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曹丕、曹植对建安诸子的排位看王粲的地位
一般来说，撰者对一系列人物进行罗列时，其思想倾向和情感喜好自然有所流露，因此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较为真实反映撰者的喜厌及取舍心态。这一点，在南朝文学批评家的论断中可得显证。刘勰重视情采，其《文心雕龙》所论涉及当时众多文体，而王粲不仅以情采见长，而且兼善各体。故《文心雕龙》但凡罗列建安诸文学侍从，王粲皆居首位①。沈约强调诗歌的藻采和音律性，其将王粲与曹植并称，标举二人为建安文学代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 …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4](P1778- 1779)钟嵘《诗品》专论五言诗，其强调诗歌应蕴含一股慷慨之骨气。刘桢诗气盛骨健；王粲则“体弱”，李善《文选》注认为王粲之“体弱”即气弱。[5](P591下)自然，刘桢诗歌更契合钟嵘之文学批评脾胃，故而《诗品》对刘桢推崇有加，将他列于上品，且以“曹刘”并称的形式对刘桢予以极大的肯定。《诗品》除“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6](P5)此一处因王粲《七哀诗》为世所公认之名篇，将王粲列于刘桢之前外，他处言及二人，必列刘桢于王粲前②。
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四曰：“公幹、仲宣，一时未易优劣。钟嵘以公幹为胜，刘勰以仲宣为优。”[7](P83)可见，刘勰和钟嵘基于不同的文学审美观和评价视角，使得王粲的前后位置产生不同。建安诸子与曹丕、曹植游宴赋诗，甚为相得。二人对建安诸子的排列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他们对诸子的亲疏态度。
曹丕《典论·论文》两次提到王粲等建安七子，分别是：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梿，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雋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8](P1097下)
两段文字中，王粲的位置分别是第三和第一。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排位，周薇《王粲位次与魏晋南北朝文论的审美自觉》认为：“两段文字排位不同，我认为第一段文字作用在介绍七子，界定七子，语言的严整示意了排位的慎重。有了第一段的基础，第二段细述各人特长，句子长短参差，自由随意，这是否也可推测出排位上的自由？”[9]周薇的解释不无道理，但是结合曹丕的个人喜好，似又可以做另一番诠读。据《后汉书·孔融传》：“初，京兆人脂习元升，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及被害，许下莫敢收者，习往抚尸曰：‘文举舍我死，吾何用生为？’操闻大怒，将收习杀之，后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辞，每叹曰：‘杨、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文帝以习有栾布之节，加中散大夫。”[10](P2279)孔融因多次讥贬曹操，于建安十三年(208年)被曹操处死。曹丕为嗣子，却一反乃父之厌恶态度，对孔融的文章赏爱有加，以至不惜重金募集。不仅如此，曹丕还对冒死为孔融敛尸归葬的脂习追封、提拔。曹丕对孔融之嘉赏程度可见一斑。因此第一段将孔融置于第一位，或缘于曹丕对孔融的个人喜爱。
第二段顺序上，王粲居第一，实际上曹丕是将其和徐幹并论，二人是并居第一位的。王粲此处的位次可结合曹丕对徐幹的推崇进行分析。据《典论·论文》载：“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宜实，诗赋欲丽”[8](P1097下-P1098上)，可知曹丕所论之“文”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曹丕身为统治者，自然视政治事务为第一。与政务关系最密切的“奏议”便理所当然被置于第一位。仅次于“奏议”是“书论”，此“书论”应包括立一家之言的子书。王运熙和杨明《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即明确指出：“书论，指议论性的子书及单篇文章。”