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
舜虽然掌握了政权，但黄帝家族在各大部族中的神圣影响力还在。尤其是在鲧死后，他的儿子禹接过父亲的职责，继续主持治理大洪水。舜可能认为主持治水是个找倒霉的事，因此没有加以反对。
禹的金文形状是，它的中间是，代表蛇虫，被贯通，就是用手抓捕之意。禹，就是捕蛇能手的意思。后来的“疑古派”大师顾颉刚根据金文上“禹”字的形状认为：禹这个人根本不存在，而是代表蛇虫之类的野生动物。被鲁迅看到，写文章讽刺说历史学家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说“禹是一条虫”。传为笑谈。顾颉刚还要起诉鲁迅，说鲁迅歪曲了他的意思，造成了名誉损害。但其实顾颉刚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没有直接说是一条虫，而是说是一种动物。差别不大。从上古圣人的名字来看，禹字既代表捕蛇，又代表一个人，这并不矛盾。在文字初创的时代，大部分人的名字肯定是没有对应的文字可以书写的，能被叫出来但没法写出来。只有领袖人物才会得到一个可书写的名字，这个字有时候可能就是专门为他造的，表明他的特长或者他所在的部族的特征。按照顾颉刚的逻辑，那黄帝就该是一个箭靶、炎帝就是一堆柴火，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古文献记载，鲧一直试图用堵住洪水缺口的办法来治理洪水，最终失败。禹吸取鲧的教训，改为以疏通河道为主，经过九年的辛苦努力，终于治水成功。禹在这九年间以治理洪水为名，走遍了黄河沿线，跟各大部族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默默为从舜手中夺回原本属于黄帝部族的权力打下政治基础。
——西方文化中也有有关大洪水的传说。《圣经》里面记载：上帝决定用大洪水来惩罚不信仰它的人，但有个叫诺亚的人因为行善而被允许活下来，上帝提前通知了他。诺亚于是提前造好方舟，把自己的家人和一些动物装进方舟，因而得以从大洪水逃生。东西方大洪水的传说代表了世俗文明和神圣文明对待自然灾害的态度：一个是迎难而上，以智慧和勇气战而胜之；一个是祈祷神灵宽恕和解救，苟且偷生。这种差异表明，中国能在古代世界长期称雄，并成为唯一传承下来的古文明，绝非偶然。

舜没有杀掉尧的儿子朱丹，而是按照当时的惯例将他放逐到南蛮地区。这在政治上是一个错误。即使杀掉朱丹可能造成不利的政治影响，也应该长期囚禁或软禁。放逐对普通罪犯来讲是一种惩罚，对这种高级政治犯来讲就等于放虎归山。我们应该还记得黄帝曾经把自己的小儿子昌意派往西南方的若水担任部族领袖的往事，后来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国君也声称自己是黄帝派来统治南方的，这说明黄帝家族一直注意对南方的控制。朱丹被放逐到南方后，很快就得到了诸多南蛮部落的政治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朱丹在诸多南蛮部族的支持下，带兵北伐，试图夺回君位。

舜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只能亲自带领各部族军队前往征讨。双方在在湖南地区交战。舜取得了胜利，南蛮军队大败，朱丹不知所踪。战后，舜下令将叛军的主力——三苗部族迁往西北三危地区，即今天甘肃敦煌三危山附近。这就是上古传说中著名的“舜逐三苗于三危”的故事。但南蛮部族并不甘心失败，等到舜晚年的时候，南方再次爆发叛乱。舜第二次南下亲征。这一次征战不太顺利，舜死于征途，被埋葬在了今湖南宁远县的九嶺山。直到今天，我国湖南地区还流传着舜的两个妃子到洞庭湖寻找舜帝的传说——据说两个妃子在北方长期得不到舜帝的消息，决定冒险前往南方寻找，在湘江洞庭湖得知舜帝已经去世，泪如雨下，滴在了洞庭边上的竹子，留下斑斑泪痕。洞庭湖边带有斑点的竹子因此也就被叫做“湘妃竹”。
南方的叛乱让各大部族领袖意识到，非黄帝家族的人担任君主，其权威不足以维持国家稳定。舜去世后，禹依靠治水的威望，在诸部族的拥戴下，夺回了原本属于黄帝家族的君主之位，复辟成功。南蛮部族的叛乱也就自动平息。
——儒家学者这次没说舜是禅让，因为舜死于征途，不具备玩禅让的客观条件。但他们坚持认为舜在生前就有强烈的“禅让”意愿，而禹一再推辞。舜去世后，禹找了个偏僻的地方躲起来，以便让舜的儿子继位，但诸侯们拒绝拥立舜的儿子，不辞劳苦到禹藏身的地方把他请出来。禹勉为其难，答应了大家的请求。儒家学者的这种说法，显然也很不合常理，与《竹书纪年》相矛盾。我们仍然倾向于认为后者更接近历史真实。

