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没有安排活动，我和夫人去海边的浴场泡了许久。北戴河的浴场是一个喧闹、沸腾的世界，大海的涛声和海边的人声演奏着一曲动人的合唱。成千上万的浴者与沙滩嬉闹，与海水嬉戏。阳光下，海水鳞光闪闪，浴者也鳞光闪闪。在这方骚动不安的所在，我和夫人玩得很尽兴，不知不觉已到了快吃晚饭的时间。于是我们匆匆洗尽身子，穿上外衣上岸。海边的沙滩很软，只管光着脚走在上面，到岸边的公路上再穿鞋。刚穿好鞋子，迎面就见到方蕤老师正笑着走来。她是在海边的林荫道上散步，我问：“怎么一个人呀？王部长呢？”
“他在有点事，我一个人出来走走。”我们陪她一起穿过外交部宾馆，上了安一路。在安一路的中段就是创作之家了。方蕤老师看看表，说离开饭时间还有个把小时，邀请我们到她的房间里坐坐。她和王蒙住在一层，这儿的条件比一般宾馆要好，房间大，有沙发，有开水器，有彩电和冰箱。方蕤老师请我们吃水果，我们谢绝了，于是喝点茶，讲讲话。几天里我和王蒙交谈时她都大多都在边上，知道王蒙跟我说过许多安徽的人和事。就在前一天，王蒙还在问我：“鲁彦周最近身体怎么样？”我告诉他们：鲁公近来脸色好多了，精神也好，一部长篇小说写完了。我还告诉他：鲁公的书法近几年在合肥很吃香，都上拍卖会了。他问我啥时见的鲁公，我说就在我来北戴河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还相聚在一位画家朋友家喝酒呢！鲁公的夫人也在场。王蒙说：他气管不好，喘不上气吧？我说还好还好，反正比去年好多了……
方蕤老师也很关心王蒙跟我提到的其他人，说她熟悉。他随王蒙几次来过合肥，住过稻香楼，也参观过李府，上过黄山。黄山给她的印象自然比北戴河还要壮美，但她说太累人。而北戴河有大海也有山，山势则比较平缓，即便是千年雄关，也是可以信步而登的。对于北戴河，方蕤老师有着特殊的感情。1982年9月26日，这是她一生第一次到北戴河。那是她与王蒙结束16年的新疆生活后，刚调回北京，她与王蒙搞的秘密旅行，他们从崇文门上了旅游车，跟着导游去北戴河玩了5天。后来王蒙升任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后，她和丈夫几乎年年都要来北戴河。

在后来与方蕤老师的接触中，我更是渐渐地了解了她对北戴河的特殊的情感。王蒙14岁入党，19岁写出长篇小说《青春万岁》，21岁写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从此才给他们夫妇带来了大喜大悲。1957年元月，她与王蒙结婚，29岁时举家西迁新疆，吃不尽苦头的日子过了16年。在这期间，王蒙利用工余时间创作了长篇小说《这边风景》。正是这部书改变了他们后半生的命运：王蒙得到中青社邀请，去北戴河修改此书。1978年6月6日，王蒙独身一人到达北戴河，在北戴河团中央招待所一住就是半年。在这半年里，王蒙的创作受到了普遍关注，也有机会结识了一批官员和名家，大家在北戴河共同商议，从各个方面帮忙，终于把王蒙夫妇调回北京了。在方蕤老师看来，正是北戴河让他们全家实现了人生转折和飞跃。

方蕤是个嫁夫随夫的女人，她十分欣赏王蒙的始终如一的乐观精神和才气。欣赏丈夫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与丈夫一样的水平上来要求自己。他们的婚姻即将由“银”变“金”了，方蕤却在忙前忙后的家务事之余，捡起一粒粒不起眼的“芝麻”，“珍藏琐碎”，写成了一部十分值得一读的《我的先生王蒙》。我说我在朋友处见到过这本书，她说那你自己一定没有，我就送你一本吧！她在扉页上写下“感谢裴章传先生赐阅”，签上大名和年月日给我了。书的封面是一张她与丈夫十分亲密的合影照，照片拍得一点没走样，很真实的。
真实生活中的方蕤穿戴很普通，甚至有点落伍，就像丈夫王蒙一样，在那么多作家面前，始终是一件T恤衫一条大裤衩。喜欢在穿着上落伍并不说明他们因循守旧，穿着再超前也不能意味他们就现代了。方蕤说：王蒙走出家门就发现了自己，而她自己是进了家门才找到了自己。她是妻子和母亲，要会洗衣、会做饭、会装点生活。他们有好几处房子，在北京边上的一个山寨里，还有一套他们自己花钱盖的房子。她经常去料理这些所在，常常是替王蒙打前站，收拾停当了才叫王蒙来。
他们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也取得了太多的成功。现在的他们过得很充实也很幸福。祝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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