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03-07 17 信息来源：春城文艺
海门口遗址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甸南镇，1957年该遗址第一次发掘。此后，1978、2008年在海门口遗址又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其中2008年发掘入选该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合作，开展了海门口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2017年10月至12月，双方合作进行了第五次考古发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赵德云先生判断，海门口遗址可能达到20万平方米。一些著名考古学家认为，海门口遗址为“亚洲最大水滨式干栏建筑遗址”。研究人员提出，该遗址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年代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300～3900年；第二期年代应属于云南地区铜器时代早期，距今约3800～3200年；第三期年代应属于云南铜器时代早、中期，距今约3100～2500年。据此，有学者判断，该遗址属于“夏商时期云南高原的一个方国”。
以更广阔的视角分析海门口遗址
国际学术界公认，判断一个遗址是否出现国家和文明起源，以其是否出现文字、青铜器、大型祭祀中心和5000人居住的城市四要素为标准。笔者认为，对海门口遗址的定位，不应局限于“云南高原”，而应放在整个中国夏商时期最大的一个“滨水式干栏建筑”方国的视野中去考察。下面根据海门口遗址发掘情况，就其文字、青铜器、城市和祭祀中心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文字。这里所说的文字，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汉文字，而是甲骨文时期出现在甲骨中的数字卦，这种数字卦以甲骨文体数字组合而成，在殷墟、周原出土文物中比比皆是，并非罕见。在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的石器有石斧、石刮削器、石凿、石刀、石箭镞、石碓、石环、石垫子、磨石、石纺轮等；骨器角器有角锥、角针、角盾、穿孔角饰、雕花角片等；陶器有夹砂和硬陶两种，多为残片，完整的器物不多。在“侈口卷纹罐”上，发现吻合符号卦易经代表“雷”的震卦“一”的数字卦；吻合符号卦易经代表“风”的巽卦“三三二”数字卦；符合符号卦代表“水”的坎卦“四三二”的数字卦。我们知道，世界上任何字典都收录有数字，数字不可能排除在文字之外。笔者认为在剑川海门口早期就出现了文字，数字卦的数字就是文字。我们没有在文献中看到数字卦的组合形式，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已提出商周时期遗址考古文物上出现数字卦，并对此取得共识。
二是青铜器。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有铜钺、铜刀、铜凿、铜环、铜鱼钩、铜饰品等器皿。1957年发掘出土铸造铜钺的石范上，刻有“二三八”的数字卦，出土的铜钺上亦刻有这个数字卦。这个数字卦吻合于符号卦易经中的坎卦，代表的是“水”的意思。出土一件用于铸造铜钺的石范，刻有代表太阳“一一一”的数字卦，但是没有发现相应的铜钺实物。石范上的数字卦吻合于符号卦易经中的乾卦，代表天，代表太阳，代表男人。这种在铸造青铜器上刻制数字卦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商代、周代。可见海门口遗址的青铜时代及其使用文字的情况可与商周时代接轨，而海门口遗址使用青铜器的年代与夏的年代吻合，甚至还要早得多。在2017年的考古发掘中，海门口遗址发现17人合葬的情况，这样的葬式亦与殷墟葬式吻合。
三是城市和大型祭祀中心。仅是1978年的一次发掘，就在5万平方米的遗址中出土木桩4000多根，其中部分可以拼凑出两间房屋的模型。其中有用于种植的农具，还出土稻和小麦的碳化物。可见这个亚洲最大的滨水式干栏建筑遗址，具备一个城市的规模，而出现的数字卦则说明这里的社会文化共同体使用易学进行占卜，说明海门口遗址是一个以易学占卜进行礼仪祭祀的国家。海门口遗址骨饰已经出现财富权利的标志，而这个标志与相关学者描述新石器时期墓葬的符号标志吻合，说明当地当时已经出现贫富的阶级分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的文物完全具备一个国家或政权形成的要素。
