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父亲。
很丑，像深山里一坨干巴的黄泥巴。

父亲很丑。
1米42的个头，村里有几个初中毕业的孩子私下叫他根号二（根号二开方的结果约等于1.41）。
但却长了一张大脸，在常年的风吹日晒之下变得干巴巴的。
平时胡子拉碴的，再加上一双无神的眼睛，简直可以说邋遢得有些让人不愿意靠近。
父亲也很穷。
上山干活，往脚上套四五双袜子，脚后跟还露在外面。
最烦的是，他还很憨。

父亲除了种田，没有别的本事。
村里其他人都会在种田之余做点副业，最不济也会到山里采些山货，赚点买盐、买针头线脑的钱。但父亲就只会老实巴交地种田。
我和哥哥读书要学费，他种的粮食卖不够钱，就种烤烟。种烤烟有很多特别麻烦的工序，最后一个环节是把烟叶晾到特殊的烤房里烤。对温度的要求特别严格。一天24小时，父亲需要每隔一个小时去烤房里添柴火。
每年的这个时候，他就有连续四到五个月的时间没办法睡个囫囵觉。
从哥上小学到我大学毕业，父亲啥都没干，就种了20年的烤烟。
我大学毕业以后，他还要继续种。我们威胁要把他的烤房炸掉，他才算安分下来。
种烤烟很忙，他吃早饭的时候总是天还没亮，吃晚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很久。
他不吃午饭。
90年代方便面出现在村里，他发现那是个好东西，能充饥，还不耽误时间。
他就一箱一箱买回来，当午餐。

村里的路很烂，不能走大车，只偶尔有村民自己用摩托车改装的三轮车带着一股黑烟和惨烈的嘶吼，像发了羊癫疯的怪兽一样颠簸着爬上来。
要把烤好的烟运出去卖，把种烟用的化肥运回来，全靠父亲的双脚和双肩。
因为他矮，每次背着一大捆烟叶走在路上，从背后既看不到头，也看不到脚，仿佛就是烟叶自己在路上走，显得很滑稽，也更容易让人觉察到父亲的憨。
有一天他卖了烟，买了方便面回家，半路上遇到一个开着三轮车的熟人，愿意捎他一程。
他像蹲厕所一样蹲在改装的车盒子里，双手牢牢抓住盒子的两边。那个样子，很像古装电视中被绑在囚车上游街的犯人。
回到家里他才发现，自己一路只顾自己不被颠下车去，他的方便面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颠掉在了半路上。
他门都没进门，折身下山，沿路去找。
他再次回家的时候，天早黑了，方便面也没找回来，怕是被放羊的人顺手捡走了。
母亲埋怨他：“那么大个人，一箱方便面都能丢了！丢了就丢了嘛，还去找，耽误半天功夫。你是不是苕！”（老家方言，苕就是憨的意思。）
父亲什么都不说，默默去吃母亲留在锅里的饭。

因为父亲又矮又丑，还憨。
小时候每次学校要开家长会，我总是找各种借口免得让他去。好在很忙，能不去，他就不去。
读小学二年级的一天，下大雨，早上翻山越岭去学校时淋了雨，在学校发高烧，头疼得趴桌上啜泣不止。
没有电话，老师请个刚好顺路的人捎信给父亲。
下午的时候，他从头到脚都是泥站在教室门口，大声喊我的乳名：“走，回家。”
他背着我淌水、翻山，一身水，一身泥。
那是记忆中他第一次到我的学校。也是在那天我发现，即使他那么丑，那么矮，那么憨，好像同学们也并没有因此而取笑我。

到高中时，我已经能够比较坦然接受他去学校了。
高考前夕，全省模拟统考我成绩突出，有上名校的潜质。学校因此特别邀请父亲来参加高考动员大会。
我和父亲的位置被安排在第一排中间。
动员大会在学校操场举行。他到的时候校长的报告刚好进行到一半。
他站在人群的边缘，踮起脚拼命朝我挥手。
我猫着腰尽量避开同学们的视线，领着他从主席台下走到他引以自豪的位子上。
哪怕是来送儿子出征，他依然显得寒酸而憨，裤腿上还沾着泥浆。
我们走过主席台时，校长有意提高了报告的声调，可能是想尽可能吸走一部分学生和家长眼光。对此，至今温暖着我的心。
而我再一次觉察到父亲丑，而且憨。

父亲憨厚，容易受人欺负。
二十年前，农村里的公共事务政府很少顾及，修路搭桥流行做义务工，即个人为集体提供无偿劳动。每逢这个时候，总有人投机耍滑，也总有人敷衍了事，而父亲的憨厚与勤恳，反而成了大家讥笑的对象。
就连我和哥哥也经常糊弄他。
记忆中，一年四季，家里总是有干不完的活。
无论是周末，还是寒暑假，我们都要跟着父母在地里干活，写作业则等晚上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去完成。
但是很多时候，晚上我们懒得动。
临近开学，作业没写，我们就要父亲写一张纸条带给老师，他从来不拒绝。
所以，初、高中的时候，我们经常带着父亲“家里活多，没时间写作业，请老师原谅”的字条去见老师。
屡试不爽。

