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诸帝都有较高的佛学修养，其中最为自负的要数雍正了。在雍正亲自编纂的《御选语录》的“总序”中，他曾以禅门宗匠自居，宣称，“朕深明此事，不惜话堕，逐一指明”。他认为，自己作为世俗的最高统治者，不仅要根据儒家学说来治理天下，而且也要以自己的观点解释佛教教义，排除异己。他甚至声称：
朕二十余年来，于本分少得相应。于藩邸时，颇阅今时禅侣伎俩，大抵不过如是，尝于此作游戏三昧。巍巍堂堂者，折其头角；窃窃沈沈者，碎其窟窠。出泥牛于海心，载之片叶；骤玉麟于天下，控以单丝。机辨纷驰，遇者尽屈于句下；方之于古，朕实不后于人。(《御选语录·历代禅师后集前序》)
这表明，他不仅要以周孔之教治理天下，而且要确立自己对佛教的绝对统率之权。
与此同时，雍正对当时佛教(禅宗)现状展开猛烈的抨击。如说：“天下宗徒，不特透得向上一关者罕有其人，即能破本参、具正知见者亦不多得。……甚至名利熏心，造大妄语；动称悟道，喝佛骂祖；不重戒律，彼此相欺；卖拂卖衣，同于市井。将佛祖之慧命，作世谛之人情；虽窃有佛祖儿孙之名，并无人天师范之实。”(《御选语录·御制拣魔辨异录上谕》)又说：“近代宗徒，动辄拾取他人涕唾、陈烂葛藤。串合弥缝，偷作自己法语；灾梨祸枣，诳惑人家男女。其口头实能滑利者，便鸣钟击板，竖拂擎拳；彼建立则我扫荡，彼扫荡则我建立。”(《御选语录·历代禅师后集后序》)应该承认，这些抨击，基本上符合当时佛教界实际状况。但是，雍正的目的，并非挽求禅宗，而是保证他对禅界的支配地位。
雍正的禅学修养，集中反映在他自编的《御选语录》及各编序文中。但通观这些语录和序文，可知他也并没有独特的高明见解，他的“禅机”也未能超越历代祖师的水准，大抵只是明清禅师语录的翻版。比如，他认为，禅虽分为五家，但宗旨均归曹溪一脉；他同样强调禅教一致和禅净合一，进而在儒、释、道关系上倡导三教“异用而同体”。《御选语录》给予永明延寿和云栖袾宏以特殊地位，主要原因是他们都重视融合调和思想。他说，披阅采录延寿的著述，“真所谓明逾晓日，高越太清。如鼓师子弦，众响俱绝；如发摩尼宝，五色生光。信为曹溪第一人，超出历代大善知识者”(《御选语录·永明编序》)。他对袾宏也深表宪章，说：“其所著《云栖法汇》一书，于本分虽非彻底圆通之论，然而已皆正知正见之说。朕欲表是净土一门，使学人宴坐水月道场，不致歧而视之，误谤般若。”(《御选语录·莲池编序》)在《御选语录·总序》中，他特别提出净土法门，令人由此深入。
《御选语录》共十九卷，其中前十一卷为“正集”，编入了僧肇、玄觉、寒山、拾得、灵佑、慧寂、从谂、文偃、延寿、重显、克勤、通琇、行森十三僧人的“语录”以及道教祖师张伯瑞的“语录”。作为主体部分的禅宗“语录”，没有传统六代祖师的地位，却把禅宗以外的僧人放在显著位置；对于人所共知的禅门五家，他也只选入了沩仰、云门两家，而把临济、法眼、曹洞排斥在外。这种编选不仅十分主观，而且别有用意。
