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

不知什么时候，太妹写了一篇带有干货、略显抒情的议论文，其行文逻辑倒是很符合冷吧众对“好大喜功”、“千古一帝”思想的嘲讽，甚至难免有指斥乘舆，不够河蟹之意。
http://www.backchina.com/forum/20170323/info-1454528-1-1.html
品评历史、直抒胸臆，本无可厚非，但具体的史料和情况分析，似乎可商榷之处仍在所难免。本人浏览过这篇文章也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一直想写点什么，但没有精力和时间。今天不如借此机会，写点自己的不同观点，以飨诸公。

汉匈战争，是中原王朝向异族地区扩张、建立统治，从而实现由原生文明向国际性强权转变的一大开端，也奠定了骑兵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战略性军种的地位。
然而这场大戏的开局形势，对于汉王朝而言无疑是惨不忍睹的：

在垓下之战彻底灭掉项羽的汉高祖，发现他所能实际控制以及通过异姓诸侯王所名义掌握的疆域加起来，也比秦始皇最强盛的时代差之甚远：从匈奴夺取的河套地区，定襄、云中一线以北的县治都被盛极一时的冒顿单于重新夺走。对南方的开发中道而殂，西南夷各大小部落王国仍然让汉朝的政令不出今四川东南，前秦朝的将军赵佗建立了一个“继业者”式的南越国，对汉朝连表面的臣服都懒于维系，其余如闽越、朝鲜、羌人环伺，汉朝中央政府能实际控制的人力与财力，都受限到了一个极点。
经过高、惠、吕后、文、景五朝的努力，汉朝实现了两个相对于后世而言近乎划时代的改革：
1、军事改革，包括器械锻冶制造和军队作战方式，具体不详说了，请参照冷吧过去的精品贴；
2、通过软硬兼施的方式逐渐加强了中央对于地方财政、军事、行政的掌控权，从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长期有效维持的中央帝国，再加上文景之治的繁荣，为后世的扩张战争打下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当汉朝把目光再度投向北部边境时，冒顿的孙子军臣单于统治下的匈奴，所控制的部落、人口和地域也到达了一个极致：

上图中的绿线勾画出的是所有匈奴直接通过“二十四长”控制的游牧部落联盟，以及臣服于它的羌人、乌桓和西域城郭诸国等，其能支配的地域从两个方向包围了中国本部。
那么，汉朝能否如@sunircava 所说的一样，一开局就实现“昭宣时代的积极防御战略”呢？
显然是不行的。
《汉书·地理志》告诉我们：“（自五原郡）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除了“光禄城”得名于筑城的汉朝将军光禄勋徐自为以外，“支就”、“头曼”显而易见是来自于匈奴语的，尤其是后者直接以冒顿的父亲头曼单于命名，再考虑到秦代曾有大将军蒙恬率军夺取头曼单于旗下的楼烦等部落所居的河南地（今河套），使得当时尚弱的匈奴远趋躲避的历史，这里甚至很可能就是头曼单于在先秦时代经营的居城。
丰富的史料和考古发掘都告诉我们：匈奴人不仅能够游牧，也能在适合定居的地区建立城池、经营一定的粗放农业也手工业。拥有河套、河西走廊和沿“北边塞至辽东，东西千余里”的阴山山脉等一系列优质农牧混合经营地区的匈奴人，既能够拥有条件极其优良的草场以牛马肥壮，也可以兼营农业和手工业部门，以补充生产效率较低、生态较脆弱的畜牧产业。
对于匈奴而言，它的传统统治中心，实际上就被设置在漠南地区，死死地压在汉朝的脑门顶上，其意义甚至相当于幽云十六州之于宋辽双方——容忍匈奴在此经营，不仅让汉朝在军事和边境经济上极为被动，而且如果匈奴不断蚕食汉朝领土，并逐渐像契丹一样演进成一个“北朝”，则汉朝恐怕就难免沦为“儿皇帝”的命运了。

