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史·熹宗本纪》，天启六年（1626），“八月，陕西流贼起”。越两年，崇祯元年十一月，事态扩大，白水、安塞、汉南均有起事者，称“闯王”的高迎祥即在其中。明廷初未予以重视，直到崇祯三年，始以杨鹤（杨嗣昌之父）为三边总督，专任“平乱”事。行动颇为顺利，刘应遇、洪承畴分别奏捷。但适逢去岁皇太极率大军破关而入、逼围北京（乙巳之变），各地以兵勤王，京城解围之后，山西、延绥、甘肃等几路勤王兵因无饷发生哗变和溃散，一路嚣扰西归，本来已控制住的民变，借此反而由衰转炽。这似乎是明末内乱的一大关键，计六奇所谓“流寇始于秦之溃兵”{191}，是当时历史作者的普遍看法。 此后，民变明显升级，陕晋两省起事队伍，有所谓“三十六营”，二十余万众；张献忠、李自成均于此时露其头角。 在大约十年左右的光景里，镇压与反镇压之间，事态起伏不定。农民军曾经摧枯拉朽，也曾经一落千丈。官军方面，也是剿抚彷徨，首鼠两端。单以战局来论，时而你占上风，时而我居强势，很难看清哪一方终将获胜。

但是，崇祯十年{192}发生的一件与战局无关的事，却为结局预写了注脚。 其时，河南连岁旱饥，而朝廷加赋不止，许多百姓背井离乡，流浪乞讨。 却说开封府杞县有个举人，名叫李岩，人因乃父李精白官至督抚、加尚书衔，都恭称他“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在左近一带很有名。眼下，人民困苦过甚的情形，李岩实在看不下去，遂面见县令宋某，冀望以李家的影响，稍舒民蹙。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暂休征比”，一是“设法赈给”。宋某的回答是，第一条根本办不到，“杨阁部【杨嗣昌】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至于第二条，也推得干干净净，“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耳”。不过，宋某所说其实也是实情，征派是上面的命令，而赈灾之事，县里穷得叮当响，无力顾及。 李岩无言而退，在他看来，“止有分派富户耳”这句话，分明是冲他来的。看来只好如此，“从我做起”。他愿意带这个头——“捐米两百余石”，不是小数——希望别的富户能够跟进。 然而，愿望落空，无人响应。

饥民愤怒了。在他们看来，李岩之举除了证明他是个有良心的人，还证明了一点，即当成千上万的人将成饿殍之际，另外一些人的庄院里，却堆着小山一样、自己根本吃不完的粮食。这个反差确实太大。 饥民开始包围富户，要粮食；“以李公子为例”，让富人们以李岩为榜样，向他学习。“不从，则焚掠”，烧和抢。 富人就找县令宋某，说：你该下令制止啊。 这是肯定的。宋某贴出告示：“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 这可是官方表态，代表法律，不遵，就要治罪了。但饥民哪里还顾得了这些？他们砸烂告示牌，汇集到县衙前，大呼：“终归是要饿死，不如一道去抢。” 宋某不能禁，假意请李岩来做调解人。李岩重申先前两个条件，宋某表示接受，饥民说：“我们姑且散去，如无米，再来。”饥民一散，宋某马上给按察司打报告，称：“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按察司得报即刻批复：“秘拿李岩监禁，不得轻纵。” 于是，李岩被捕。宋某这个蠢材大约以为，擒贼擒王，李岩一逮，别人也就吓住了。结果消息传开之后，饥民赶来，杀死宋某，劫出李岩，把监狱里的重犯全都放跑，仓库被一抢而空，成了真正的暴动。 李岩对大家说：“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显然只剩这条路了。于是，李岩将家中付之一炬，带领众人投李自成而去。

为什么说李岩是“叛投者”？他是大明两百余年来，第一个“从贼”的举人。 本朝先前造反的，都是草民，都是被统治对象，一代又一代，成千上万，人数再多，在这个方面不曾有变。李岩身份截然不同，他是有功名的人，是老爷，是政权的分享者。这样一个人，投入造反大军，成了自己阵营的“叛徒”。这件事，说明统治阶层的信念已经动摇，已经从内部发生危机；同时，也使动乱的性质有了根本的改变。就此意义论，一个李岩的加入，胜过以前成百上千的参加者；因为，当叛投者出现时，人心向背、历史趋势才表现得确凿无疑。 其次，李岩是知识分子。历来，目不识丁的农民起事，一旦有知识分子加入，都意味着重大转折。因为不管怎么说，在社会的历史阶段本身不曾发生质变时，造反的结局终将重新回到该历史条件下的主导意识形态或者说“道统”之下，农民起义的成功归宿仍将是新王朝、新皇帝的诞生。所以农民起义欲成其事，缺少不了掌握着意识形态、能够帮助他们重建秩序的知识分子。反过来，有知识分子前来投奔，也证明起事者有“王者之气”。 对李岩出现在闯军，人们有理由联想到当年李善长、刘基、宋濂等一批知识分子出现在朱元璋帐下的往事，正是从那时起，朱元璋脱离了单纯的暴动者形象，开始踏上建国之路。 李岩对于李自成，也完全起到这种作用。他对后者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建议，行仁义、管束军纪、图大事而不只以劫掠为生。比如他针对朝廷大肆征比的做法，专门为李自成制定“不纳粮”的宣传口号，令各地百姓翘首盼望闯王到来，“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这似乎是并不难以想到的对策，然而，李岩到来之前，闯军确实不晓得以此换取民众支持。