[11]此外，《典论·论文》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 …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8](P1098上)可知，曹丕所谓“经国之大业”的“文章”应主要指其《典论·论文》中所举的《易》《礼》《中论》等子书。顾易生曾言：“曹丕所推崇的`文章'，主要指学术著作和有关政教的文献。”[12]曹丕不仅将包括子书的“书论”列为第二，而且认为子书乃“经国之大业”的主要文类。这表明曹丕十分重视子书著作。七子中，唯有徐幹著《中论》，曹丕对其自然比较欣赏。不同于第一段只是罗列“今之文人”，第二段是对七子文学创作成就进行评论。孔融未预邺下文人唱游活动，也不似其他六子有意留心文学创作，其总体上文学成就较低，故而列于最后。徐幹辞赋作品散佚严重，曹丕所誉称的四篇现仅存残句，今人难窥其貌。从曹丕嘉赏其辞赋，可知徐幹在辞赋创作方面颇为擅长。曹丕或出于对著有子书的徐幹的喜爱，故而将其与王粲并列，置于第一位。并列之余，王粲居前的原因，盖因《典论》为公诸于众的论著。《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胡冲《吴历》曰：“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1](P89)《典论》既是公开的著作，则其所论自然须公允平正。由于王粲辞赋成就为世所公认，刘勰冠以“魏晋之赋首”称号，故言及辞赋，虽王粲与徐幹共擅，但王粲置前。

不同于公诸之众的《典论·论文》，《又与吴质书》是曹丕与密友吴质的私人通信。私人信件因其具有私密性质，且阅者吴质又为心腹知交，故而其较少顾忌，较多作者的真实情感流露。
《又与吴质书》两次罗列建安诸子：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8](P1089上)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梿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麾览诸子之文，……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8](P1089下)排位上，徐幹皆居第一；篇幅上，介绍徐幹的笔墨最多；撰者态度上，曹丕仅对徐幹充满溢美之词，对其他诸子则美其长处，惜其不足。综合三个方面，可以推得曹丕对徐幹最为喜爱。汪春泓《从曹丕、吴质互通书信看曹氏与建安文士之关系》指出：“‘徐、陈、应、刘’的排序，也体现了曹丕的喜好，与此四子文学才华的高下无涉。徐幹自然是其最中意者。”[13]此又是上文《典论·论文》将徐幹和王粲并置于第一的侧证。另外，不同于《典论·论文》两段文字，王粲分别居第三和第一。《又与吴质书》第一次罗列诸子，不言王粲。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附》载：“幹、琳、玚、桢二十二年卒。”[1](P602)则王粲与此四子为同年而逝。既然如此，曹丕却独忽略不提王粲，可见他未将王粲视为“亲故”。第二次排列诸子，王粲则被置于最末位。至此，王粲在曹丕心中的地位之低可得而知③。
同样是与知交的私密书信，曹植《与杨德祖书》有关建安六子的排位与曹丕截然不同。
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14](P153)
此处王粲位居第一位。曹植重视子书著作，其曰：“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14](P154)王粲长于撰作辞赋，但曹植明确提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14](P154)曹植对著有《中论》的徐幹不乏欣赏。他曾赠诗徐幹，对其加以勉励。以上三者与曹丕皆相类，但曹植不同于曹丕之忽视王粲，他置王粲于第一位。此或表明曹植对王粲的重视胜于其他诸子。
从曹丕《典论·论文》、《又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三文中王粲的位次看，可以初步推测王粲见赏于曹植，而受忽于曹丕。

二、从王粲与曹丕、曹植的诗文交往情况看三人关系
(一)王粲与曹丕的诗文交往情况
