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治权，还是要产权？》
上次写了《核心价值观浅辨》，收到一些质疑。有人问，同时扬弃了儒家仁爱与西方博爱，共产主义兼爱会不会是一个骗局？
于是打算在这一问题上做一点理论性创新工作，权当抛砖引玉。
普世价值的核心是人人生而平等。要实现人人平等，最彻底的解决方案莫过于赋予每个人同等的“股权”。同等的“股权”又表现为同等的“治权”与同等的“产权”。
同等的“治权”即是一人一票的表决权，同等的“产权”则是平均分红的分配权。
如果能够同时满足这两点，人类社会就进入了梦寐以求的理想国、乌托邦。
可惜，以目前人类文明的程度，实现乌托邦为时尚早。
但人类社会总要进步，虽不能两全其美，先一枝独秀也好。于是就有了西方博爱与共产主义兼爱的不同选择。
西方博爱的价值观不主张“结果平等”。他们的财富分配，因个体不同的天赋、努力与成就而差距颇大。所以，在资本主义看来，主张同等的产权是万万不能的。这是其虚伪的一面。
没有了同等的产权，就更需要在同等的治权上大做文章。而同等的治权意味着一人一票的表决权，这就是全民公投。
说到全民公投，就不得不提几天前震惊世界的英国脱欧。这一事件的深刻影响与历史意义难以估量，在本文中更是绝佳的反面教材。
其实一开始，真没多少人坚信脱欧公投能够通过。回过头来看，则此次公投极其“有趣”。
主张留欧的精英阶层似乎过于笃定，又工作繁忙。很多人因为加班，又恰逢暴雨，八点钟仍被困车站，然后纷纷发微博吐槽误了投票时间。从事后的数据统计看，留欧派的投票率太低。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脱欧派群情汹涌。因为本身就是缺乏理性的底层，又受到好事之徒的怂勇，他们对于自己被动过的奶酪耿耿于怀，却对欧盟这块大蛋糕的意义视而不见。于是在投票率上完爆对手。
搞笑的是，根据事后统计，网上关于脱欧的五大搜索词条中，排第二位的是：“什么是欧盟？”
更搞笑的是，一些没有明确倾向的人，他们未必支持脱欧，只是把这当成一次展示肌肉，表达抗议的机会。结果出来一看哇噻，居然是玩真的，然后就后悔了。
目前的形势是，已有三百多万人在网上签名，要求再投一次。这不成儿戏了吗？
英国脱欧公投，从结局来看无疑是一个悲剧，但从各种阴差阳错的过程来看，又极具喜剧效果。如此的冰火两重天，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心情复杂。
可见，全民公投很可能是一件不靠谱的事情。而祸根早就由西方博爱的价值观埋下。
因为不主张“结果平等”，阶层之间就必定麻烦不断，有麻烦需要解决就只能依赖公投。而胜出的一方往往是无脑又数量庞大的庸众。
于是更多的麻烦被制造出来，社会最终陷于恶性循环。
而共产主义兼爱，则是反其道而行。主张同等的“产权”，对于“治权”则网开一面。
在这一点上，共产主义的主张又与墨家不谋而合。
墨家的主张，是民主集中制。乡民意见不统一，就听乡长的；乡长意见不统一，就听市长的；市长意见不统一，就听省长的；省长意见不统一，就听天子的。
那么如何保证天子一定正确呢？墨家说，天子天生就是圣人，所以雄才伟略，英明神武。而且天子听力过人，随便哪家发生了不为外人道的事情，天子都能察觉。如此一来，天子自然正确无比。
墨家的主张，在那个时代自然是毫无可操作性的。但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条件已经基本具备。首先，我们的天子已经不再世袭，而是一届一届选出来的，这就保证了天子是一个足够理性的人。然后，我们的科技水平，确实可以让天子无所不知。这就让天子在做决策的时候，可以绝对客观。一个又客观又理性的天子，岂非天下人之福？
而有了一个英明的舵手，其他人就可以该干嘛干嘛。
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发展，让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天赋发挥到极致。而每个人的天赋是不一样的。
所以，应该让有管理天赋的人负责公共事务，而让没有管理天赋的人从事其他工作。比如艺术、体育、农艺、木工活……没有必要通过公投，让所有人都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中来。
过去我们之所以一提权力，就想到笼子，是因为权力可以变现，权力产生腐败。归根结底，我们担心的是“产权”的不平等。
