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先生《 关于青少年读经教育的几个观点断片》
之一
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有其特殊性的。
西方的国民教育，除了“学堂”，还有“教堂”，也就是说，西方人的世俗教育是建立在有宗教教育的基础之上的。与之比较，中国的教育整体而言是基于没有宗教教育的基础上的,宗教没有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信仰的保障体系,我们信仰体系的载体和传播手段，是经学而不是神学，是学堂而不是教堂；我们尊奉的是圣贤，而不是神灵，这是我们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实现路径。
在传统中国，我们没有教堂，但有“三堂”：乡村有学堂，宗族有祠堂，家庭有中堂。学堂里读圣贤，祠堂里祭祖宗，中堂悬挂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这三堂撑起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信仰体系：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敬天法祖，慕圣希贤，于是，中国人有敬畏，有谦卑，有约束，有追慕，有自己的崇拜对象，有自己的精神皈依和来生的归往，头顶有星空，心中有道德，眼前有方向，脚下有路径。
今天，乡村生活不再是传统的模式，宗族的祠堂荡然无存，家庭中的中堂也早已代之以客厅电视。三堂中，两堂已经一去不返。而传统学堂中的读经教育，也代之以学校的自然科学知识及其分类为主的各类课程，其中的语文课和历史课，也不再是经典的阅读，语文不读《语》《孟》，历史不读《史》《汉》。历史变成大事记，变成冰冷的历史结论，再无感性和性情，我们已经体味不到历史的温度，感受不到历史人物的心跳。而语文教材所选课文，更是水平参差不一，大多是短小肤浅的各类时文，即使选入一些古代文章片段，主要也是为了所谓文言文的学习而不是经典的传授。更糟糕的是：那个叫做《语文》的教材，不再是“书”，而是碎片化的文章选粹：基础教育十二年，我们的孩子用他们一生中最佳的学习时光，用生命去厮磨二十四本《语文》教材，却没有读过一本完整的书。孩子们的认知没有了高度，心智没有了成熟，即便是知识，也是碎片化的。这样的学生，也许不失聪明狡黠，甚至城府手腕，却欠缺智慧德性，淳朴涵养。
虽然在理论上，人们普遍认同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作为工具性的听说读写的训练与考核，实际上是现在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即使提倡“人文性”，也更多地理解为人文知识的记诵而非文化人格的构建。而且，即便如此，作为知识记诵的人文性内容，在教材中也非常稀薄。因其无统系，单辞碎义，陵杂无序，琐屑丛脞，无法为受教育者提供基本的人类文明的熏陶，支撑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信仰世界。
“三堂”中，祠堂和中堂的废毁有其不可抗拒的命运，要其恢复也万无可能。但，学堂之中，教材之内，剔除传统文化经典，实行之初，大欠考虑，是对教育功能理解不全以及对中西方教育不同立足点认识不到所致；而今日若图恢复，亡羊补牢，在教材之中加入传统文化经典，甚至直接以文化经典的学习代替《语文》课程，并无事实之难，仅是观念变革而已。何况如果势在必行，即便很难，也要知难而上，以图攻坚克难，行一步即有一步之功，做一日即有一日之积。岂可日日推诿，旷日持久，以至积重难返，鱼烂河决？
之五
《新京报》在2016年8月29日发表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读经少年圣贤梦碎：反体制教育的残酷试验》，影响很大，对读经教育污名化也很严重。但是，这篇文章提到的读经少年郑惟生发表声明：“不同意此文章的表述，部分内容不属实，存在有意‘断章取义’，只截取负面信息，借此博人眼球，肆意炒作的问题，并且文章中对传统文化教育所持基本否定的观点，亦是我所坚决反对的。”
其实，即使在这篇文章中，这个被描述为梦碎的少年，其思考问题的高度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心智和对人生的认知能力，已经超越了一般在“体制内”读书的同龄人，已经反映出读经对他的积极影响。
更本质的问题在于，无论是就一般读书还是作为教育资源，《新京报》这篇反对读经的文章，能否回答以下三个问题：a，不读经典，读什么？ b，不读本民族经典，读什么？c，世界上哪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拒绝读本民族或本国的文化经典？