村里穷而落后，大部分人对读书的理解非常传统而简单：学而优则仕。书读得多的人以后是要做官的。
但是大部分村民觉得祖坟上没有冒青烟，子孙后代自然也和高官厚禄无缘。所以，读书无用在几十年前的农村就盛行，并不是近几年的新思潮。
我和哥哥是村里四个大学生之二。
入学前夕，很多人登门道贺，有人对曾经欺负过父亲的无知行为道歉，表示今后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也有人请父亲以后多多关照。
他们担心我和哥哥将来做官以后打击报复他们。
父亲在村里的地位一夜之间，地下天上。
从来不曾受到如此厚遇，父亲憨厚的脸涨得通红，发出几声干涩的笑声，搞得大家心里直打鼓。
好在我和哥哥大学毕业已经十几年，既没做官，也不曾回家报仇雪恨，父老乡亲的心才算落了地。

父亲读书不多，不知道有神论、无神论是哪路神仙。
但事实上他是个“无神论”，不相信鬼怪。
因为在他大半辈子中，一切苦难最终靠的都是自己的双腿和双手，任何神仙不曾帮上任何忙。
山大人稀。
在我们去初中读书的路边有一处悬崖，悬崖边上有一颗巨大的歪脖子柏树。
有一天去学校途中，我靠在歪脖子树上乘凉，不小心以头朝下的姿势滚下了悬崖。
最终落地的姿势却是后背上部先着的地。
我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意识模糊，至今还记忆犹新的只有呼吸困难。
旁边有人叫我，我却只张着嘴大喘气，答不上话。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在地上躺了约半个小时，除了额头擦伤，还有点直不起腰，其他一切正常。
照常去上学。

因为远，所以住校。
周末回家的时候已无大碍，和父亲说起此事。
他嚎啕大哭。
他跑去给我死去的爷爷、奶奶，各位祖先烧香磕头，给所有他听说过的神仙磕头，也不管他们在天上管的是哪一路的工作。
所有人都说人从那个悬崖上掉下去，应该摔死的。
父亲坚信，我是得到了祖先和各路神仙的庇佑。
死里逃生已经过去二十多年。
我除了不能睡太软的床，否则会腰疼。
对此事记忆最深刻的还是父亲给祖先、神仙磕头的样子。

大学毕业以后，哥哥定居北京，我来了广州。
一南一北，国际化大都市。
父亲，老了。
几番劝说，两年前他终于答应带着母亲来广州小住几天。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第一次见到。
儿子能在离家几千里的大城市立足，他有些小骄傲。
带他去香港的时候，他一定要坐双层巴士的第二层最前一排，对香港一路指点江山。
在海洋公园的时候，他要我把看到的一切都拍下来。自己不会用智能手机，就要我把照片洗出来给他带回去给别人看。
他又有些惊慌失措。
在人流中，他总是紧紧抓着母亲的手。他怕母亲走丢，也怕自己走丢。
他比以前更憨了。
自己开车出去，他总是担心车门没关上，很用力地关门。
特意带他去坐地铁、公交。来来回回教了三天，也没学会。人一多，他就慌张，不知何去何从。
站在扶手电梯前，就像一个恐高症的人站在悬崖边上蹦极，犹豫不决，似乎要下定拼死一搏的决心才敢迈出去那一步。
过地铁闸机时，他总是紧贴着前一个人，刷卡后，他总是小跑着过闸，生怕被夹住。
……
不同的是，我不再觉得他丢人。
站在一旁小声教他，鼓励他。
对旁边等候的人赔笑脸道歉，让他们再等等。

在广州的几天里，所见所闻，他总是会提各种有些可笑的问题，像初来这个世界的孩子。
我总是先哈哈大笑，再耐心解释给他听。
他不管有没有听懂，也总是跟着憨憨地笑。
大半辈子和黄土地打交道，手里拿的是锄头，眼里看的是庄稼。
他连一门老了可供自己消遣的手艺都没学会，不打牌，不打麻将，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不上网，不看书。
他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
这个城市让他紧张。
他不属于这里。
和儿子的团聚，抵消不了回家的愿望。
预先设定的行程没走完，他就匆匆要回家了。
在车站送别，临行前，他叮嘱我过年早回。

父亲本来就丑的脸，老了，更干巴了。
本来就矮，老了，背驼，更矮了。
本来就憨，老了，更没办法变聪明了。
丑，矮，穷，憨，现在又老。
他越来越像深山里一坨泥巴。
借用一种说法，岁月从他身上夺走的都给了我。
我长大了。
现在我愿意带他去任何地方，任何场合，并大大方方告诉所有人：“这是我的父亲。”
虽然他丑，他矮，他憨，他穷，他像一坨泥巴。
但如果有机会体验时光倒流，我希望从小就能这么做，从来不曾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