但当共产主义真正实现，我们完全可以用宪法的形式，将人人拥有平均分红的分配权这一观念确定下来。只要每个人平等的“产权”不受侵犯，那么把“治权”授权给哪些人，似乎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吧。
西方博爱主张“治权”平等，却不主张“产权”平等，这是舍本逐末。
共产主义兼爱强调“产权”平等，在“治权”上则有所变通，这才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又有效地解决了问题。
得麒麟才子者可得天下，此言诚不欺我！

《公平与效率试辩》
茅老先生此次提出公平与效率之辩，用心未免有些险恶。无论我们站在哪一边进行反驳，都不对。因为只要承认公平与效率二者不能两全，就无可避免落入陷阱。
主张为了维护公平只能损害效率固然不对，因为让大家过苦日子的主义不是好主义。
而承认为了提高效率必然丧失公平则更不对，因为现实上我们的效率比美国更胜一筹，难道说中国正在走一条通向不公的道路？这可是路线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上，公平与效率绝非此消彼长的必然矛盾关系。资本主义比之于封建主义，无疑更重视平等，难道资本主义的效率就更低下？这显然说不通。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伪命题，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自身遇到了瓶颈，它已经不再适应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随着资本主义在自由经济之路上一路狂奔，大量剩余财富集中向少数人，而少数人出于自身的贪婪，希望维持现状。这势必引发多数人的不满，并寻求各种手段予以反制。
而这些以公平正义为诉求的内耗，又导致了效率低下。
于是产生了一个假象，似乎不管人类社会生产了多少财富，都永远不够分。
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据报道称，仅中国一年浪费的粮食，就够三至五千万人一年的口粮。而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曾经警告说，如果中国人要过上与西方一样的生活方式，六个地球也不够。可见人类社会的浪费有多严重。
如果有钱人们少一些挥霍和浪费，人类社会早就消除了饥饿问题，更不会滋生那么多冲突与罪恶。
恰恰因为少数人私藏了最大一块蛋糕，才让多数人永远不够分。
这就既不公平，又无效率。
而西方社会实现公平的手段，又总是隔靴搔痒，无法触及根本。
根本就是，资本主义以宪政之名，保护一切私有财产。富人们的财富，哪怕远超其所需，只要他们不乐意，就不能被拿来惠及公众。
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就会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发展。
解决之道，唯有革命。
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绝非杀富济贫吃大锅饭这么没头脑。我们真正追求的，是剥夺少数富人的巨额财富，然后交付于国家机器托管，其产生的效率远超资本主义。
而由此带来的红利，至少在名义上，将来也必将在实质上，属于全体人民。这又充分保障了公平。
既有公平又有效率，谁说二者不可兼得？
虽然在托管过程中，难免产生腐败，但这只是技术性问题。只要设计好笼子，就可以防止它肆虐。
而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的，却是系统性问题。宪法保护少数人的贪婪，必定导致不治之症。正如癌细胞，本身就是肌体的一部分，所以能骗过免疫系统。如果扑灭它，势必伤及肌体，但如果不扑灭它，又只能坐视它疯狂扩张，最终同归于尽。
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先天不足，导致了目前进退两难的困境。当他们开始讨论要公平还是要效率这种**问题，更说明其自我修正能力已达极限。如果再一味局限于资本主义的框框看待问题，则永远死路一条。
所以，不应该将问题简单地归纳为要革命还是要建设。而是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该建设时建设，该革命时革命。