所以，我的意见是：就青少年读经而言，王财贵有问题，但那是方法问题；而《新京报》这篇文章反映出的，则是方向问题。
方法问题可以讨论，也可以改进。但方向出了问题，那就需要改弦易辙了。
王财贵的方法问题，主要在于，从教育的角度言，在现代社会和国家里，一种教育模式，必须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1 不可脱离国家义务教育体系。
这不仅事关孩子的未来人生选择，还事关国家义务教育法；
2 不可无其他学科的学习。
现代人面对现代世界，现代世界有现代世界的知识体系、技术体系、职业体系，脱离了这样的体系，一个人无法适应和融入现代社会。
3 不可脱离家庭环境。
家庭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不可忽缺，已经是一个教育的基本常识。
4 不可没有与同时代人相同相似的人生经历。
相同相似的学习经历，使得他们将来有相同的人生经历和共同的话语对象话语方式；甚至，话语本身也需要相同：相同的教育会给大家相同的话语体系，只有理解并熟练使用这样的体系，对话才是通畅而融洽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我说某人局局于自辩如同“祥林嫂”时，共同读过鲁迅的人会心领神会。而一个自绝于一般人读书经历的人，则可能一头雾水。话语体系把他隔绝了。
还有，王财贵提倡无须理解的诵读。其实，就读经本身而言，不加讲解的机械记诵，没有进入学习者的情感和认知，对一个人精神的塑造也将受到极大的局限。而且，即使从记忆的角度上讲，机械的记忆也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的记忆。
但是，问题是，作为一个教育专家，王财贵先生对以上五个问题他难道没有意识和警惕？ 我觉得不大可能。最大的可能是，他很无奈：现行教育体系拒绝经典学习，也拒绝他的建议和示范，无法实现教育的最核心的最原始的功能。于是，他只能另立一套孤悬的体系，自己去做。在废除读经几十年以后，要找出一个能教小学生疏通经典的中小学教师，也很不容易，于是，他只能要求不求甚解的“诵读”。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要去思考：我们如何改进我们的教育，使之能够承担和实现教育的核心功能，而不是谴责王财贵，对先行者求全责备，对不堪的现状则委曲求全。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教育家》杂志
之一
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有其特殊性的。
西方的国民教育，除了“学堂”，还有“教堂”，也就是说，西方人的世俗教育是建立在有宗教教育的基础之上的。与之比较，中国的教育整体而言是基于没有宗教教育的基础上的,宗教没有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信仰的保障体系,我们信仰体系的载体和传播手段，是经学而不是神学，是学堂而不是教堂；我们尊奉的是圣贤，而不是神灵，这是我们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实现路径。
在传统中国，我们没有教堂，但有“三堂”：乡村有学堂，宗族有祠堂，家庭有中堂。学堂里读圣贤，祠堂里祭祖宗，中堂悬挂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这三堂撑起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信仰体系：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敬天法祖，慕圣希贤，于是，中国人有敬畏，有谦卑，有约束，有追慕，有自己的崇拜对象，有自己的精神皈依和来生的归往，头顶有星空，心中有道德，眼前有方向，脚下有路径。
今天，乡村生活不再是传统的模式，宗族的祠堂荡然无存，家庭中的中堂也早已代之以客厅电视。三堂中，两堂已经一去不返。而传统学堂中的读经教育，也代之以学校的自然科学知识及其分类为主的各类课程，其中的语文课和历史课，也不再是经典的阅读，语文不读《语》《孟》，历史不读《史》《汉》。历史变成大事记，变成冰冷的历史结论，再无感性和性情，我们已经体味不到历史的温度，感受不到历史人物的心跳。而语文教材所选课文，更是水平参差不一，大多是短小肤浅的各类时文，即使选入一些古代文章片段，主要也是为了所谓文言文的学习而不是经典的传授。更糟糕的是：那个叫做《语文》的教材，不再是“书”，而是碎片化的文章选粹：基础教育十二年，我们的孩子用他们一生中最佳的学习时光，用生命去厮磨二十四本《语文》教材，却没有读过一本完整的书。孩子们的认知没有了高度，心智没有了成熟，即便是知识，也是碎片化的。这样的学生，也许不失聪明狡黠，甚至城府手腕，却欠缺智慧德性，淳朴涵养。