王粲入邺后的诗文多为应制而作。王粲奉曹丕、曹植教作的诗文有：《浮淮赋》《游海赋》《出妇赋》《伤夭赋》《寡妇赋》《羽猎赋》《弹棋赋》《莺赋》《马瑙勒赋》《车渠椀赋》《柳赋》《酒赋》《白鹤赋》《鹖赋》《鹦鹉赋》《刀铭》等。其中，后四篇为奉曹植教作，其他主要奉曹丕教而作。从篇数上看，王粲奉曹丕教所作的诗文远多于应曹植教所作，但这不能作为王粲与曹丕关系亲密的佐证。其原因有二：一是王粲个人方面。王粲本名公之后，他有心政治，并汲汲于仕进。《三国志·魏志·杜袭传》载：“魏国既建，为侍中，与王粲、和洽并用。粲强识博闻，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至其见敬不及洽、袭。袭尝独见，至于夜半。粲性躁竞，起坐曰：“不知公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1](P666)建安十六年(211年)，除曹丕任五官中郎将外，曹操他子皆封为侯。曹操曾颁《立太子令》，曰：“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止为五官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8](P1065下)可见，曹操于是年即有意定曹丕为继承人。王粲一直追随曹操左右，应对此有所了解，那么“躁竞”的他自然应与曹丕保持表面上的良好关系，故而频频预曹丕唱游活动，并撰作篇章，露才扬己以希获得曹丕之青眼。二是，曹丕方面。曹丕雅好篇章，王粲文采斐然，远胜其他诸子，故曹丕喜呼王粲共撰。又，王粲归降曹操即受封关内侯，后官至侍中，颇受曹操重用，其“入侍帷幄，出拥华盖。荣曜当世”[14](P164)，为六子中官位最为显赫之人。曹丕无论出于文学爱好，还是虑及与曹植的立嗣之争，都有拉拢王粲的可能性。可以说，从政治角度出发，曹丕和王粲都有交好对方的需要。或有基于此，王粲大多数应制作品是奉曹丕教而作。另，还需指出，王粲和曹丕的诗文交往仅发生在上文所举的具有公开性质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两人现存诗赋都没有如赠答之类，较具针对性和私密性的作品。但显然赠答诗较应制诗更能体现双方的交好关系。虽然曹丕未曾给邺下任一诸子写过赠答诗，但赠诗于曹丕的却有两位：徐幹和刘桢。徐幹《赠五官中郎将诗》仅存残句，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有四首。此二人或因建安十六年(211年)为五官将文学，而与曹丕有较多的交往，故而有赠诗之作。但王粲撰作诸多的奉教作品，其与曹丕接触交往也应不少，他却从未主动赠诗于曹丕，而与曹植则有赠答之作。此似可猜测：曹丕与王粲的私交不甚深。
(二)王粲与曹植的诗文交往情况
王粲与曹植不仅有应制诗文方面的交往，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有表达内心情感的赠答诗。
王粲《杂诗》[日暮游西园]与曹植《赠王粲》是为一赠一答。刘履《选诗补注》曰：“《杂诗》(“日暮游西园”篇)赋而比也。… …此盖仲宣在荆州，昔因曹子建寄赠而以是答之”[15]；王粲此诗是对曹植抒泄入邺后不得重用、郁郁寡欢的愁思，“日暮游西园，冀写忧思情”[16](P85)。曹植诗则是对王粲的宽慰之词，“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谁令君多愁，遂使怀百忧”[14](P29)，劝其且去忧愁，耐心等待迁用。这两首诗不仅诗意相近，而且篇章结构、所用字句、意象等都十分相似。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即道：“此诗与子建赠诗，不惟格调相同，且字句相类，……子建借水鸟为比，故先树后池，仲宣借树鸟为比，故先池后树，惟末四句是各人说话，一赠一答，本文自明。”[17](P137-138)黄节则更具体地指出，“(《赠王粲》)自`羲和逝不留'句以上，皆逐句相拟。`重阴'二句乃拟粲诗`人欲'二句，`谁令'云云，始是植意。君指王粲，`多念'、`百忧'指粲诗言也。”[18]《杂诗》[日暮游西园]是王粲对曹操含蓄的抱怨之词。他将此“忧思”告于曹植，而不是曹丕，这反映了王粲对曹植的信任。而曹植答诗则高度摹拟王粲赠诗，此既体现了曹植对王粲文才的认可和欣赏，也透露出曹植与王粲之间的默契关系。