建立夏朝
大禹继位以后，为了防止君主的位置再次被黄帝家族以外的部落领袖篡夺，决定改变传承数百年的部族推举制。
尧舜时期全流域的大洪水必须跨诸侯国进行物资调动和人员的组织。这种组织力量原本是各个部族的领袖们一定会竭力抵制的，但是面对大洪水，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暂时性的把调动物资、民夫甚至可能包括军队的权力交给负责治水的禹。禹利用治理黄河的契机，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建立了很高的威望，这为他推动国家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大约距今4000年前的时候，初登大位的禹召开诸侯会议，命令全国各地所有的部族首领都必须来参加。防风氏部族——听名字他们可能最早发现了一些治疗风寒的药物——的首领晚到了几天，大禹就下令把他杀掉。这种君主因为如此微小的过失就杀掉一个部族首领的事情，在历史上可能是头一次出现。这极大的震慑了各个部族。会议上，部族领袖们被要求向禹行跪拜扣头之礼，表示绝对的臣服。
大禹对炎黄古国的体制进行改革，最重要的是削弱了部族的势力、并建立了一套比较标准化的上贡体系。很多部族的地盘被减少，剩余出来的被分封给了大禹的儿孙或者中央政府的贵族，分封制逐渐取代联盟制成为了国家的基本制度。同时，他要求被分封的诸侯和原来的部族都必须根据本地的物产和距离首都的远近，每年上交中央规定数量的物资，以作为中央政府运转和供养军队的费用。
这样，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体系的雏形被建立起来了。中央可以利用诸侯上贡的财物建立更强大的军队，这就在根本上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在此之前，君主只能依靠本部族的力量来确保其它部族的服从，这种权威的根基非常薄弱。上贡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君主的力量就不再只依靠自己的嫡系部族，而是依赖于上贡制度带来的财物，这就可以确保君主掌握的经济实力稳定的超越各个部族和分封诸侯。
大禹确定了君主的称号——国王，还给国家定了一个国号：夏。大禹也就成了夏国王。这标志着炎黄古国的终结和夏王朝的建立，以部族联盟为主要特点的上古国家也就被以国王世袭和分封上贡体制为特点的封建制国家所取代了。这是一次巨大的政治进步，强化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其历史意义跟后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一样的。
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夏启宣布继位。禹的执政官——相当于总理、同样来自黄帝家族的伯益反对这种未经部族领袖们推举就直接世袭的做法，举兵造反，被夏启镇压了下去。伯益被杀。君主世袭制遂最终确立。
三皇五帝的时代结束，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开始了。

发现甲骨文
夏商周三代的特点就是君主世袭制和分封制，这三个朝代总共存在了大约两千年。关于夏朝和商朝的情况今天保留下来的史料已经很少了，我们只是知道它的帝王世系以及建立和灭亡的大概时间。
现存记载夏商时期历史的最早史料应该是《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时期。《竹书纪年》采用的是流水账形式，哪个国王的哪一年发生了什么大事，非常简略，一般每隔几年才会有一句话，是非常严肃的官方史学记录，不是对故事传说的整理。

