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从“巫史传统”的角度出发，认为《道德经》是对以往历史的认识和总结，是对以往历史规律性的一个理性概述。有籍可考，老子本人也确实是历史学家，他曾担任周的史官，他肯定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所以他的短短五千言才“简约而不简单”，拥有让人琢磨不透的神秘魅力。 
 一般来说，愤怒的人也往往有犬儒主义的一面，因为愤怒者大抵都是智力出众者，他们对这个世界看得太透、太彻，因此也可能无意中流露出一些权诈思想。历代阐释家总是有不少人把老子当成阴谋家，说《道德经》是“君人南面之术”，这都不能说是空穴来风。现在内地一些企业家、商人对老子也多持这种看法。
 近代持此种看法的学者也大有其人，这些人当以国学大家钱穆为代表。不管怎样，老子的底色是愤怒的。虽然他主张行“不言之教”，自己不得不却留下让人困惑不已的煌煌“五千言”。这说明了他救世的热忱未因愤怒而熄灭，愤怒之后的用世之心似乎更加炙热。绝望可以催生彻底的愤怒，但是做到真正的绝望是不容易做到的。老子遍览史册，他有一肚子的治国理想，因此不可能是彻底绝望的，所以他宁可给自己笼罩上一种犬儒的权诈之术(以此来吸引统治者阅读)，也要将自己的治国理想和人生哲学传播于世。 
 当然了，为了这种人生理想和治国理想的实现，老子还预设了自己的宇宙论来给这种理想增加“天威”成分。理想在这里找到了宇宙中最高的依据。张岱年说：“中国思想家多认为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的之本根，宇宙之本根便是道德的标准；关于宇宙根本原理，也即是关于人生的根本原理。所以常常一句话，既讲宇宙，亦谈人生。”这话放在老子这里是最合适不过的。 
 “安顿现实的生活”才是愤怒的老子的真正追求。他的愤怒是因为百姓的现实生活得不到安顿。也许正是这种愤怒驱使他吸取了部分权诈思想，驱使他增添著作的天道哲学观来增加自己的权威性和神秘性，也许老子本质上就是一个救世心切的愤怒哲人。当然仅仅是“也许”，是一种很可能的情况，真正什么样我们谁都不可得知了。(摘自香港《文汇报》作者：孟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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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社会的人，但道可道非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