曹植另有《赠丁仪王粲》，据末句“欢怨非贞刚，中和诚可经”[16](P133)，可知曹植意在劝不能从军“怨在朝”的丁仪和欢自随军的王粲分别去除偏激情绪，取“中和”之道。一般而言，友人之间关系较和谐亲近，方能直言其短。曹植对两人的处世态度都提出了批评，这或反映了曹植与他们的关系较为亲密。再则，虽然曹植与其他诸子亦有赠诗，且诗中明言视他们为亲交，如《送应氏》“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16](P3)；《赠徐幹》“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16](P42)等。但是曹植对王粲和丁仪又不同众诸子，其不仅有独赠诗，还有合赠诗，可见王粲在曹植心中的地位近于其党人丁仪。吴淇评曰：“当时诸子皆倾心于子建，而丁与王尤暱，故前有分赠，兹又合赠也。”[17](P122)曹丕和曹植为争立太子而各立一党。丁仪态度鲜明地支持曹植，数为其美言于曹操，“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1](P557)。曹丕立为太子后，着手剪除曹植党羽，丁仪即首当其冲。“及太子立，欲治仪罪，转仪为右刺奸掾，欲仪自裁而仪不能。乃对中领军夏侯尚叩头求哀，尚为涕泣而不能救。后遂因职事，收付狱，杀之。”[1](P562)王粲不似丁仪直标为曹植党羽，他不预曹氏兄弟的立嗣之争，不流露任何舍此就彼的政治态度。尽管如此，曹植依旧待之以丁仪之遇，这似更表明曹植与王粲的亲密关系。
从王粲方面看，据现存王粲诗文，其入邺后共作两首赠诗：一是《杂诗》[日暮游西园]；二是《赠杨德祖》。后者今仅存残句。杨修为曹植心腹，而王粲赠诗杨修，这从侧面亦透露出王粲与曹植关系匪浅。

三、从曹丕、曹植悼王粲的方式看三人关系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王粲疾卒。曹丕亲自临丧，并令同行官员共作驴鸣一声以送之；曹植则将满腹的哀思化成一篇悼情恳挚的《王仲宣诔》。沈玉成指出：“在曹氏兄弟的夺嫡之争中，王粲也能以玲珑圆滑的态度周旋其间，而不象杨修、吴质那样死保一派，因而能同时获得曹丕和曹植的好感。……喜欢驴鸣，也许是王粲‘通侻’的一种表现。不顾别人的难堪，让生前友好都各作一声，由此可以见出王粲在曹丕心目中所占的比重。”[19]凌迅《王粲传论》亦云：“他不卷入曹操的立嗣问题，与曹丕曹植保持着相等的距离，不仅得免罹身之祸，还得到了曹丕曹植的同样尊重。”[20]
曹丕以驴鸣悼送王粲，是否真如沈氏、凌氏所言是对王粲的重视？值得质疑。驴本是一种不光彩的动物。应劭《风俗通义》载：“凡人相骂曰死驴，丑恶之称也。董卓陵虐王室执政皆如死驴。”[21]《世说新语·任诞篇》载：“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2](P750)
此材料中，孙楚虽然情感真挚地学驴鸣以悼送亡友，但宾客的态度却由“宾客莫不垂涕”至“宾客皆笑”。送丧本是严肃的，令人悲痛的事，但宾客却因孙楚的驴鸣而破涕为笑。可见，驴鸣送丧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实属荒诞行为，故刘义庆将其编入“任诞”类。以此推之，则曹丕驴鸣送丧不一定是对王粲的重视，它也可理解为是曹丕对王粲的戏谑。胡旭《建安文人研究三题》说：“临丧本应是在十分肃穆典重的氛围中，大家齐声驴鸣，是否显得放荡与轻佻？这似乎也并不能看作是对死者的看重和哀悼。曹丕一向矫情自饰，这种貌似尊敬的调侃之中，是否包藏了蓄积已久的怨恨和报复？”[22]另，王粲卒后不久，其二子为魏讽所引，参与谋反，曹丕将其诛灭。远征汉中的曹操听闻，尚叹恨：“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1](P599)，而曹丕却丝毫不念旧情，以致王粲绝后。此是王粲不得曹丕之亲的显证。
曹丕驴鸣送丧不能明确视为对王粲的尊重和真诚悼念，但曹植《王仲宣诔》[14](163- 165)却是对王粲真切深情地哀悼。曹植《王仲宣诔序》曰：“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关内侯王君卒”。据陈寿《三国志》记载，建安六子，除阮瑀卒于建安十七年(212年)外，其他四子与王粲为同年而逝。虽然五子同逝，但曹植独为王粲撰写诔文。这一细节首先反映曹植对王粲的亲重。诔文中，曹植对王粲各方面的才能、技艺如数家珍，“既有令德，材技广宣。强记洽闻，幽讚微言。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发言可咏，下笔成篇。何道不洽，何艺不闲。棋局逞巧，博弈惟贤”。尤其是“幽讚微言”，为他人和史书所未道之才能。这显见曹植对王粲的熟悉。诔文最后以“琴瑟”来形容二人情谊，“吾与夫子，义贯丹青，好和琴瑟，分过友生”，并且叙及曾经戏论生死的情景，“予戏夫子，金石难弊，人命靡常，吉凶异制。此欢之人，孰先陨越”，“又论死生，存亡数度。子犹怀疑，求之明据”，情如琴瑟，谈生论死，这都表明王粲与曹植交情笃深。又，诔文始称王粲为“君”，后叙二人情谊时则改成更为亲昵的“夫子”，此又见曹植对王粲的亲爱之情。此外，曹植所撰的其他诔文，如《武帝诔》、《文帝诔》、《卞太后诔》等，其多极力称颂逝者之遗德，渲染哀情，且千篇一律地使用某些颂词，如“歧嶷”，《文帝诔》“歧嶷幼龄”[14](P342)、《卞太后诔》“歧嶷秀出”[14](P418)等。它们与《王仲宣诔》相较，明显后者具体细致，娓娓之中真情显露。