尽管如此，但还是有学者认为夏商是一个朝代而不是两个朝代，夏的国王可能并不存在，只是商朝早期的一个称号。因为现在发掘出来的被认为是夏朝首都的二里头遗址，没有发现成规模的文字；而商代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也都没有提到之前有夏这么一个朝代。因此也有学者把夏朝时期的诸多考古成果称之为“早商时期遗址”。
夏时期的遗址中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文字记录，这是我们研究夏朝历史的一大遗憾。有可能是夏没有像商一样用龟甲刻字占卜的习惯，他们把文字都刻在了木头或竹片上，这些载体无法在地下掩埋数千年以后还能保存文字的痕迹。
有关夏和夏之前的历史，最终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再由后人整理成文的，因此不能称之为信史，但也不能完全斥之为神话传说，只能称之为半信史。不管怎样，甲骨文和当前的考古都表明，在文献记录中的夏朝存在的年代，中原大地上确实有发达的文明活动。夏朝的情况与《竹书纪年》等传世文献在多大程度上相符，不影响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追溯。

夏王朝大约存在了五百年，在距今大约3600年左右，东夷部族的商部落造反，攻入夏王朝首都、杀掉了夏朝最后一位国王桀。夏朝灭亡，商朝建立。商部落自认为是舜帝的后裔，他们祭祀舜和黄帝，但不祭祀黄帝家族的其它上古帝王。《国语》里面说“商人禘舜”，这里的“禘”就是祭祀的意思。
“舜”字甲骨文中前面往往会加上“高祖”二字，是甲骨文中地位最高的祖宗神。甲骨文中黄帝被称为“黄”或“黄尹”，尹字就是古君字。“帝”的称号在商朝还没有出现，五帝都是后来的周人追封的。商人对“黄尹”的祭祀规格也很高，超过了国王。除舜和黄帝外的其它炎黄古国时期的上古人物，都没有在甲骨文中被发现，虽然有尧字，但不是作为人的代称出现的。
商朝早期的历史跟夏朝一样难以考证。考古学家在二里头夏都遗址附近发现了一个比二里头规模更大的商朝早期城市遗址，它兴盛的时间跟二里头衰败的时间正好接的上。这应该是商灭夏之后兴建的新都城。但此后商朝的都城也跟夏朝一样，总是搬来搬去。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商都大都位于黄河中下游，而黄河每隔数十年或上百年就要改道一次，造成地理形态的巨大改变，逼着商国王不停的营建新都。一直到距今3300年左右，当时的商王盘庚为了躲避黄河水患，再次从山东曲阜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才算稳定下来。到了十二世纪初，考古学家们在这里挖掘出了殷都的遗址，并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铜器。其中尤以甲骨文的出土意义最为重大。
甲骨文，顾名思义，就是刻在龟甲和其它动物骨头上的文字。跟木头、竹片等不同，甲骨可以长期保存，因而铭刻其上的古文字有幸到今天还能被我们通过考古发掘看到。甲骨文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文字，已经发现的字就有四千多个，被破译的文字两千多个。这已经足够表达非常丰富的思想。今天，一个初中文化的中国人一生所使用的汉字也就两千来个。这种高度成熟的文字体系在产生之前，必然经历过至少上千年的发展。由此可知，中国人进入文字时代的历史不会少于五千年，从文字角度表明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论断是可靠的。

甲骨文是用途是商王占卜只用，因此很少讨论历史事件，主要都是记录的商王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刻到甲骨上向神灵请求指示或保佑。有理由相信，当时肯定还有很多其他文字载体用来记录行政命令或历史事件，但都未能像甲骨一样保存下来。
尽管如此，甲骨文中的记载还是与《国语》、《史记》等传世文献中的记录可以互相印证。证明了古代文献记录中有关商朝中期以后历史的可靠性。中国历史也就自此从半信史时代进入了信史时代。