更况且，如果匈奴能像契丹一样，严格地履行用岁币换和平的盟约，事情尚有转机，可惜《匈奴传》并不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孝文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十万骑，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脩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单于留塞内月余，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甚众，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汉甚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
——军臣单于立岁余，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于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又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汉兵亦罢。后岁余，文帝崩，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于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自是后，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翁主如故约。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自河套、漠南阴山等经营良好的低纬度驻牧地整装待发的匈奴骑士，可以机动灵活地袭击任何他们想到达的地域。笔者相信以文景二帝之能，不是不想经营良好的边塞防线以阻滞匈奴人的入侵。【然而，长久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机动性差的步兵戍卒，被分散放置在漫长的北方边境线上而势单力孤，机动力强大的匈奴骑兵则可以集中进攻任何他们在侦察中发现的、稍有薄弱的地区。而边防戍卒实际能做的，除了稍作抵抗迟滞以外，就是用烽火、狼烟等信号传递示警，等待野战军集结和反击。】
那么，事情就无疑陷入了一个死局：汉朝野战部队要能够有效地反制和击杀匈奴骑兵，就必须训练强大的骑兵，想训练大量的骑兵，就需要优良的牧马地、马种，甚至内属的胡人，要得到这一切，除了向匈奴人发起攻击并夺取这些农牧业混合经营、汉朝能够建立城市和定居点的区域，似乎别无他法。
如果把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分成前半部分（公元前133——前119年漠北之战）与后半部分（公元前103——前90年），汉武帝和他的两个天才将军卫青和霍去病在执行前半部分的攻击和夺地战略时，是完全成功的。

菲林在《汉武帝真的重创了匈奴吗？》（以下简称《汉》）一文中对于这一时期汉朝的积极对外进攻做出了略带调侃、避重就轻的评价，而且也无意中歪曲了部分事实。
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汉朝进攻战略，是非常漂亮且成功的：
公元前133年，汉朝马邑之谋失败，汉匈全面开战；
公元前129年，卫青、李广等四将第一次出击，有两路惨败而卫青攻至龙城、小有斩获，得汉武帝赏识。事实上，这也是汉朝从先秦落后的车战时代走来、不得不通过血的教训逐渐完善其骑兵战略战术所付出的代价；
公元前128年——《汉》一文中用轻蔑调侃式的语气说道“匈奴大军在其余两地如入无人之境，轻易战胜了当地驻守的太守军以及前来迎击的韩安国”——却将卫青和李息“将三万骑出雁门、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的功绩一笔轻描淡写地带过。那么，笔者要试问一句：上述文景时代汉朝没有主动开启战端之时，胡人动辄“十四万骑”、“左右各三万骑”入塞疯狂烧杀抢掠的行径，如果没有卫青和李息，就能阻止得了么？恐怕只能更加猖獗而已吧？如此偷换因果关系的语言，仿佛卫青的反击是激怒匈奴、招致侵略的元凶罪魁一般，是否太过可笑呢？
【读《匈奴传》的记述，这一时期的汉匈战争，就像两个流氓奋不顾身地拿着军刺、匕首对捅，看谁先因为失血倒下，而作为农耕定居文明的汉朝，势必是血比较厚的一方，这样的战斗越是持续，只要汉朝的骑兵掌握了正面对抗匈奴骑兵的战术能力并具有装备优势，则胜利的天平无疑是会越发偏向汉朝一方的。】
典型的汉朝着甲戟骑兵

以“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武装的匈奴骑兵

巫蛊之祸是一场非常严重的内耗。汉朝某种程度上因此损失了三分之一（被打脸的话，我为自己准备好红药水）的军力，政局也陷入大重整，匈奴乘机反扑，漠北坚守二十多年的范夫人城于是失守。名将也暂时陷入缺乏期。西汉至此不得不放弃一些此前取得的大好成果，收缩力量，舔舐伤口。