海门口出土石范和铜钺的探讨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中，以良渚文化遗址文物为例，引用《说‘王’》认为：“甲骨文及金文中的‘王’字，是斧钺的象形，钺是指挥军队的权杖。因之，钺是军队指挥仗或王权的标志物。”周膺先生在《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商、周时代的青铜钺仍为王权的象征，甲骨文、金文中的‘王’字即为斧钺的象形文字。”
海门口遗址1957年出土的铜钺，60年来没有得到更深入的研究。《史记·殷本记》有“汤自把钺”的记载，《尚书·牧誓》也有“（武）王左仗黄钺”的记载。汤与武王分别是商、周时代的开国之王，钺是他们掌握国家政权的标志。文献上记载他们使用的钺目前没有见到实物，但在符合夏朝年代的海门口遗址中，1957年出土黄色的铜钺及铸钺石范，石范与铜钺上面出现的是“二三八”的数字卦，这里的“八”被研究者判断为“几”字纹，但与甲骨文比较，这应该是“八”和“一”的黏连。据此可知，这个数字卦符合吻合于符号卦易经中的“坎”卦，代表“水”的意思。另外，1988年考古发掘出土一件用于铸造钺的石范，上面有“一、一、一”的数字卦，吻合于符号卦易经中的“乾”卦，代表天，代表太阳，代表男性。
上述两件出土文物，出现易经“乾卦”和“坎卦”治水的号令，说明这个天命神授王权的最高使命就是带领民众治水，当时治水是整个国家紧迫的历史任务。从遗址位置分析，这个当时最大地盘的政权位于水滨，面临着水患的威胁，号召民众治水应是迫在眉睫的重大事项。用于铸造铜钺的石范刻有代表太阳的乾卦，表明这个政权的统治者则应以太阳神或太阳之王自称。《尚书·商书·汤誓》记载：“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其中讲述夏代最后一个王夏桀自称太阳之王，公然宣称其与太阳同在，吻合海门口遗址发现代表政权的铸钺石范上面代表太阳的“乾”卦之意。其用于铸造铜钺的石范出现代表太阳的乾卦，而没有发现所铸铜钺，这把钺是否《史记·殷本记》“汤自把钺”的那件钺？
根据文献可知，汤是殷商的开国之王，武王是周朝的开国之王，他们手中所持的铜钺，是王权的象征，也是国家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标志。海门口遗址属于夏代，出土钺和石范刻有数字卦，说明这些数字卦的持有者必是王者。在属于夏代地层当中出土刻有数字卦的铜钺及其用于铸造铜钺的石范，持有代表王者权利之钺的一为指挥治水，一以太阳之王自称。按照文献记载，夏代开国之王大禹主要任务是治水，末代之王夏桀自称太阳之王，而代表治水的权利之钺，代表太阳王权的铸钺之范出土于剑川海门口遗址，对于二者的解读，不仅可以证实《史记·殷本记》记载的真实性，而且可以证实《尚书》之《汤誓》《牧誓》记载的真实性，甚至还可能证实了一个夏王朝的真实存在。
1996年至2000年，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夏代的起始时间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中国学术界把探索夏王朝的目光瞄准了河南省二里头遗址，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先生非常惋惜地宣告：“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00年，而公元前1750年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夏朝的初年。”有趣的是，成功入围“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项目”的云南通海兴义遗址，被认为与商代文化有密切关系。此前抚仙湖畔金莲山遗址出现的多人甚至群体墓葬形式，令前来考察的原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先生感慨“仿佛看到了殷墟”，而剑川海门口遗址不乏这样的葬式。
海门口遗址这个亚洲最大的滨水式干栏建筑遗址，不论是年代还是出土文物，都连接了夏商两个朝代，具有中国历史文化传承性的极高价值，学术界绝对不能忽视。文献记载殷商迁都至少8次，其迁徙之前的栖息地目前尚未发现，首迁是否从云南开始，值得深入研究。（作者黄懿陆，单位云南省政协）
