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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几年前说：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但惟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这种对世人的爱心与对自己的苛刻情绪近似宗教信仰，可是在所谓“后现代型”的社会里，却变得那么不合时宜。人们在仪式上保持了对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却被视为一种杞人之忧。
在11月25日巴金百年诞辰前夕，著名文学评论家、巴金研究者陈丹晨也对记者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爱看巴老的作品了，但这个复杂而信仰缺失的社会多需要巴金式的爱和人性啊！“新文学运动发生以来的大师级作家都不在了，巴金是硕果仅存。他是我们跟上个世纪的革命、文学、爱情联系的一个纽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朱金顺在电话中说。
中国青年的启蒙老师
巴金伴随中国走了100年了。人们仔细回视，发现他跟我们的少年、青年时代联系得这么紧密，或者说跟少年中国联系得这么紧密。
刚刚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巴金全传》的陈丹晨是当年上海的老地下党员，他以亲身经历告诉记者说：“巴金对中国青年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没有正确估评。实际是他影响了整整三四代中国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和自由，进而反叛封建社会和家庭。我们党是在这个基础上引领他们走向革命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巴老是中国革命青年的启蒙老师。“我对著名作家李健吾先生说过的话印象特别深：那时候为什么许多青年男女抱着巴老的作品，与书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因为他倾诉的苦闷正是年轻人的苦闷，他真诚而急于倾诉的风格正符合年轻人的态度。他们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宣泄和鼓舞，他们在巴老的作品中最早懂得了爱人和自由，从此走上了与旧社会决裂的反抗道路。
“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著名评论家陈荒煤曾说，他在鲁艺当教员时发现，许多青年投奔延安并不是看了马列主义书籍，而是读了巴金的作品。他们在他的作品中懂得了要反叛和自由。那时哪里能反抗？就是延安。”
这些出于人道和爱情的反叛，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注定要与人们内心的阶级斗争说发生冲突。因而巴老的命运有了不同。陈丹晨记得，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对广大青年说：“你们现在不要老读巴金的作品了，要读解放区的新文艺作品。”
但广大青年对于巴金作品的热衷程度比起解放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1958年，姚文元等人对巴老发起“拔白旗”运动，指责巴老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说“觉慧出走以后肯定是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革命者”。
围攻了半年多后(为什么叫围攻呢，当时北师大、武大、北大的学生社团和《中国青年》、《读书》、《文学知识》等刊物群起而攻之)，有意思的是，《文学知识》登出了批判中的来稿统计，全部肯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肯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仅有4篇。以后又来了1000多篇来稿，还是这种比例。这说明一直到了1958年，虽然经过了反右之祸，巴老在中国青年心目中还是受欢迎的，青年们还是不避风险地为他说话。
一直到了“文革”前夕的1963年，巴金的作品还是文艺类中出借率最高之一———当时陈丹晨到上海图书馆作了一次调查，巴金作品出借率仅排在《青春之歌》、《红岩》和《红旗谱》等三部当代小说之后……
巴金有两个梦想
“可惜现在的青年不再看巴金的书了！”许多老一代对当代中国青年远离巴金的作品深感惋惜，“一个时代逝去了！”
但巴金晚年留给了中华民族另一座令人仰目的高峰，那就是他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艺史上说也说不尽的《随想录》。
这是他引起争论最多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老谈“文革”，没有多少艺术性，没有上升到哲理高度。还有人认为这是右的代表……巴金知道这是种种来自上面和下面的非议。陈丹晨回忆，巴金也曾伤感地说，是不是我已经老了，有老年人的唠唠叨叨？但是掩盖了伤疤并不等于伤疤就不存在了，病症也不能好。
在11月25日巴金百年诞辰前夕，著名文学评论家、巴金研究者陈丹晨也对记者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爱看巴老的作品了，但这个复杂而信仰缺失的社会多需要巴金式的爱和人性啊！“新文学运动发生以来的大师级作家都不在了，巴金是硕果仅存。他是我们跟上个世纪的革命、文学、爱情联系的一个纽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朱金顺在电话中说。
中国青年的启蒙老师
巴金伴随中国走了100年了。人们仔细回视，发现他跟我们的少年、青年时代联系得这么紧密，或者说跟少年中国联系得这么紧密。
刚刚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巴金全传》的陈丹晨是当年上海的老地下党员，他以亲身经历告诉记者说：“巴金对中国青年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没有正确估评。实际是他影响了整整三四代中国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和自由，进而反叛封建社会和家庭。我们党是在这个基础上引领他们走向革命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巴老是中国革命青年的启蒙老师。“我对著名作家李健吾先生说过的话印象特别深：那时候为什么许多青年男女抱着巴老的作品，与书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因为他倾诉的苦闷正是年轻人的苦闷，他真诚而急于倾诉的风格正符合年轻人的态度。他们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宣泄和鼓舞，他们在巴老的作品中最早懂得了爱人和自由，从此走上了与旧社会决裂的反抗道路。
“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著名评论家陈荒煤曾说，他在鲁艺当教员时发现，许多青年投奔延安并不是看了马列主义书籍，而是读了巴金的作品。他们在他的作品中懂得了要反叛和自由。那时哪里能反抗？就是延安。”
这些出于人道和爱情的反叛，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注定要与人们内心的阶级斗争说发生冲突。因而巴老的命运有了不同。陈丹晨记得，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对广大青年说：“你们现在不要老读巴金的作品了，要读解放区的新文艺作品。”
但广大青年对于巴金作品的热衷程度比起解放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1958年，姚文元等人对巴老发起“拔白旗”运动，指责巴老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说“觉慧出走以后肯定是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革命者”。
围攻了半年多后(为什么叫围攻呢，当时北师大、武大、北大的学生社团和《中国青年》、《读书》、《文学知识》等刊物群起而攻之)，有意思的是，《文学知识》登出了批判中的来稿统计，全部肯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肯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仅有4篇。以后又来了1000多篇来稿，还是这种比例。这说明一直到了1958年，虽然经过了反右之祸，巴老在中国青年心目中还是受欢迎的，青年们还是不避风险地为他说话。
一直到了“文革”前夕的1963年，巴金的作品还是文艺类中出借率最高之一———当时陈丹晨到上海图书馆作了一次调查，巴金作品出借率仅排在《青春之歌》、《红岩》和《红旗谱》等三部当代小说之后……
巴金有两个梦想
“可惜现在的青年不再看巴金的书了！”许多老一代对当代中国青年远离巴金的作品深感惋惜，“一个时代逝去了！”
但巴金晚年留给了中华民族另一座令人仰目的高峰，那就是他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艺史上说也说不尽的《随想录》。
这是他引起争论最多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老谈“文革”，没有多少艺术性，没有上升到哲理高度。还有人认为这是右的代表……巴金知道这是种种来自上面和下面的非议。陈丹晨回忆，巴金也曾伤感地说，是不是我已经老了，有老年人的唠唠叨叨？但是掩盖了伤疤并不等于伤疤就不存在了，病症也不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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