概之，王粲与曹丕出于政治需要而表面上互相交好，实际的交情却十分疏离。而王粲与曹植不仅情意相通，而且互相亲重。因此王粲并非为“两公子所楼护”，而是亲植疏丕，其可谓貌合子桓，神契子建！另外，明确揭示曹丕、曹植与王粲的实际亲疏关系，对全面、客观地研究三人的诗文亦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注释：
①刘勰《文心雕龙》约有五处罗列建安诸子，分别是《明诗》两处，《时序》、《才略》、《程器》各一处，(详见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6、506、673、700、718页)。除《程器》“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脆以躁竟，孔璋偬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餔啜而无耻，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一处外，其他四处皆列王粲于第一。而《程器》条材料主要讨论建安文士品行之疵，与其他四条评论诸子文学才能不同，故其不属本文论述范围，可略。因此仍可说刘勰但凡罗列建安诸子，王粲皆居第一。
②钟嵘《诗品》约有六处罗列建安诸子。(详见，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2、5、20、21、24页。)
③周薇《王粲位次与魏晋南北朝文论的审美自觉》(《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对此亦有探讨，但其主要从文学批评角度来考察王粲的位次，而本文则主要从曹丕、曹植的个人喜好和情感倾向等方面分析王粲位次的变化。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李善.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7]许学夷.诗源辩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8]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9]周薇.王粲位次与魏晋南北朝文论的审美自觉[J].贵州社会科学，2002(2).
[10]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1]王运熙、杨明.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38.
[12]顾易生.顾易生文史论集[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181.
[13]汪春泓.从曹丕、吴质互通书信看曹氏与建安文士之关系[J].文史知识，2005(6).
[14]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5]刘履.选诗补注[C]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6]俞绍初.建安七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7]吴淇.六朝选诗定论[M].扬州：广陵书社，2009.
[18]黄节.曹子建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55.
[ 19]吕慧娟等.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221- 235.
[20]《艺谭》编辑部.《建安文学研究文集》[J].合肥：黄山书社，1984年：306.
[21]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586.
[22]胡旭.建安文人研究三题[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邢培顺先生探讨过曹植基本上是师承王粲的，所以说“吾与夫子，义贯丹青，好和琴瑟，分过友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