当革命带来更公平的制度，又会进一步刺激生产力的发展，效率也随之提升。中国目前生产力的高速提升，恰恰说明我们找到了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制度。

《谁才是上帝》
市场经济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基于供需关系的理论。它所追求的理想状态，是供需平衡。
当所供刚好满足所需，既没有过剩，又没有紧缺，社会资源配置确实将优到不能再优。
但可惜，到人类文明目前为止，这还只是一种停留在理想层面的状态，因为它并非常态。
常态是，供需平衡随时会被打破，所以需要修正手段。而市场经济将修正手段交给市场本身。
但问题是，市场是由非理性人组成的，希望非理性人全体总能做出理性决策，无异于一场豪赌。面对看不清的前景，市场有时能够及时自我修正，有时却迟迟不能。
当后一种情况出现，巨量财富在瞬间被消灭于无形，这就叫经济危机。面对这样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供与需就不可能是一对平等关系。因为总要有人说了算，各说各话岂不乱套？
而根据主流看法，需的量总是决定供的量。需是主导，供是协同，所以需方掌握话语权。用一句最经典的台词就是：顾客就是上帝。
但可惜，这只是一种经典理论，而经典理论往往会出意外。如果供永远跟随需，问题就会因经典而简单。但人性是复杂的。每一个自然人都有贪婪，比如希望比他人更强大、更优越、拥有更多。当能力与野心互相竞逐，最终会在自由经济的土壤上开出恶之花。
因为如果供方变得强大，它会试图反过来控制需方，建立一种非经典的资源配置。而供方确实会变强大。
问题的源头，还得从那句经典台词说起：顾客就是上帝！
试想一下，谁才是顾客？有钱买东西的才是顾客，没钱买东西的那是乞丐。所以，有钱才是上帝，越有钱越上帝。
那么，谁更有机会成为上帝，这取决于谁赚了更多钱。
在市场中，并非总是原子个体间的碰撞。需方看似庞大，其实一盘散沙。他们作为分散的个体，其话语权，特别是议价权简直不堪一击。
而供方则会循着资源优化配置的逻辑进化，胜出者成为特殊供方。特殊供方要么掌握巨大资源，要么掌握特别资源，这些都是优势。而优势也是生产力，也应该转化为财富，这符合市场铁律。于是〖上帝〗们踏出了第一步。
而第二步的关键，在于市场经济的钱是自由流动的。售出商品可以换到钱，钱又可以换到〖任何〗商品，钱代表一切商品。所有人都需要赚别人的钱，因为所有人都需要向他人提供商品以换取商品。所以花钱买东西，与花东西“买”钱是一回事，都是拿商品换商品。那么理论上，所有人都有求于上帝，又都是上帝。
那么问题来了，大家都是上帝，谁才是老大？只能说，有些上帝强，有些上帝弱，并不是花钱的就一定是老大。
穷人更少钱，刨去刚需，他的选择非常小，很多东西买不起，所以沦为弱势一方。
而当特殊供方在市场中赚足了钱，立刻揺身一变，成了强势的一方，也就是更大的顾客。因为他们有更大的选择，包括选择优先满足谁的需求。
这才是上帝，越有钱越强势越上帝。其他人则是乞丐。
然后进入第三步：上帝可以决定一切，包括规则。比如什么才是资源最优配置，上帝说了算。
它可以决定今天卖什么，卖多少。你有需求就得买。买不到？明天请早。买不起？爱莫能助。有意见？这是资源最优配置！
毕竟，算边际量比算市场需量靠谱多了。匮乏还能带来价格与利润，何乐不为？所以此时最优配置，考虑的是供方，而非需方。
于是特殊供方成了真正的上帝。经典理论则走向自己的反面。
而且比起计划经济，它会更没有节制，更加疯狂。因为它是以自由之名，而计划经济至少还有计划。

《也谈金融市场》
茅老先生说，金融市场通过资源优化配置，也为社会产生财富。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有一定道理。
卡内基想要建立一个钢铁帝国，但以他一人的财力根本做不成，所以需要融资。当融到足够的钱以后，他建成了先进的钢铁生产基地。结果美国的钢铁产量大幅增加，价格则下降了五分之四。这就为社会产生了巨额财富。
哪里需要钱，钱就涌向哪里，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自然就产生了财富。这是金融游戏第一个神奇之处。
但问题是，并不是每一次钱的流动，都可以带来这样的效果。
比如说，我花100块钱买了卡内基的股票，第二天又以120块钱的价格将其卖出，这一进一出我的财富就增加了20块钱。这是否意味着社会财富有了〖相应〗的增长？不见得。
金融游戏的玩法，首先保证参与游戏的人有钱赚。
比如，我有一张价格100的有价证券，以120的价格卖给你。结果是，我的财富增长了20，而你也不吃亏，因为经过刚才的交易，有价证券的价格变成了120。何况你还可以一转手，以130的价格将其卖出。通过这样一次交易，你和我手上的钱都变多了，而这些多出来的钱，让人感觉蹊跷。