雍正的主要用意，是要将封建的专制政治和伦理原则贯彻于禅学。雍正认为，沩仰、云门两家之所以入选，是因为它们“父子济美”、“大慈大悲”的思想和风格符合他的心意。而临济宗的毁辱经教、呵佛骂祖作风，在他看来则是不能容忍的，故而遭到严厉抨击。他写道：“丹霞烧木佛，观其语录，见地只止无心，实为狂参妄作。据丹霞之见，木佛之外，别无佛耶？若此，则子孙焚烧祖先牌，臣工毁弃帝王位，可乎？”(《御选语录·历代禅师前集序》)可见，雍正的禅学是与他的政治理想、伦理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他并不在乎木佛被焚，却绝不容许“子孙焚烧祖先牌，臣工毁弃帝王位”。丹霞的行径容易导致人们不孝不忠、犯上作乱。
他又指责德山玄鉴的呵佛骂祖，说其“辱骂佛祖不堪之词，如市井无赖小人诟谇，实令人惊讶，不解其是何心行”(《御选语录·历代禅师后集后序》)。他明确指出，必须彻底清除这种状况，因为：“释子既以佛祖为祖父，岂得信口讥诃？譬如家之逆子，国之逆臣，岂有不人神共嫉，天地不容者？”(《御选语录·历代禅师后集后序》)使他更为恼恨的，是当时一些禅师仍以临济、德山为榜样，大肆呵佛骂祖。他说：“近世宗徒，未踏门庭，先决堤岸，一腔私意，唯恐若不呵佛骂祖，则非宗门。……鸱鼠嗜粪，斯之谓也。”(《御选语录·历代禅师后集后序》)在他看来，许多语录“不但非第一义，而且贻误后学，况与世理大相矛盾”(《御选语录·历代禅师前集序》)。显然，他之所以研修禅学，是要改变这一现状，使佛教与“世理”协调，忠实地为现实政治服务。为贯彻这一目的，他甚至公开规劝僧侣放弃禅修一途，投身科举场中。
明亡之后，一批不甘为清朝臣子的遗民纷纷削发为僧，遁入空门。他们虽然身居空门，内心仍深怀故国幽思。及至雍正即位，民间反清意识依然很强。为此，雍正还特撰《御制拣魔辨异录》，把死去近百年之久的法藏重新提出，作思想鞭挞。
法藏与圆悟同是明末江南的著名禅僧。圆悟传法二十六年，言满天下，王公大人皆自远趋风。他以“即事而真”为指导思想，突出“日应万缘而不挠其神，千难殊对而不干其虑”，是禅宗不问是非善恶的翻版。去世后，钱谦益为撰《塔铭》。法藏虽拜圆悟为师，但继承宗杲看话禅的宗旨，以直承觉范(惠洪)的《临济宗旨》自居，平日“危言深论，不隐国是”，为士林所敬重。从现存的法藏言论看，他主张“但了凡心，别无圣解”，把着衣吃饭、喜笑怒骂都看作是禅的表现；以为“人心”即是“两端”，不参穷富善恶，不可得悟。这类观点与圆悟显然不同。当他作《五宗原》，阐发觉范对禅宗五家分宗的新说时，立即引起圆悟的驳难。由此展开了两家的争论，延续到他们死后的清代初年。
法藏的禅法思想得到黄宗羲等明末遗民的赞赏。对此，雍正直斥法藏等人“实为空王之乱臣，密云(圆悟)之贼子，世出世法并不可容者”。最后他以“天下主”的身份，敕令地方官吏详细查明法藏一支所有徒众，在组织上彻底摧垮。透过这一事件，反映出清初复杂的政治形势和清帝复杂的内心世界。
法藏禅系与士大夫有着广泛的联系，明末遗民多数相聚于法藏门下，从而引起雍正的警觉和疑虑，使他更感深恶痛绝。在他看来，禅僧与士大夫的结合，互相标榜，声气相求，将造成对清朝政治统治的威胁，故必欲清除而后快。
朕二十余年来，于本分少得相应。于藩邸时，颇阅今时禅侣伎俩，大抵不过如是，尝于此作游戏三昧。巍巍堂堂者，折其头角；窃窃沈沈者，碎其窟窠。出泥牛于海心，载之片叶；骤玉麟于天下，控以单丝。机辨纷驰，遇者尽屈于句下；方之于古，朕实不后于人。(《御选语录·历代禅师后集前序》)
