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阴阳家的历史哲学体系里，王朝统治的正当性在于天数，而不在于现实社会的迫切问题以及百姓的切身利益，这与法家的政治正当性论证思路截然不同，韩非子恰恰坚持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必须建立在解决时代紧迫性的问题从而给百姓带来切实利益这一基础之上：“上古之世，人民少而**众，人民不胜**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韩非子•五蠹》）倘若依据韩非子“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观念及“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的政治理念，秦朝一统六合之后，实则应该着力于提升百姓最为关心的福祉，轻徭薄赋，稳定社会秩序，满足人们对和平、利益的渴望。
然而，事实却是，秦朝统治者在刚刚结束数百年战乱之后随即大兴土木，修阿房宫、骊山墓，其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疲敝百姓的行为，已经完全背离了先秦诸子也是法家认可的“立天子以为天下”的基本政治价值，也违背了韩非子“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的法治原则。法家的真精神其实在秦代已逐渐消亡。因此，秦朝暴政而亡的历史责任，最终必须由秦朝政治实践者来承担，不能简单归结为韩非子以及法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