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帝得知此讯之后，又想将她收入后宫，木兰加以拒绝，并且气愤万分，最后自杀身亡。恭帝赠予她“孝烈将军”的称号，民间传说中的花木兰就是此人。
中国历史上，女性武装或者女扮男装从军的故事并非只此一人。晋朝时代也有一名十三岁的少女”荀灌娘”突破敌阵，挽救了本军危机的故事。此外，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在其父起兵时，率领娘子军从军、南宋的梁红玉、明朝的秦良玉等也都是颇有名气的巾帼英雄。

梁红玉原籍池州，也就是现在安徽省贵池县，生于宋徽宗崇宁元年，祖父与父亲都是武将出身，梁红玉自幼随侍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宋徽宗宣和二年，睦州居民方腊，啸聚山民起义，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连陷州郡，官军屡次征讨失败，梁红玉的祖父和父亲都因在平定方腊之乱中贻误战机，战败获罪被杀。梁家由此中落，梁红玉也沦落为京口营妓，即由各州县官府管理的官妓，但由于她精通翰墨，又生有神力，能挽强弓，每发必中；对平常少年子弟便多白眼相看，毫无娼家气息。

一次偶然的机会，梁红玉在席上认识了擒住方腊的韩世忠。韩世忠是陕西延安人，虎背熊腰，一身是胆，为人耿介，尤喜济人急难，是一个正直而勇敢的英雄人物。梁红玉那飒爽英姿，不落俗媚的神气也引起了韩世忠的注意，两人各通殷勤，互生怜借，于是英雄美人成眷属。

入夜以后，秀州城里灯火通明，而韩世忠的部队已紧急出动，沿运河水陆两岸齐头并进，抢先占领京回一带的金山、焦山，专截金军主帅兀术的归路。果然不出所料，
金兀术的军队乘勇而来，他见江上布置了战船，旗旗飞扬、鼓角齐鸣、军伍严肃、士气勇壮，与别的将帅大不相同，知道是个劲敌。遥遥的望见对方坐船上面，竖着大纛，绣着个斗大的“韩”字，不免打个寒噤，对部下说


：“原来是韩世忠！当天金兀术就给韩世忠下了战书，约定第二天开战。晚上，韩世忠苦思行兵布阵之法，梁红玉从船后走出来对韩世忠说：“军队我少敌多，倘若与他奋力战斗是难以取胜的。明天交战不如把我军分为前后两队，四面截杀敌人。中军由我暂时管领，专事守备，并发号令，倘若金军杀来，只用枪炮矢石射住他，不让他前进。中军无懈可击，金兀术必定带他的部队向左右冲突，准备脱身。这时你就带前后两队军马，只看中军的旗号行事，我坐在船楼上面，击鼓挥旗，我的旗往东，即往东杀去，我的旗往西，即向西杀去。如果能一鼓歼灭金兀术，那就是特大的胜利

马皇后的所作所为，赢得了丈夫的尊敬与爱护。她生前，朱元璋褒奖她，比诸历史上的贤后唐太宗长孙皇后，为她父亲起坟立庙；她死后，朱元璋不再册立皇后，表示对她的敬重和怀念。这一对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妇，互相眷恋，互相体贴，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丈夫多妻妾，她的生活还是完满的。《明史》赞扬马皇后，“母仪天下，慈德昭彰”。的确，在封建时代，她是贤妻良母的典范，是“母仪天下”者中的佼佼者。
俗话说乱世自有乱世的凶险，乱世自有乱世的美丽，乱世自有乱世的凄凉，乱世自有乱世的荒诞。相对于中国女性而言，乱世至少具有双重意味：其一，她们要遭受比男性更多的苦难和欺凌；其二，她们在寻求生机和出路的过程中被造就或被毁灭的几率非常接近。但是却有一位安徽女子具备非同凡庸的男儿胸襟和须眉气概，智慧之出众，勇毅之超群，甚至连某些饮誉国中的“奇男子”和“伟丈夫”亦稍显逊色。但她的心性和志向迥异使她成了报仇雪恨的侠客。在乱世中，她的传奇故事宛如沾染了泪光和血色的霜天风景，特别醒目，也特别惊心。
中国古代的奇女子中，东汉酒泉女子赵娥便为父亲赵安报仇，手刃仇家。这个历史故事的大致情节为：赵安被同县的李寿无端戕害，此前，他的三个儿子都夭折了，膝下荒凉，只剩女儿赵娥，也已嫁为人妇。李寿沾沾自喜，以为赵家连个壮丁都派不出，纵然结下了血海深仇，终究拿他没辙。仇家吃下了定心丸子，比先前更为骄恣，赵娥表面上没什么明显表示，复仇之心却坚如磐石。她私下准备了一把锋利的短剑，藏在袖子里，常常坐着帷车，静候时机，可是十多年都未能如愿。后来，赵娥与李寿在都亭狭路相逢，她毫不迟疑地拔出利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刺死仇家，随即前往县衙投案自首。她如释重负地说：“小女子的父仇已报，请大人定罪吧。”县令被赵娥的大义感动，不忍加害于她，竟打算挂印而逃，与她一道远走高飞。赵娥感谢县令的好意，却不肯隐姓埋名，流落异乡，以待罪之身苟活人世。她振振有词地说：“杀死仇家，这是我的夙愿。因此触犯刑律，该当如何处置，那是您的职分，我绝不草间偷生！”赵娥的言行义薄云天。尽管汉代法网严密，但各级官员仍纷纷出面为她求情，她最终获得朝廷特赦，一时间成为天下景仰的奇女子。在民国时期，也有一位女子的行为和遭遇与赵娥极其相似，她刺杀的仇家来头更大，是直系军阀孙传芳，其雷霆一击也比赵娥当年的壮举更轰动天下。这位侠女便是安徽的施剑翘。