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钱也是商品，钱变多了就是商品变多了，所以财富增长了。但问题在于，真的可以通过单纯的交换，让钱生钱吗？
比如，我有100块钱，你有100块钱，我们互相交换一下，财富会增长吗？不会。
又比如，我有100块钱，你有120块钱，我们互相交换一下，财富会增长吗？不会。而且你也不乐意呀。
再比如，我有100块钱，你有100块钱，我们互相交换一下，再自说自话把面额改成120块，财富增长了吗？没有。而且这样做是犯法的。
所以，关键在于通过一纸证券，将钱与物挂钩。物被交换给有需要的人，它就产生价值，而证券就代表一件物，据说它最终会被交易给有需要的人。而金融市场在最终交易完成前，先转手那么几次，因为这样做有利可图。
比如我有一张有价证券，它的名字叫房契。我通过一些手段——不管何种手段——让大家相信转手这张房契是有利可图的，于是大家趋之若鹜。
然后你用120的价格买走我的房契，再一转手以130的价格将其卖出。这一买一卖之间，你手上就多出了10块钱。但那幢房子没有任何变化，甚至它是一直被空置的。
于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金融游戏中钱变多了，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的物有了相应的增长。
反过来说就是，哪怕社会的物没有丝毫实质增长，也并不妨碍金融市场用钱生钱。
物没有增长，钱却变多了，这就带来了金融游戏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它可以实现财富的转移。
打个比方，有10个包子，你和我各能够拿出50块钱买包子，根据市场供需关系，我们可以以10块钱一个的价格，各买到5个包子。
然后，你把50块钱藏在床底，等着明天去买包子。我则用50块钱从金融市场赚了10块钱。
于是，可以买包子的钱变成了110块，而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包子价格变成11块钱一个。结果是，你手上的钱只能买到四个半包子，而我则可以买到五个半包子。
也就是说，一觉醒来你被我偷走了半个包子，而且我的偷窃行为是合法的，因为我是通过投机赚到的钱，赚到钱就是为社会产生财富。
哪里出了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金融市场的主导目标，是为社会产生财富，而用钱生钱则是它的副作用。
但问题是，现在倒果为因了。人们涌向金融市场，都是奔着用钱生钱这个目标去的。
为社会产生财富可以赚到钱，不为社会产生财富也可以赚到钱，甚至是更多钱。那么谁还愿意殚精竭虑，为社会产生实质性财富？
有这样一个例子。美国富人为自己买了人寿保险，如果把这份合同锁在保险箱，它就毫无价值。于是把合同卖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又把这些合同打包，做成衍生品卖给投资者。投资者买下这个衍生品后，就数着日子算投保人什么时候死，因为投保人死得越早，他得到的回报就越大。
这样的金融游戏可以带来什么样的社会财富增长，我实在看不出来。
而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货币的自由流通。只要是钱就可以买到一切物，当金融游戏让钱变多，社会财富又没有相应的增长，就会有一些物在不知不觉中被转移到那些凭空多出的钱上面。这些钱又都会落入富人的腰包，因为富人才玩得起财富游戏。而且，越有钱越要参与这个游戏，你不偷别人的，别人就偷你的。
结果却是，穷人在没有参与，甚至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了富人卑鄙无耻的洗劫。
这个现象用经济学解释就是，资本回报率远大于经济增长率。这将意味着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聚集，富人愈富穷人愈穷。

《也谈房地产市场》
中国目前的住房供给量，其实已基本满足需求量。数据显示，目前的空置房面积已经足够二、三亿人住。如果供向需的流动是顺畅的，又何来供不应求与价格畸高？
问题在于投机者横刀夺爱。他们凭着财富的优势，切断了供需通道，扭曲了供需关系。
这使得房地产的价格不能正确反映供需关系。而错误的价格信号，是投机者释放的。