文献与考古
信史时代之前的上古传说，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文献最早也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虽然这些文献很多，而且可以相互印证。但单纯文献的印证还是不像出土甲骨文这样够有说服力。因为这些文献所依赖的信息来源可能是各种民间传说，从黄帝到尧舜禹再到夏朝的故事到底有多少真实多少虚假，我们无法证实。
通过田野考古，我们已经掌握了许多史书上记载的从三皇五帝到尧舜禹、夏商周时期的遗址。但在甲骨文出现之前的遗址，都没有可系统解读的文字出土，也就无法为我们提供可与上古传说相互印证的资料。
目前来看，在甲骨文之前即使还有文字记录埋藏在地下没有被我们发现，也必然是十分简单的，无法承载很详细的历史信息。也就是说，即使再过几十年上百年，把埋在地下的遗址都挖出来，也不太可能再像发现甲骨文一样，发现能印证传世文献的原始文字记录了。我们讲中国半信史时代的历史，可能永远都只能是两条线：文献一条线、考古一条线。这两条线有一些地方可以互相印证，但很难合二为一，构成一套完整可靠的历史叙事。它们是一种互补但分离的关系，两条线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都能反应一部分历史的真实。

下面这张表就是把文献和考古进行对照的一个简要总结：

对半信史时代的历史，我们现在只能把文献和考古成果在时间上的对应起来，知道在传说时期，中华大地上确实存在相当繁荣的上古文明。把田野考古的成果、传世古文献的记录和现代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结论相结合，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应该是：中华文明是独立起源的，而不会是来自于埃及或两河流域的次生文明。从现代智人到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原始部落到上古部族，从部族联盟到分封制国家，从简陋的刻画符号到象形文字，从简单的陶器到精美的青铜器，从狩猎采摘到农业耕作，每一步我们都没有空缺。现代中国人的基因，与七千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的基因有明确的传承关系。中国人的祖先在文字和青铜工具诞生以前的石器时代就已经生活在中国现在的土地上，而不是来自于其它地区。中华文明是完全独立起源的。

基因与文字
中华文明上古的历史，主要就是炎黄族群与东夷族群的争霸史。最早的源头应该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起源于中西部，黄河中上游；大汶口文化位于东部，黄河下游。这两种文化的标志都是彩陶。

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交融，最终在距今5000-4500年前形成了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又分为东西两支，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的是炎黄族群，山东、江苏、河北等地的是东夷族群。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五百年前，东夷族群中的良渚古城（可能的伏羲氏或神农氏都城）文明、蚩尤部落被炎黄族群击败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数百年后，来自东夷部族有虞氏的舜囚禁尧夺取君权。禹建立夏朝是炎黄族群的再反击。夏朝立国约五百年后，来自东夷族群的商部族再度反攻，夺取天下。
被东夷人夺走统治权的炎黄族群从未甘心失败。在陕西岐山的周部族，他们自称是黄帝家族的后裔，经过数人的艰苦创业，势力逐渐强大，不断吞并周边部族。大约在距今年3000年左右，准备成熟，周武王宣布商国王纣残暴荒淫，带领诸侯联军进攻商朝首都。双方在首都外的牧野这个地方展开决战，中央军大败，周军攻入商都，杀掉纣王。商朝灭亡，周朝建立。炎黄族群再度夺回国家统治权。
此后，随着部族势力的消亡，炎黄族群和东夷族群终于完全融合。这场长达数千年的东西争霸战也就拉上了序幕。今天的中国人，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同时继承了炎黄族群和东夷族群的典型基因。出土的古人骨检测表明，仰韶古人的特殊基因和龙山古人的特殊基因是今天中国人主要的基因特征来源。

简单来说，就是：象形文字代表原生文明，拼音文字代表次生文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变成表音文字，说明真正创造文字的文明被外部蛮族消灭了。这种“消灭”跟中国古代那种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然后汉化的模式不同，入侵的蛮族没有继承原生文明的文明体系，不过利用原生文明的象形文字符号拼写自己的语言罢了，而原有符号代表的含义则被完全抛弃。只有一个没有间断过的文明，才能直接继承从远古刻画符号发展而来的象形文字。当今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能代表原生文明，其它都是次生文明。