赶上直播了？
关注……

公元前127年，军臣单于死，其弟伊稚斜单于夺取大位，军臣的太子於单出逃汉朝，卫青成功夺取匈奴河南地，后经营成汉朝的朔方、五原两个边郡，史称“捕首虏数千，畜百余万，走白羊、楼烦王”，驱逐了原驻牧于此的楼烦、白羊等匈奴小王。对于匈奴而言，富饶的河套地区被丢失无疑是一大打击，汉朝开始将这个原本从秦末开始匈奴人南下的后勤基地经营成可为己用的前哨站。
公元前124年，卫青等数名将军，从高阙、朔方等地出发，奇袭了漠南草原上右贤王的王庭，杀得右贤王落荒而逃，俘虏匈奴“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汉军在短短数年内已经掌握了骑兵战的三昧，并发动如此彻底的分进合击，对于匈奴而言无疑是震惊性的——这意味着匈奴在漠南的良好草场上放牧和安置家眷，无疑是给汉朝骑兵送去了战利品和奴隶。【汉朝骑兵在历练中战力不断增强，变得和匈奴一样具有凶残攻击力的“矛”，而匈奴则没有汉朝边塞城防这种能让对方有所迟滞和顾忌的“盾”，则匈奴在大战中，势必显得越发被动。】
此战后，右贤王在朔方以北的王庭长久一直得不到恢复，河西走廊上驻牧的浑邪王、休屠王和匈奴本部的联系被汉朝无形中斩断，为后来霍去病从河西地以北迂回包夹击溃二王创造了良好条件。
公元前123年，不甘失败的伊稚斜单于在漠南继续袭扰汉朝边境，但又一次遭到了卫青的沉重打击，斩杀俘虏匈奴骑兵和平民近两万人，尽管苏建在此战中三千骑被围几近全没，但此次针对单于直属部队的胜利，加之霍去病再一次上演了数百里奔袭、斩杀两千余并俘虏了单于无数直系血亲的好戏，终于使得单于本部也被迫追随右贤王的后尘、撤出了其自冒顿以来就牢牢占据、经营为丰饶单于庭的漠南蒙古地区。伊稚斜在漠北修筑赵信城，企图以逸待劳等待汉军。然而河西走廊的两个“万骑”——浑邪王和休屠王领地就此彻底沦为了自生自灭的孤岛。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战河西，最终将浑邪、休屠二王的八九万部众杀得非死即降，自此匈奴再也不能有靠近汉朝边境的驻牧地。最终河西地被经营为汉朝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后通过李息征服原臣服或结盟于匈奴的羌人的行动，又逐渐增置金城郡，汉朝打开了统治经略塔里木地区和中西方文化物产交流的大门。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终于发动了几乎不计代价的漠北征伐，企图“毕其功于一役”，这一战中，远遁的匈奴部众使得汉朝出征的后勤压力无疑极大地加重了，史称“上令大将军青、票骑将军去病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以数倍于步骑战兵的后勤力量保障了卫青和霍去病直捣今蒙古国中北部的单于新王庭。
然而，遥远的距离不仅加剧汉朝的后勤压力，也给主场作战的匈奴增加了准备时间，卫青出塞距离较长，老冤家伊稚斜单于则“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双方激战之后，单于本部溃散，卫青斩获一两万敌人，而不得俘虏伊稚斜，回国后汉武帝仅赏赐而不益其侯国食邑，可见将伊稚斜“献俘太庙”才是其最大目的，对此结果是不满的。
这里《汉》一文对于霍去病的斩获又进行了疑似双标的调侃——“这场战役只能说是惨胜。汉朝记载的匈奴虽折损八九万骑兵，从之后历代漠北部落的人口数量来看，此数字很可能被明显夸大了，而汉军也损失也到了近乎不可能的数万兵士和十万余匹马”，除了卫青部直接对阵单于本部精兵外，霍去病显然又一次出其不意地迂回袭击了左贤王部的薄弱点，左贤王部被“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讯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其中显然包含了各贵族、官僚所属的男女老幼，就像卫青出高阙奇袭时“获匈奴众男女万五千余人”一样，其中被俘杀的匈奴士卒肯定只是一部分而已。
然而可笑的是，《汉》一文：前脚才认为“八九万骑兵”的战果在未被全歼的情况下不符合匈奴单于本部和左贤王部在其强盛时所具备的总兵力，后脚为了鼓吹匈奴远遁西北后尚且坚挺，又声称已被汉军“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的匈奴残部，“又出动十一万骑兵围攻李广利、李陵，完全不像一个遭到过重创的势力”——【难道对你不利的记载就是“夸大”，而对你有利的记载就成了“史实”么？】
更何况汉朝本身对于军功封赏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权臣田顺、太守魏尚等都吃过误报的亏，相比之下，犁庭扫穴后打扫战场清点出的斩俘数字，显然比漠北猝然遇敌、接战后脱离回报的估计敌方人数还是更可靠的，并且前述已经提及：这些斩俘数字本身是军民不分的，这跟罗马人征伐日耳曼蛮族的情况相似。

围观

那篇文章看过，还是惯用伎俩，只列出对自己结论有用的资料

那篇文章我也看过，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匈奴怎么可以不打？早知道匈奴当时也是个大帝国，而且汉朝年年进贡边疆依然频繁被骚扰。通商基本是笑话，对方觉得你弱，即使通商也不是平等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