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八股文的建设性的批判,是我们能够在它之上发展出更能体现当代思维高度和认知水平的文体。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似乎只配做一些加法或减法的处理,比如把它增加到九股或缩减为三股(段)。今天为学术界念兹在兹的“学术范式”,怎么看都像是八股文在借尸还魂。
单纯的加法或减法,并不会根本地改变事物的性质,简单地颠倒事物的顺序也是如此。我不看好刚刚颁布的高考改革方案,就是因为,它除了对高考科目作了加减法的处理,以及把自主招生从高考前挪到高考后之外,对于高考之所以必须改革的原因——应试性质——并没有做出真正的回应。
除了有幸有钱有资格在第一世界享受中小学阶段的“快乐教育”的爱国子弟们,中国的应试教育是全民族的梦魇:哪一个曾经或正在读中学的国人不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与考试有关的恶梦的侵扰?教育行政当局无力终结恶梦,又不甘于束手作现有规则的守护者,像一切患了神经官能症的权力一样,它们总想通过“主动”行政来彰显它们的存在,这尤其加重了教育领域的灾难。
评价教育领域的改革,向来都是一件令人气馁的事情。声称为了促进教育公平的中小学划区招生,除了通过拉升所谓“学区房”的房价而对我国GDP赶超日本有所贡献外,其实乏善可陈。由于不曾以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间的公平投放为前提,其本身就在制造更多的教育不公平,而且凭空打造了“择校”这一权力寻租的新式平台。由于高校自主权在法权关系和行政关系上无法落地,被寄予厚望的高校自主招生在徒增学生应试的压力之外,最终蜕变为以文艺或体育特长兑换分数的交易场:会跳拉丁舞的降三十分,会剪纸的降四十分,跳过一米八五横竿的降五十分……“君子不器”,亚历山大的父亲因为他的弟弟弹奏六弦琴太好而深以为耻,当下中国的重点高校却正在成为杂耍艺人的汇聚之地。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建立在对中学校长这一群体的道德水准和身份认同的双重高估之上:名誉几乎是中学校长们所稀缺的唯一资源了,你指望这种缺位的名誉能担保什么呢?将英语考试拆分为多次,完全暴露了应试教育与竞技体育的同构性:多次试跳,取其高者为最终成绩。不触动应试教育框架的“减负”,更像是一项试图讨好舆情却又注定不得人心的政绩工程,完全与正常的社会逻辑脱轨:你为学生规定了百米冲刺的目标,却又扯着学生的胳膊不让跑,甚至还不准他们为此进行训练。
使高考制度备受诟病的不是文理的分科或不分科,而是把每个人的思考过程和结论都统一到标准流程和标准答案的应试教育体制。标准化考试和标准化教育生产线,批量产出了大量可以相互取代的所谓“人才”。在一群说汉语的亚裔留学生中,要区分出来自我们大陆的学生,只需向他们请教类似这样的问题: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凡是回答得让你感觉外交部发言人的辞令又从他们身上碾压一次的就是我们的学生:“任何一个国家在高速工业化的初期都会产生污染问题,欧美国家也不例外。某些西方政客和媒体无视中国政府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和有目共睹的伟大成就,恶意夸大和炒作中国污染问题,这完全是西方国家长期沿用‘冷战’思维和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双重标准的结果。我们在此郑重澄清,中国污染问题远没有渲染的那么严重。中国污染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也必将在发展中得到解决。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将是一个水更清、天更蓝的中国。谢谢你的提问!”这套以不变应万变的程式还可以用来回答其他一些“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比如教育不公平……
这套程式的要点在于,一旦把类似问题归结为西方奉行双重标准的结果,问题的严重程度就得到了有效的降低,渲染它就等于为西方的双重标准提供弹药。又,一旦把问题纳入到历史决定论的信仰框架里,问题想得不到解决都不可能,甚至解决的方式和方法都变得不值一谈了。
单纯的加法或减法,并不会根本地改变事物的性质,简单地颠倒事物的顺序也是如此。我不看好刚刚颁布的高考改革方案,就是因为,它除了对高考科目作了加减法的处理,以及把自主招生从高考前挪到高考后之外,对于高考之所以必须改革的原因——应试性质——并没有做出真正的回应。
除了有幸有钱有资格在第一世界享受中小学阶段的“快乐教育”的爱国子弟们,中国的应试教育是全民族的梦魇:哪一个曾经或正在读中学的国人不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与考试有关的恶梦的侵扰?教育行政当局无力终结恶梦,又不甘于束手作现有规则的守护者,像一切患了神经官能症的权力一样,它们总想通过“主动”行政来彰显它们的存在,这尤其加重了教育领域的灾难。
评价教育领域的改革,向来都是一件令人气馁的事情。声称为了促进教育公平的中小学划区招生,除了通过拉升所谓“学区房”的房价而对我国GDP赶超日本有所贡献外,其实乏善可陈。由于不曾以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间的公平投放为前提,其本身就在制造更多的教育不公平,而且凭空打造了“择校”这一权力寻租的新式平台。由于高校自主权在法权关系和行政关系上无法落地,被寄予厚望的高校自主招生在徒增学生应试的压力之外,最终蜕变为以文艺或体育特长兑换分数的交易场:会跳拉丁舞的降三十分,会剪纸的降四十分,跳过一米八五横竿的降五十分……“君子不器”,亚历山大的父亲因为他的弟弟弹奏六弦琴太好而深以为耻,当下中国的重点高校却正在成为杂耍艺人的汇聚之地。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建立在对中学校长这一群体的道德水准和身份认同的双重高估之上:名誉几乎是中学校长们所稀缺的唯一资源了,你指望这种缺位的名誉能担保什么呢?将英语考试拆分为多次,完全暴露了应试教育与竞技体育的同构性:多次试跳,取其高者为最终成绩。不触动应试教育框架的“减负”,更像是一项试图讨好舆情却又注定不得人心的政绩工程,完全与正常的社会逻辑脱轨:你为学生规定了百米冲刺的目标,却又扯着学生的胳膊不让跑,甚至还不准他们为此进行训练。
使高考制度备受诟病的不是文理的分科或不分科,而是把每个人的思考过程和结论都统一到标准流程和标准答案的应试教育体制。标准化考试和标准化教育生产线,批量产出了大量可以相互取代的所谓“人才”。在一群说汉语的亚裔留学生中,要区分出来自我们大陆的学生,只需向他们请教类似这样的问题: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凡是回答得让你感觉外交部发言人的辞令又从他们身上碾压一次的就是我们的学生:“任何一个国家在高速工业化的初期都会产生污染问题,欧美国家也不例外。某些西方政客和媒体无视中国政府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和有目共睹的伟大成就,恶意夸大和炒作中国污染问题,这完全是西方国家长期沿用‘冷战’思维和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双重标准的结果。我们在此郑重澄清,中国污染问题远没有渲染的那么严重。中国污染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也必将在发展中得到解决。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将是一个水更清、天更蓝的中国。谢谢你的提问!”这套以不变应万变的程式还可以用来回答其他一些“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比如教育不公平……
这套程式的要点在于,一旦把类似问题归结为西方奉行双重标准的结果,问题的严重程度就得到了有效的降低,渲染它就等于为西方的双重标准提供弹药。又,一旦把问题纳入到历史决定论的信仰框架里,问题想得不到解决都不可能,甚至解决的方式和方法都变得不值一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