从考古成果可以看出中国在信史时代以前的发展脉络，很多历史学家称之为“花瓣式”演进模式。也就是在中国的东南西北都各个地方，都有石器时代的上古部落或部族在活动，发展出来了多元的上古文化。包括东边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西边的仰韶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东南地区的河姆渡文化、西南地区的三星堆文化、西北地区的石峁文化等等。
这些多元文化就好像花瓣一样，围绕着中华文明的中心——中原地区。它们经过数千年的交流、征战，最终孕育出来了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中华文明。中国最古老的统一国家——夏朝和商朝的都城也就都位于这些花瓣的中心，它们都是华夏大地上多元上古文化冲突与交流所结出的果实。
总之，中华文明独立起源、完整传承的主要证据包括：
分子人类学的DNA证据，
田野考古的遗址和出土文物证据
古史纪事的文献证据
象形文字演变证据。
这些证据自身逻辑链条完整，且彼此之间互相支撑，没有矛盾，构成了完整的、有力的证明链，使得任何关于中华文明外来的说法都不具有需要单独予以反驳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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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晓鹏，重庆江津人，经济学博士，著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国发展出版社。

致谢：本文的写作受到了文行先生《三皇五帝及夏朝建立的历史轮廓》一文的启发。
主要参考文献：刘莉、陈星灿 《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三联出版社，2017；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存在至今的完整且独立的文明体系。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其历史都不能构成像中国这样完整的文明传承体系。其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中国的文字是一直从象形文字演化而来形成的方块字，除此以外其它所有国家都是使用的表音文字，包括受中华文明影响的韩国日本等等。文字在诞生之初，一定是以象形文字的面貌出现的，原始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创造出抽象的元音和辅音字母然后将它们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拼写。他们肯定是把自己看到的东西画出来，从图画逐渐演变成文字。拼音文字，是原生文明周边，那些没有自己创造文字的野蛮部落，借用了象形文字的符号，用来拼写自己的发音。所以日文韩文都是表音文字，他们就是借用了汉字的符号，用来把他们日常交流的发音拼写出来的。
简单来说，就是：象形文字代表原生文明，拼音文字代表次生文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变成表音文字，说明真正创造文字的文明被外部蛮族消灭了。这种“消灭”跟中国古代那种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然后汉化的模式不同，入侵的蛮族没有继承原生文明的文明体系，不过利用原生文明的象形文字符号拼写自己的语言罢了，而原有符号代表的含义则被完全抛弃。只有一个没有间断过的文明，才能直接继承从远古刻画符号发展而来的象形文字。当今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能代表原生文明，其它都是次生文明。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存在至今的完整且独立的文明体系。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其历史都不能构成像中国这样完整的文明传承体系。其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中国的文字是一直从象形文字演化而来形成的方块字，除此以外其它所有国家都是使用的表音文字，包括受中华文明影响的韩国日本等等。文字在诞生之初，一定是以象形文字的面貌出现的，原始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创造出抽象的元音和辅音字母然后将它们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拼写。他们肯定是把自己看到的东西画出来，从图画逐渐演变成文字。拼音文字，是原生文明周边，那些没有自己创造文字的野蛮部落，借用了象形文字的符号，用来拼写自己的发音。所以日文韩文都是表音文字，他们就是借用了汉字的符号，用来把他们日常交流的发音拼写出来的。
简单来说，就是：象形文字代表原生文明，拼音文字代表次生文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变成表音文字，说明真正创造文字的文明被外部蛮族消灭了。这种“消灭”跟中国古代那种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然后汉化的模式不同，入侵的蛮族没有继承原生文明的文明体系，不过利用原生文明的象形文字符号拼写自己的语言罢了，而原有符号代表的含义则被完全抛弃。只有一个没有间断过的文明，才能直接继承从远古刻画符号发展而来的象形文字。当今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能代表原生文明，其它都是次生文明。

谁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