按照茅老先生的说法，如果投机赚了钱，就是财富的创造，是对社会有利的。这个说法太过含糊，具有很强的欺骗性，所以应该讲讲清楚。
有时候，有限度的投机确实能优化资源配置，为社会创造价值。
财富交换到有需要的人手上，会产生价值。当有需要的一方用钱交换到住房，住房就产生了价值。当供方用住房交换到钱，钱也产生了价值。
只是，在房地产市场中，财富的流动并不那么充分，这就制约了价值的产生。
生产者手上的钱是有限的，当他投入全部的钱去建造一幢楼房，就无法同时建另一幢。这就限制了供给端产生价值。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购买能力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不总能及时消化掉库存，而积压导致资源浪费。这又限制了需求端产生价值。
于是社会的效用降低了。从长远看，供给会不足，价格会波动。
这时候投机者出现了。他先用大笔的钱代替消费者买下房子，等价格上涨后再卖给消费者。虽然在主观上，投机者只是预见了价格的波动，想要赚一笔。但在客观上，他的行为确实产生了价值。
因为生产者及时回拢了资金，又可以继续生产。在可预见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住房被生产出来，用于满足需求。这就在时间上调剂了余缺。
而当消费者意识到市场的供给绰绰有余，就不会争先恐后去买房，这又平滑了价格波动。
大家的效用都提高了，当然对社会有贡献。
但是，投机者的贡献与其所获回报是否相衬，不可能一笔一笔算清楚。资本的红牙利爪是否会反噬社会，也让人疑虑。所以需要将投机行为上升到一个理论高度。
这个理论认为，投机者赚到多少钱，就为社会产生多少价值。简单地说就是，价格体现稀缺性，稀缺性就是价值，所以价格反映价值。一件物哪怕原封未动，只要价格变了，价值也就变了。投机者从价格变动中赚取的差价越多，也就创造了越多价值。
这是一个经典理论，但可惜经典理论往往会出意外。
首先，它基于一个假设，即存在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使得价格总能正确反映稀缺性。
但问题是，既然存在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就一定存在一些错误的价格系统。如果系统是错的，就一定会导出错的结果。而我们又只能通过观察结果来观察系统。那么，我们如何根据目前的结果，判断目前的系统是对是错？
要么我们假设结果是错的，所以系统是错的。但既然系统是错的，则每一个结果都靠不住，那么我们依据什么来证明系统是错的？
要么我们干脆坚信系统是对的，然后坚信结果都是对的。
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于是经济学变成了宗教。
而且恕我直言，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很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
因为它需要满足一个苛刻的前提，即所有各方都能够平等自由地讨价还价。
光是追求自由就可以让人抛弃一切，平等更是遥不可及。条件都不能满足，谈何正确？
比如一个乞丐，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住地铁，或者住桥洞，但肯定不能选择住五星级宾馆。因为政治上的平等还不足以抵消他财富上的劣势。
而作为有刚需的消费者，他的境况又比乞丐好多少呢？他可以说，这房子太贵了我不买。对方则回答，你爱买不买。
表面上双方的自由都没有受到妨碍，但在资本的红牙利爪面前，劣势一方的自由一定受到更多限制。不买是因为买不起，不卖却不是因为卖不动。
资本大量涌入，只能说明市场可预见的资本回报率非常高。而投机者有意愿更有能力进一步推高房价。
他们买房不是出于刚需，而是为了待价而沽，自然价格越高越好。而根据市场规律，制造稀缺可以推高价格。那就把住房空置，释放错误价格信号。
这时候并不是真的东西稀缺了，而是被人为把持了。而人为的稀缺与真的稀缺，效果又是一样的。作为有刚需的一方，都只能望价兴叹，完全没有议价的能力。
稀缺导致价格上涨，价格上涨又导致另一种稀缺，购买力的稀缺。真正有刚需的人越来越买不起房了。此时生产者供给更多住房，对他们似乎也没有多大帮助，反正都是买不起。
于是生产者又陷入两难困境。减小生产规模，市场供不应求。开足马力生产，库存压力太大。就算想做大善人半卖半送也不行，因为根据市场经济学原理，价格就是价值，价格减半就是价值减半，一下子消灭了一半价值，那还了得？