据说，随后来到闯军的另外两个智囊人物牛金星和宋献策，亦系李岩所引。 李岩“叛投”一事，在当时士林造成的震动，是颠覆性的。计六奇在清初回忆说：“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在士绅阶层，竟然在很长的时间里，将起义领袖传为“李公子”，不知李自成其人，可见“李岩效应”之强。{193} 说起李自成能够成就一番事业，除了明祚已尽，该当灭亡以外，他自己要感谢的方面也很多，真是天时、地利、人和都站在他这一边。李岩归附是这样一种象征，也是他事业转折的一个实际的关键点。此外，还不能不提到，满清在北京东北一带施加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仅是在心理上给明王朝造成“国势殆矣”的恐慌感、末日感，它甚至也转化为最直接最现实的影响。

叙至此，第二位“叛投者”就出场了。 此人姓洪名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累迁陕西布政使参政。陕西乱后，崇祯以承畴能军，迁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继因屡建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陕、川、湖军务。 他虽然是文人出身，却很能打仗，受命以来，大大小小历次征讨，基本不曾失利，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崇祯十一年，洪承畴在潼关大战李自成，完败之，“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窜伏商洛山中”{194}。八月，洪承畴正式上报：“陕西贼剿降略尽。”{195} 洪承畴部，已是当时政府军的精锐王牌。崇祯对民变问题的严重性，一直有所轻估，“攘外”与“安内”之间，他的排列顺序，前者优先于后者。崇祯十二年初，他发表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跟当年袁崇焕一模一样的任命——移师东北，以为屏障。这个认识，谈不上错误，虽然更合理的应该是“攘外”与“安内”并重，情形都很严峻，但在明军善战之师捉襟见肘的现实面前，舍彼就此，亦属无奈之选。 可以说，客观上满清帮了李自成一把。设若洪承畴继续留在原处，领导征剿工作，李自成的东山再起，应该很难。 现在，洪承畴来到东北边防。他是否还能够像在三秦大地时一样威风八面，再建奇功？坦率地说，这不取决于他，取决于对手。

必须认清对手，正确评估敌我双方态势。彼强我弱？我强彼弱？抑或处于均衡？实际情形是，清强明弱。 洪承畴的认识是清醒的。他给崇祯的建议是以守为主，所谓“可守而后可战”。把双方解读为均势，谁都吃不了谁。严格说，这已超出事实，以明朝之弱，守并不易。同时，已被围困四月的锦州守将祖大寿，也派人传递消息，城中粮食仍然足可支撑半年，强烈主张与敌相拒，“毋轻战”。可见前线将帅对局势的各自研判，颇相一致。 然而，崇祯以及一帮不知兵、不调查研究、好发豪言壮语的文臣，不能接受对“区区”“酋奴”采取守势。崇祯提出“灭寇雪耻”的口号，兵部尚书陈新甲也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战可胜之。 洪承畴不能直接拒绝（“新甲议战，安敢迁延？”），用后勤供应跟不上为由回复，再次要求：“鞭长莫及，不如稍待。”崇祯倒是被说动了，陈新甲却坚持前议。他致函洪承畴，指责说：“用师年余，费饷数十万，而锦【锦州】围未解，内地又困，何以谢圣明，而副中朝文武之望乎？” 洪承畴无奈，只得催动一十三万人马，在与三百年后“辽沈战役”几乎相同的地点，与清军决战。

两军一旦相遇，首先害怕的人，却是陈新甲派来的兵部观察员张若麒。此人在怂恿陈新甲决意一战上，起过关键作用。真刀真枪之时，他现出好龙之叶公的原形——虽然漂亮话继续挂在嘴上，内心的恐惧却遮掩不住。他说：“我军屡胜，进军不难。但粮食补给好像跟不上，而且还要多线作战。既然如此，暂时退兵，以待再战，我看也是可以的。” 从前面祖大寿的例子可以推知，与清军决战不可能取胜应系前线将领的普遍看法。本来就认为不可战、不当战，被硬逼前来一战，结果却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上面来的人”忽然说泄气话，改口不战亦可。军心立刻涣散。大同总兵王朴，首先率部遁去，瞬间引起连锁反应，“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弓甲遍野”{196}。 诸将并无主帅命令，自行退却，且丢下主帅不管。此之谓兵败如山倒。 十三万大军全部跑光，只剩下洪承畴及其所率一万人困守松山。即便如此，也坚持了将近七个月。崇祯十五年三月，城破，洪承畴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旋亦投降。 一场本不必要的决战，以明军主帅被俘、宁远以北尽失的结局告终。这场战役之于明、清两国，跟拿破仑败于滑铁卢、纳粹德国败于斯大林格勒这些事件在各自历史中的意义相仿。在那一刻，明清两国的命运已被彻底决定。但有一点不同，此前，明朝并非唯有决战这一条路，它有别的选择，然而却主动找上门去，邀请溃亡更早地到来。