施剑翘只是一位弱女子，要想复仇，谈何容易。起先，她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叔叔的儿子，堂兄施中诚身上。施中诚幼年丧父，自小由施从滨夫妇养大，并被伯父送到保定军校学习。毕业后，在伯父的协助下，官运亨通，在伯父被杀之后，还坐上了烟台警备司令的宝座。按说，施中诚有理由也有能力为伯父报仇，但他却不愿因为为伯父报仇而失去荣华富贵。施中诚的怯懦让施剑翘怒火中烧，她写信给施中诚断绝了兄妹关系。
接着，施剑翘又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施中诚保定军校的同学施靖公身上。当时施靖公在山西阎锡山军中任职，当他得知施剑翘父亲的遭遇后，在施剑翘面前将胸脯拍得山响，说这复仇之事包在他身上，哪怕是粉身碎骨，也是在所不辞。他的话让施剑翘感动极了，竟不惜以身相许。可是在婚后数年当中，每次施剑翘提醒施靖公为父报仇的事时，施靖公总是拿言语搪塞过去。最后，施剑翘终于看清施靖公是个食言而肥的懦夫，依然于1935年6月带着孩子离开了施靖公。行前，她再次赋诗明志：
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
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


1935年中秋节，施剑翘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认出了孙传芳那辆牌号为1093的黑色轿车。散场后，她还首次近距离地见到那位戴着墨镜、依然趾高气扬的前五省联帅。但是，因为散场时观众太多，不便出手，她只能眼看着杀父仇人登上汽车，绝尘而去。此后，施剑翘多次到孙传芳位于英租界的豪宅周围探察，发现那里戒备森严，实在无法下手。情急之下，施剑翘甚至想到了化名到孙传芳的家里当佣人，这个时候，昔日叱咤风云的五省联帅已经决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和靳云鹏摇身一变，分别成了天津居士林的林长和副林长。施剑翘经过多方探询跟踪，最终摸清了孙传芳的动向。1935年10月，施剑翘取名“董慧”，潜入居士林充居士，打算寻找时机刺杀孙传芳。

1935年11月13日，正是讲经日，靳云鹏与孙传芳都应该到居士林诵经。这一天下雨，寒风裹着冷雨，街上行人稀落。孙传芳早晨醒来，明显感到精神有些不济，但还是勉强起床，按时赶到居士林。孙传芳的妻子不愿他冒雨外出，曾一再劝阻，但孙传芳执意冒雨赶来，靳云鹏却反而因雨未到。居士林的男女居士们在礼佛听讲时，是男女分坐的，男居士行列之首座是靳云鹏，女居士行列之首座是孙传芳。主讲人富明法师坐在正中座上。梵铃一响，孙传芳默默地盘坐在前排的蒲团上，开始屏声静气。
这天下午，施剑翘也来到了居士林。此前的三期道会，她每一次都参加了，每一次也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是因为与会的居士众多，场面混乱，不便下手。今天，施剑翘身穿青色大衣，青色长裙，再次神态自若地坐在居士林里。因为下雨天冷，今天赶来的居士比以前少了许多，往日热闹的居士林也显得冷清和空旷了一些。施剑翘看在眼里，心中暗自欢喜。她眼看孙传芳身穿僧袍，走进居士林，心想，他活不了多久了，且看他神气什么？


传单的背面并非空白，还有两首绝句，在诗中施剑翘表明了她为父报仇的心迹：
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
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
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
众居士看了传单，顿时议论纷纷。施剑翘用电话给家中报告了大功告成的喜讯后，便找到寺中的知客僧东海和尚，让他去通知警察局赶快来人，自己决意自首，不想趁乱逃脱。

这时孙传芳的随从也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经气绝身亡，施剑翘手持手枪大义凛然地站在原地，也不敢唐突行动。警察来后，问明情况，即迅速将施剑翘带走。然后，富明法师披上法衣，对孙传芳的遗体作了一个“送往生”的仪式，孙传芳的随从向居士林借了两床棉被，将尸体包裹后，用汽车送回家中，随后施剑翘自首。


人称古徽州为“程朱阙里”，封建礼教在这里有着特别深刻的影响。徽州女人在这浓郁的礼教氛围中，许多人自觉地把礼教的那一套套规条奉为人生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古徽州，节妇烈女多，事迹惨烈。有俗谚云：“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是说徽州当时年满十二三岁的男子就要完婚，然后外出经商，他们往往要等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返乡省亲。因此也就有了“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之说。《新安竹枝词》更形象地描绘道：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从这些故事和谚语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出，安徽女人坚强而顽韧的性格。


20世纪初的传奇女子赛金花，是安徽女人中最为悲情徽娘，她的一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赛金花（原名赵彩云）是生活在中国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一个传奇女子。她的籍贯是徽州黔县，是地地道道的“白云芳草疑无路，流水桃花别有天”的桃花源里的人。1936年死于北京。她一生三度嫁作人妇，又三番沦落烟花巷。一生坎坷，结局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