海门口遗址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甸南镇，1957年该遗址第一次发掘。此后，1978、2008年在海门口遗址又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其中2008年发掘入选该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合作，开展了海门口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2017年10月至12月，双方合作进行了第五次考古发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赵德云先生判断，海门口遗址可能达到20万平方米。一些著名考古学家认为，海门口遗址为“亚洲最大水滨式干栏建筑遗址”。研究人员提出，该遗址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年代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300～3900年；第二期年代应属于云南地区铜器时代早期，距今约3800～3200年；第三期年代应属于云南铜器时代早、中期，距今约3100～2500年。据此，有学者判断，该遗址属于“夏商时期云南高原的一个方国”。
以更广阔的视角分析海门口遗址
国际学术界公认，判断一个遗址是否出现国家和文明起源，以其是否出现文字、青铜器、大型祭祀中心和5000人居住的城市四要素为标准。笔者认为，对海门口遗址的定位，不应局限于“云南高原”，而应放在整个中国夏商时期最大的一个“滨水式干栏建筑”方国的视野中去考察。下面根据海门口遗址发掘情况，就其文字、青铜器、城市和祭祀中心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文字。这里所说的文字，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汉文字，而是甲骨文时期出现在甲骨中的数字卦，这种数字卦以甲骨文体数字组合而成，在殷墟、周原出土文物中比比皆是，并非罕见。在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的石器有石斧、石刮削器、石凿、石刀、石箭镞、石碓、石环、石垫子、磨石、石纺轮等；骨器角器有角锥、角针、角盾、穿孔角饰、雕花角片等；陶器有夹砂和硬陶两种，多为残片，完整的器物不多。在“侈口卷纹罐”上，发现吻合符号卦易经代表“雷”的震卦“一”的数字卦；吻合符号卦易经代表“风”的巽卦“三三二”数字卦；符合符号卦代表“水”的坎卦“四三二”的数字卦。我们知道，世界上任何字典都收录有数字，数字不可能排除在文字之外。笔者认为在剑川海门口早期就出现了文字，数字卦的数字就是文字。我们没有在文献中看到数字卦的组合形式，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已提出商周时期遗址考古文物上出现数字卦，并对此取得共识。
二是青铜器。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有铜钺、铜刀、铜凿、铜环、铜鱼钩、铜饰品等器皿。1957年发掘出土铸造铜钺的石范上，刻有“二三八”的数字卦，出土的铜钺上亦刻有这个数字卦。这个数字卦吻合于符号卦易经中的坎卦，代表的是“水”的意思。出土一件用于铸造铜钺的石范，刻有代表太阳“一一一”的数字卦，但是没有发现相应的铜钺实物。石范上的数字卦吻合于符号卦易经中的乾卦，代表天，代表太阳，代表男人。这种在铸造青铜器上刻制数字卦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商代、周代。可见海门口遗址的青铜时代及其使用文字的情况可与商周时代接轨，而海门口遗址使用青铜器的年代与夏的年代吻合，甚至还要早得多。在2017年的考古发掘中，海门口遗址发现17人合葬的情况，这样的葬式亦与殷墟葬式吻合。
三是城市和大型祭祀中心。仅是1978年的一次发掘，就在5万平方米的遗址中出土木桩4000多根，其中部分可以拼凑出两间房屋的模型。其中有用于种植的农具，还出土稻和小麦的碳化物。可见这个亚洲最大的滨水式干栏建筑遗址，具备一个城市的规模，而出现的数字卦则说明这里的社会文化共同体使用易学进行占卜，说明海门口遗址是一个以易学占卜进行礼仪祭祀的国家。海门口遗址骨饰已经出现财富权利的标志，而这个标志与相关学者描述新石器时期墓葬的符号标志吻合，说明当地当时已经出现贫富的阶级分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的文物完全具备一个国家或政权形成的要素。