洪承畴被俘事，明廷久不知，以为战死。这从一个侧面，显示整个战役中朝廷与其军队彼此暌隔，洪承畴完全孤悬在外。仗能打成这个样子，居然还轻言开战，闻所未闻。 被俘后的情形，明人无从记述，现在只能从清人嘴里了解一些。《清史稿》说：“上【清太宗皇太极】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而洪承畴的表现是，“谩骂”，不从。 谩骂，是一定的，否则洪承畴无法向内心自幼接受的儒家伦理交代。但玩味一下，也许，谩骂或者别的举动在这里更多是一种“仪式”；或者说，一种“程式化动作”。 范文程不急于求成，甚至也不提劝降之事，只是与洪承畴漫谈，聊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共同感兴趣的“今古事”。闲谈中，范睁大眼睛，不放过任何细节。一天，他捕捉到这样一个细节：房梁上偶然有灰尘落下，落在洪承畴衣上，后者马上用手轻轻拂去。范文程在将细节报告给皇太极时，评论道：“洪承畴一定会投降的。一个人连身上的衣服都很爱惜，更何况自己的生命呢？”于是皇太极亲自去看望洪承畴： 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197}

对洪承畴投降的解读，多种多样。 “汉奸”、“民族败类”是一种，常见而普通，也最好理解和接受。有一出京戏叫《洪母骂畴》，即循此等观念编写。 另一种，不凭观念，纯粹从事实出发来加以解读。这些事实是：崇祯三年以来，直到被俘为止，洪承畴始终是岌岌可危的明廷的干城，在士大夫阶层普遍丧失信心、普遍虚与委蛇、普遍玩忽职守的现实中，勇挑重任，恪尽职守，实心办事，乃极少数几个曾切实为君分忧的人物之一；担任蓟辽总督后，他的见识和战略主张，合乎实际，真正有利于明朝；明知不可战，而被迫一战，虽违乎自己的理性判断，仍毅然往之，大军溃退之际，他是唯一坚守阵地者，直至粮绝。 事实背后还有一个事实：所有站在道德制高点轻言开战的人，都不对现实承担任何后果；相反，正是他这个明确意识到开战没有任何希望的人，替那些说漂亮话的人承担了一切。 第三种解读，来自清太宗皇太极。洪承畴降后，皇太极礼遇甚隆，招致帐下诸将不满： 诸将或不悦，曰：“上何待承畴之重也！”上进诸将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道【就好像走路】，吾等皆瞽【盲人】。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198} 试想，如果降者不是洪承畴，是魏忠贤、温体仁那样的丑类，皇太极有何可乐之处？皇太极之乐，恰由于洪承畴是个忠臣、能臣，是崇祯及明朝的希望所在。如今，连洪承畴这样的人物，都肯投降大清，明朝还剩下什么？ 皇太极击中了要害。

踵继而降的另一个人是祖大寿，具有同样意味。这员袁崇焕的部将，于崇祯二年十一月，在首长率领下急追后金大军，赶来解京师之围，结果却眼看崇祯自毁长城，将忠心耿耿的袁帅逮捕，于是愤而出走，奔回关外。那时他的心一定凉透了，不打算再为明廷卖命。但在袁帅所信赖的孙承宗的亲自劝说下，大寿终能强忍悲愤，回心转意，矢志继承袁帅遗愿，极其艰难地替他死守锦州直至崇祯十五年三月。 洪承畴、祖大寿，无非未死耳。死，并不是对国家、朝廷尽忠的唯一方式，更不是最好的方式。有的死国者，除了死，没有为国家做过什么切实有益的事——甚至刚好相反；也有人，在最后关头不曾选择死，但他们却一直忍辱负重，脚踏实地为国分忧解难，以实际行动保家卫国。这两种人，都可谓为国尽忠者。但理性地看，国家真正需要的是后一种人，他们数量越多，国家越有可能转危为安。至于前者，品质堪敬，但国家并不能从他们的慨然赴死之中受益，哪怕这样的人几十万、几百万，该亡国照旧亡国，一点也不会耽搁。 两个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充当朝廷脊梁十几年的人，无须用一死来证明他们是否对得起国家。他们已经用十几年的实际行动，就何为忠义、何为恪尽职守，书写了充实、模范的答卷。 皇太极看到的就是这一点。当洪承畴、祖大寿这种一直在切实地为国尽忠的人，也感觉心灰意冷、无忠可尽，明朝就真正大势已去了。 继崇祯十年李岩的“叛投”象征着知识精英抛弃明王朝之后，洪承畴在崇祯十五年的“叛投”则象征着政治精英也抛弃了明王朝。 明王朝之死，当然是漫长的日积月累的过程，但是，李岩和洪承畴这两个“叛投者”的作用，有如夜空中划过的两颗流星，瞬间照亮了一切。刹那间，朱由检应该看清，末日已经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