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中国哲学通史（全十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
墨子针对当时国与国互相攻伐，家与家互相抢夺，人与人互相残害，强凌弱、富侮贫、贵傲贱、智诈愚等一系列罪恶的社会现象，认为这些都是“天下之大害”，决心加以救治。
他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都是由于“不相爱”引起的。人人都知道自爱其身、自爱其家、自爱其国，而不爱他人之身、他人之家、他人之国。“相爱”指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护，所以又叫“兼相爱”，即不分人我、彼此，一同天下之利害、好恶。

墨子以爱人若己、为人犹为己的“兼爱”思想解释仁德，将“兼相爱”看成是“仁者”所追求的最高道德观念。在墨子看来，“仁者”就是能够“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之人。

墨子反对战争，反对亏人以自利，认为一切灾害都产生于“别”。所谓“别”，即偏爱、自私。人人都从偏爱出发，亏人以遂其私，所以导致了“交相恶”的不良局面。墨子提出的拯救办法是“以兼易别”。所谓“兼”，即每个人都毫无分别地爱一切人。

墨子劝诫“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盼望建立一个“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尚贤下》）的公平合理社会。他详细分析了攻战的“不义”、“不利”。在墨子看来，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然而，“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非攻上》）墨子揭露无义的攻伐“夺民之用，废民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