过，她的身体永远是那么瘦小，那么单薄，但在她单薄瘦小的身体里却藏有一颗极其善良的心。
由于我们家住在北京的南城，而南城自古就是北京的贫民区。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尽管已经很苦了，但和同住一条胡同的邻居相比还算是富人的生活水平。

星期日，二姐回来了，母亲忧伤地和她说起金大婶的事儿。她们商定把金大婶最小的孩子接到我家来住几天。这样的大事，母亲是从不和我们商量的，她最听我二姐的意见。
那孩子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母亲关心他胜过我最小的弟弟。记得母亲还背（bei）着弟弟单独给他买过几块高级奶糖（那高级奶糖远不及现在商店里卖的最普通的奶糖）。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母亲吃的更少了。
金大婶来接孩子时，哭着让孩子给母亲磕头，管母亲叫干妈。 
在那饥饿的岁月里，还发生过一件使我永远铭记心中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从母亲那里受到过的最大启迪。
我的二弟少言寡语，甚至有些木讷，连走路都低着头。有一天，他回家来，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他递给母亲一只元宝型的小钱包说：“妈，我检了一个钱包，里面有钱。”
母亲打开钱包，里面果然有钱和粮票，还有布票、油票和一些我已记不起的东西，钱是32元，粮票是28斤。在我一生对数字的记忆中，这组数字恐怕是记得最为清晰的了。 
我睁大眼睛看着钱和粮票，心想：这回能美美地吃上几顿饱饭了。可母亲却把钱和粮票重新装进钱包，无言地带着弟弟走出家门。
弟弟把母亲带到捡拾钱包的地方，那是胡同里邻居的一个大杂院门口。在那大院里，母亲一户户地询问谁丢了钱包，很快就找到了丢失钱包的人，那钱包是我也熟识的宫大妈丢的，里面装的是她一个月的工资和口粮。喜出望外的官大妈一定要给弟弟5元钱作为答谢。母亲拉过弟弟已经伸出的手说：“不能惯孩子这毛病。”那一天，母亲还说了一些别的什么，但我都忘了，唯有这句话我铭记至今。

那几年终于成为过去，但并不年迈的母亲却苍老了。母亲苦苦支撑着这个多子女的家庭，艰难地把我们都带大了。当我们本该走向社会，用各自的劳动所得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时，一场更大的不幸又降临了。
如果说，三年的自然灾害还只是对中国人民身体的摧残，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带给人们的却是在身心上残无人道的折磨。
解放前作为个体劳动者的父亲，解放后不幸被归入“资本家”的范畴。
不久，红×兵的“破四旧”运动开始了。那是在1966年的8月中旬，以革命××子弟为主体的红×兵们在古老的北京城开始了“破四旧”运动。一时间，随着身穿上黄色旧军装的红×兵们上下翻飞的皮带，街头巷尾一片鬼哭狼嚎，被打伤打死的“阶级敌人”随处可见。我们胡同口一户姓梁的人家因为“不识时务”地反抗红卫兵的殴打，砍伤了一个女红卫兵（被砍伤的据说是小说家××的女儿）。被称为地主和地主婆的粱氏老两口被打死后残不忍睹地横尸街头。这件“阶级报复”事件轰动了北京城，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我家对面的一个大院就是堆集“抄家”物资和斗争“黑五类”的场所，一阵阵打倒×××的口号声和被批斗、被殴打人员的哭喊、嚎叫声传到我们家来，传到胆战心惊的母亲耳中，善良而胆小的母亲被吓坏了，吓呆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加精！

真好，强烈顶贴 ！！

没文化但是善良的老人；
有激情但是没人性的混账年代。
这年头，估计再没有挨着家给人送钱包的人了，
寒心啊

我爱我的母亲！

回复：【原创】母亲的祭奠 
 世上只有妈妈好……加精！ 
 
 
 作者：留玲2 2009-4-1 12:5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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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回复：【原创】母亲的祭奠 
 真好，强烈顶贴 ！！ 
 