投机者先用供的稀缺控制需方，再反过来用需的稀缺控制供方。
既然稀缺性就是价值，自然可以象其他资源一样买来买去。而稀缺性又是一切商品的价格，垄断稀缺就能垄断价格。所以价格可以被资本玩弄于掌股。
于是，正常的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投机者既成了需方的更大供方，又成了供方的更大需方。更大的优势则意味着更大的议价权。
投机对于市场的损害，关键就在于令议价权旁落。
投机者操纵价格，生产者只求价格不要波动得太厉害，真正有刚需的消费者，则被踢出议价体系。
既不平等，又不自由，这样的价格系统怎么可能正确。
它让钱的流动越发没有效用。财富只有被交换到有需要的人手上，才会产生价值。如果有需要的人们越来越交换不起，那么一定有更多资源被浪费了。
经济学家们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建议继续增加供给以缓解匮乏，甚至不惜向耕地下手。如果采纳这样的建议，必定加剧资源错配，犹如饮鸩止渴。
市场经济一旦疯狂起来，就会破坏资源配置。而一个破坏资源配置的价格系统居然还能大行其道，就不仅仅是对错的问题了。
所以必须对症下药。既然症结是议价权的旁落，那么药方就是议价权的回归。
比如设计一种政策，让房地产一买一卖之间无利可图，这样投机者也就没有了人为制造稀缺的动力，真实的供需关系就能浮出水面。
由政府强力介入，帮助孱弱的需方议价，是完全可行的。

《也谈公共资源与市场》
茅老先生认为，将公共资源市场化，通过价格浮动平衡供需，可以使公共资源被更有效、合理地利用。比如用路收费，将道路做成商品，通过市场有效地分配和使用，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堵车问题。
但我认为，这会导致严重的逻辑错乱。
什么是公共资源？公就是大家，共就是一起，大家一起享用的资源才叫公共资源。
每一个人都需要使用道路，每一个人又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建成一条道路。出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道路成了最重要的公共资源之一。它首先要保障每一个有需要的人都用得起。
于是，你需要的时候可以尽管用，我不能有意见，我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尽管用，你也不能有意见。每个人需要的时候都可以随便用，这就是人人各取所需。
当然，考虑到道路的能力是有限的，需要用路的人多了，就会不敷使用。这时就需要更多的道路。
修路需要花钱，钱从大家那里来，不过富人应该多出一份。这倒不是因为富人对于道路的使用程度更高，所以要花钱买下那一部分产权，而是因为富人更有钱。更有钱意味着更有能力，所以应该多出一份力。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决定为共同的利益出多少力，这就是人人各尽所能。
既各尽所能，又各取所需，这就是公有制。公有制的好处是，每个人都能从共同的利益中受恵。
富人有需要的时候，穷人不反对富人享用更多公共交通资源。那么当政府决定修一条路，这条路更多地惠及穷人，富人也不可以仗着自己多出了一份钱，而加以阻挠。
结果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每个人都适当地利他，则每个人都能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实惠。于是形成了一个互利的社会。公共资源就是互利的产物，所有人与所有人的交换，既明晰了它不可分割的产权，更明晰了一些更加基本的人权，比如个人从集体中得到庇护的权利。
而用路收费则隐含了一个危险的倾向。它认为公共资源也可以通过出售，成为某些人的私有财产。一件东西，怎么可能既是公共的，又是私有的。这反而使得产权不明，逻辑混乱。
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在于公有制的基础是利他，而私有制的本质是自利。
自利性表现为排他性，属于我的就不能属于你，于是有了产权。如果你想享用它，就得拿东西来换，于是有了商品。交换商品会产生价值，于是有了价格。