海门口出土石范和铜钺的探讨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中，以良渚文化遗址文物为例，引用《说‘王’》认为：“甲骨文及金文中的‘王’字，是斧钺的象形，钺是指挥军队的权杖。因之，钺是军队指挥仗或王权的标志物。”周膺先生在《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商、周时代的青铜钺仍为王权的象征，甲骨文、金文中的‘王’字即为斧钺的象形文字。”
海门口遗址1957年出土的铜钺，60年来没有得到更深入的研究。《史记·殷本记》有“汤自把钺”的记载，《尚书·牧誓》也有“（武）王左仗黄钺”的记载。汤与武王分别是商、周时代的开国之王，钺是他们掌握国家政权的标志。文献上记载他们使用的钺目前没有见到实物，但在符合夏朝年代的海门口遗址中，1957年出土黄色的铜钺及铸钺石范，石范与铜钺上面出现的是“二三八”的数字卦，这里的“八”被研究者判断为“几”字纹，但与甲骨文比较，这应该是“八”和“一”的黏连。据此可知，这个数字卦符合吻合于符号卦易经中的“坎”卦，代表“水”的意思。另外，1988年考古发掘出土一件用于铸造钺的石范，上面有“一、一、一”的数字卦，吻合于符号卦易经中的“乾”卦，代表天，代表太阳，代表男性。
上述两件出土文物，出现易经“乾卦”和“坎卦”治水的号令，说明这个天命神授王权的最高使命就是带领民众治水，当时治水是整个国家紧迫的历史任务。从遗址位置分析，这个当时最大地盘的政权位于水滨，面临着水患的威胁，号召民众治水应是迫在眉睫的重大事项。用于铸造铜钺的石范刻有代表太阳的乾卦，表明这个政权的统治者则应以太阳神或太阳之王自称。《尚书·商书·汤誓》记载：“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其中讲述夏代最后一个王夏桀自称太阳之王，公然宣称其与太阳同在，吻合海门口遗址发现代表政权的铸钺石范上面代表太阳的“乾”卦之意。其用于铸造铜钺的石范出现代表太阳的乾卦，而没有发现所铸铜钺，这把钺是否《史记·殷本记》“汤自把钺”的那件钺？
根据文献可知，汤是殷商的开国之王，武王是周朝的开国之王，他们手中所持的铜钺，是王权的象征，也是国家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标志。海门口遗址属于夏代，出土钺和石范刻有数字卦，说明这些数字卦的持有者必是王者。在属于夏代地层当中出土刻有数字卦的铜钺及其用于铸造铜钺的石范，持有代表王者权利之钺的一为指挥治水，一以太阳之王自称。按照文献记载，夏代开国之王大禹主要任务是治水，末代之王夏桀自称太阳之王，而代表治水的权利之钺，代表太阳王权的铸钺之范出土于剑川海门口遗址，对于二者的解读，不仅可以证实《史记·殷本记》记载的真实性，而且可以证实《尚书》之《汤誓》《牧誓》记载的真实性，甚至还可能证实了一个夏王朝的真实存在。
1996年至2000年，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夏代的起始时间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中国学术界把探索夏王朝的目光瞄准了河南省二里头遗址，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先生非常惋惜地宣告：“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00年，而公元前1750年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夏朝的初年。”有趣的是，成功入围“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项目”的云南通海兴义遗址，被认为与商代文化有密切关系。此前抚仙湖畔金莲山遗址出现的多人甚至群体墓葬形式，令前来考察的原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先生感慨“仿佛看到了殷墟”，而剑川海门口遗址不乏这样的葬式。
海门口遗址这个亚洲最大的滨水式干栏建筑遗址，不论是年代还是出土文物，都连接了夏商两个朝代，具有中国历史文化传承性的极高价值，学术界绝对不能忽视。文献记载殷商迁都至少8次，其迁徙之前的栖息地目前尚未发现，首迁是否从云南开始，值得深入研究。（作者黄懿陆，单位云南省政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