 
 作者：肥硕小草 2009-4-1 13:24 
谢谢留铃斑竹及小草老师跟贴！
我将尽快将本文贴完。

这年头，估计再没有挨着家给人送钱包的人了， 
寒心啊 
 
 
 作者：蝙蝠人生 
谢谢蝙蝠老师！
无论世事何如，与人为善的原则在我们这代人中已是根深蒂固！

“上山下乡”运动中，母亲众多的子女一一走向了广阔的天地，我的大哥去了东北，我的两个弟弟“插队”到了黄土高坡，最有远见的二哥在“文革”前就进了工厂当学徒工，踏踏实实挣着18元的月工资。他们认命了，因为他们的血脉中都有父亲和母亲守“本份”的基因。
家庭的每个成员都自顾不暇，谁也无力顾及母亲的孤独。好在那个时代中，“孤独”属于大多的母亲，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不断被打击和镇压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滚滚人流，我没有走向尽管使母亲牵肠挂肚但还不至于担惊受怕的广阔大地，而是走进了敞开的监狱大门。
1970年春天，我因不满江青以“反革命集团骨干”的罪名被捕。

1971年的3月18日，在先农坛体育场的宣判大会上，当高大魁伟的警察揪起我的头发宣布我的罪名时，就是在这一刹那，我看见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中有一张我太熟悉的面孔，那是我的母亲。
在那一年、那一天早春的寒风中，穿着单薄的黑棉衣的母亲夹在周围带着红袖标、举着毛主席语录的老太太们中间瑟瑟发抖，因为在贴着她不认识的大标语的审判台上有她的儿子。她直愣愣地看着台上的儿子，听着警察对儿子的宣判，目光呆滞浑浊，欲哭无泪。那眼光像一把利剑刺着我的心，就是那一年、那一天我再次体验了母亲对儿女的感情。

北京第一监狱被称为模范监狱，因其“模范”，犯人每月有一次与家属例行的接见日，我不愿母亲到这种不光彩的、受人白眼的地方来，而且我也真害怕面对梦中总是出现的母亲那呆滞、浑浊的目光。我更不愿给母亲发出索要生活用品的“明信片”，明信片是任何人都能知道是从何处发的公开信，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信是从监狱中发出来的，这就等于把犯人家属的身份公开了。但在监狱里只有这一种通信自由，放弃这种把家属变为准犯人的联系方式，就等于与家庭断绝了关系。既然如此，那就断绝来往吧。那时，我是下决心在服刑期间不再与母亲、与家里的任何人联系的，因为我跟谁联系，就是在给谁招惹是非。
在漫长的监狱生涯中，往事淡化了，“活着”成为大多数犯人的本能。我渐渐遗忘了外面的世界，那世界也遗忘了不断输送到这个角落里的“一小撮”。而忘不了儿子们的只有母亲。
我的母亲终于寻到了儿子的下落。

我与母亲相对无言，因为每一句话带给母亲、带给我的只是一阵阵的呜咽与抽泣。 
透过蒙眬的泪眼，我看见母亲只穿着一只鞋子，另一只脚上打着补丁的蓝布袜子也已被磨破，脚面上沾满了泥土，脚后跟露着干枯的皮肤和青筋。母亲告诉我，由于上车的人多，在发车的永定门站就被踩丢了一只鞋。她是穿着一只鞋下车后走完这段路的。 
我抱着母亲被踩得青肿的脚失控地大哭起来。那是我记忆中仅有过的一次痛哭，也是在我将近十年的监狱生涯中仅有的一次痛哭。

在那“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斗争的年代中，在关押着××敌人的的监狱里，犯人与家属抱头痛哭或许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身边走过的队长也只是皱着眉头瞥上一眼而已。在嘈杂的接见室里，我的哭声大大了，盖过了所有犯人与家属说话或哭泣的声音，刹那间人们都停止了交谈，把目光转向我和母亲。但那目光只有冷漠与无奈，因为那时，善良的同情心已被深深禁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