而市场经济的奥妙说穿了就是，价格浮动平衡供需。如果商品供不应求，就应该涨价。涨价后需求减少，供给增加，供需平衡就得以恢复。这是一套市场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看上去很美，但是运用于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则恐怕经不起推敲。
公共资源的首要任务，是保障每一个人的需求。如果需求不能被满足，就是政府失职。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权利，更是一种政治权利。政治权利不能被交易，更不能因为付不起一笔额外的费用而丧失。
用路收费则意味着设置一道价格门槛，让付不起钱的人“不得入内”。
谁用路谁付钱，反过来说就是，谁付钱谁用路。付得起钱的人才用得起路，付不起钱的人则无路可用。
这时候并不是真的需求减少了，而是在价格竞争中，穷人被动地让渡了权利。而那些让渡的权利，又被用于富人的享用。富人再也不用受堵车之苦，只要付一笔钱，就可以畅行无阻。
表面上看，公共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分配和使用。但问题是，如果公共资源穷人不得入内，它就不是被优化的公共资源，而是被优化的私有财产。
市场化必定导向私有化。私有化不但会引发需求端逻辑混乱，更会引发供给端逻辑混乱。
政府修建道路，不再是为了满足公共的需求，而是在生产一件商品。商品被生产出来，是为了卖给出得起价的人。
按照茅老先生的说法，每一条路都是有价的，都是消费者愿意出资购买的。所以只要用路人愿意出钱，市政府就给你修路。
这话说白了就是，一条路该不该修，仅仅取决于你有没有钱。哪里有钱，路就修到哪里，哪里更有钱，路就修得更好。
而富人总是更有钱，所以富人更有能力决定路应该怎么修。
这就产生了一个危险的倾向。
人民是通过投票的方式，授权政府为自己管理公共资源。一人一票使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利益主体。每个人都平等地从集体中得到庇护，又都是集体的主人。
如果允许富人凭着财富的优势，决定政府如何分配使用公共资源，则意味着可以用钱投票。钱越多，票就越多。
而根据钱的多寡，决定投票权的多寡，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利。
丧失了集体的庇护，一千个穷人也不是一个富人的对手。摆脱了集体的限制，资本的自利性就会登峰造极。如果连政治也服从于一只看不见的手，则后果不堪设想。
市场让财富向少数富人聚集，富人凭着财富的优势让公共资源向自己聚集，然后为了享用更优渥的资源，富人之间又相互聚集。
穷人则因为付不起高昂的生活成本，不得不相继离开。于是，富人与穷人相互远离。
当富人远离了穷人，就带走了财富与知识，给穷人留下的，则是贫穷与愚昧。贫穷愚昩代代相传，又会变得更贫穷更愚昧。
最终，富人聚集在大都市，生活象天堂。穷人则低人一等。
所以，市场经济发展到极致，一定会通过财富游戏将人分等。
而追求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所有对于平等的威胁都应该被警惕。
不论经济学家找出多少理由，来证明财富不均的合理性，都不能否认资本的红牙利爪随时准备择人而食。
不能因为财富不均是经常现象，就熟视无睹。不能因为财富不均是社会发展所必须，就网开一面。更不能因为对财富不均的限制从未取得进展是历史事实，就干脆放任自流。
恰恰相反，相较于权力的不平等，财富不平等的威胁更大。
要将权力关进笼子，已经是人类社会的共识。只要设计好笼子，就可以防止它肆虐。这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
是否应该给财富设计笼子，却还停留于意识形态之争。资本主义制度甚至视财富游戏为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决它是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
但至少，公有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最彻底的解决方案。而公共资源是公有制的最后阵地，我们将誓死捍卫这块阵地。

楼主论述的基调就是狭隘共产主义。
通篇提倡的就是物质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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