虽然在理论上，人们普遍认同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作为工具性的听说读写的训练与考核，实际上是现在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即使提倡“人文性”，也更多地理解为人文知识的记诵而非文化人格的构建。而且，即便如此，作为知识记诵的人文性内容，在教材中也非常稀薄。因其无统系，单辞碎义，陵杂无序，琐屑丛脞，无法为受教育者提供基本的人类文明的熏陶，支撑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信仰世界。
“三堂”中，祠堂和中堂的废毁有其不可抗拒的命运，要其恢复也万无可能。但，学堂之中，教材之内，剔除传统文化经典，实行之初，大欠考虑，是对教育功能理解不全以及对中西方教育不同立足点认识不到所致；而今日若图恢复，亡羊补牢，在教材之中加入传统文化经典，甚至直接以文化经典的学习代替《语文》课程，并无事实之难，仅是观念变革而已。何况如果势在必行，即便很难，也要知难而上，以图攻坚克难，行一步即有一步之功，做一日即有一日之积。岂可日日推诿，旷日持久，以至积重难返，鱼烂河决？
之五
《新京报》在2016年8月29日发表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读经少年圣贤梦碎：反体制教育的残酷试验》，影响很大，对读经教育污名化也很严重。但是，这篇文章提到的读经少年郑惟生发表声明：“不同意此文章的表述，部分内容不属实，存在有意‘断章取义’，只截取负面信息，借此博人眼球，肆意炒作的问题，并且文章中对传统文化教育所持基本否定的观点，亦是我所坚决反对的。”
其实，即使在这篇文章中，这个被描述为梦碎的少年，其思考问题的高度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心智和对人生的认知能力，已经超越了一般在“体制内”读书的同龄人，已经反映出读经对他的积极影响。
更本质的问题在于，无论是就一般读书还是作为教育资源，《新京报》这篇反对读经的文章，能否回答以下三个问题：a，不读经典，读什么？ b，不读本民族经典，读什么？c，世界上哪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拒绝读本民族或本国的文化经典？
所以，我的意见是：就青少年读经而言，王财贵有问题，但那是方法问题；而《新京报》这篇文章反映出的，则是方向问题。
方法问题可以讨论，也可以改进。但方向出了问题，那就需要改弦易辙了。
王财贵的方法问题，主要在于，从教育的角度言，在现代社会和国家里，一种教育模式，必须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1 不可脱离国家义务教育体系。
这不仅事关孩子的未来人生选择，还事关国家义务教育法；
2 不可无其他学科的学习。
现代人面对现代世界，现代世界有现代世界的知识体系、技术体系、职业体系，脱离了这样的体系，一个人无法适应和融入现代社会。
3 不可脱离家庭环境。
家庭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不可忽缺，已经是一个教育的基本常识。
4 不可没有与同时代人相同相似的人生经历。
相同相似的学习经历，使得他们将来有相同的人生经历和共同的话语对象话语方式；甚至，话语本身也需要相同：相同的教育会给大家相同的话语体系，只有理解并熟练使用这样的体系，对话才是通畅而融洽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我说某人局局于自辩如同“祥林嫂”时，共同读过鲁迅的人会心领神会。而一个自绝于一般人读书经历的人，则可能一头雾水。话语体系把他隔绝了。
还有，王财贵提倡无须理解的诵读。其实，就读经本身而言，不加讲解的机械记诵，没有进入学习者的情感和认知，对一个人精神的塑造也将受到极大的局限。而且，即使从记忆的角度上讲，机械的记忆也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的记忆。
但是，问题是，作为一个教育专家，王财贵先生对以上五个问题他难道没有意识和警惕？ 我觉得不大可能。最大的可能是，他很无奈：现行教育体系拒绝经典学习，也拒绝他的建议和示范，无法实现教育的最核心的最原始的功能。于是，他只能另立一套孤悬的体系，自己去做。在废除读经几十年以后，要找出一个能教小学生疏通经典的中小学教师，也很不容易，于是，他只能要求不求甚解的“诵读”。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要去思考：我们如何改进我们的教育，使之能够承担和实现教育的核心功能，而不是谴责王财贵，对先行者求全责备，对不堪的现状则委曲求全。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教育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