这表明，他不仅要以周孔之教治理天下，而且要确立自己对佛教的绝对统率之权。
与此同时，雍正对当时佛教(禅宗)现状展开猛烈的抨击。如说：“天下宗徒，不特透得向上一关者罕有其人，即能破本参、具正知见者亦不多得。……甚至名利熏心，造大妄语；动称悟道，喝佛骂祖；不重戒律，彼此相欺；卖拂卖衣，同于市井。将佛祖之慧命，作世谛之人情；虽窃有佛祖儿孙之名，并无人天师范之实。”(《御选语录·御制拣魔辨异录上谕》)又说：“近代宗徒，动辄拾取他人涕唾、陈烂葛藤。串合弥缝，偷作自己法语；灾梨祸枣，诳惑人家男女。其口头实能滑利者，便鸣钟击板，竖拂擎拳；彼建立则我扫荡，彼扫荡则我建立。”(《御选语录·历代禅师后集后序》)应该承认，这些抨击，基本上符合当时佛教界实际状况。但是，雍正的目的，并非挽求禅宗，而是保证他对禅界的支配地位。
雍正的禅学修养，集中反映在他自编的《御选语录》及各编序文中。但通观这些语录和序文，可知他也并没有独特的高明见解，他的“禅机”也未能超越历代祖师的水准，大抵只是明清禅师语录的翻版。比如，他认为，禅虽分为五家，但宗旨均归曹溪一脉；他同样强调禅教一致和禅净合一，进而在儒、释、道关系上倡导三教“异用而同体”。《御选语录》给予永明延寿和云栖袾宏以特殊地位，主要原因是他们都重视融合调和思想。他说，披阅采录延寿的著述，“真所谓明逾晓日，高越太清。如鼓师子弦，众响俱绝；如发摩尼宝，五色生光。信为曹溪第一人，超出历代大善知识者”(《御选语录·永明编序》)。他对袾宏也深表宪章，说：“其所著《云栖法汇》一书，于本分虽非彻底圆通之论，然而已皆正知正见之说。朕欲表是净土一门，使学人宴坐水月道场，不致歧而视之，误谤般若。”(《御选语录·莲池编序》)在《御选语录·总序》中，他特别提出净土法门，令人由此深入。
《御选语录》共十九卷，其中前十一卷为“正集”，编入了僧肇、玄觉、寒山、拾得、灵佑、慧寂、从谂、文偃、延寿、重显、克勤、通琇、行森十三僧人的“语录”以及道教祖师张伯瑞的“语录”。作为主体部分的禅宗“语录”，没有传统六代祖师的地位，却把禅宗以外的僧人放在显著位置；对于人所共知的禅门五家，他也只选入了沩仰、云门两家，而把临济、法眼、曹洞排斥在外。这种编选不仅十分主观，而且别有用意。
雍正的主要用意，是要将封建的专制政治和伦理原则贯彻于禅学。雍正认为，沩仰、云门两家之所以入选，是因为它们“父子济美”、“大慈大悲”的思想和风格符合他的心意。而临济宗的毁辱经教、呵佛骂祖作风，在他看来则是不能容忍的，故而遭到严厉抨击。他写道：“丹霞烧木佛，观其语录，见地只止无心，实为狂参妄作。据丹霞之见，木佛之外，别无佛耶？若此，则子孙焚烧祖先牌，臣工毁弃帝王位，可乎？”(《御选语录·历代禅师前集序》)可见，雍正的禅学是与他的政治理想、伦理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他并不在乎木佛被焚，却绝不容许“子孙焚烧祖先牌，臣工毁弃帝王位”。丹霞的行径容易导致人们不孝不忠、犯上作乱。
他又指责德山玄鉴的呵佛骂祖，说其“辱骂佛祖不堪之词，如市井无赖小人诟谇，实令人惊讶，不解其是何心行”(《御选语录·历代禅师后集后序》)。他明确指出，必须彻底清除这种状况，因为：“释子既以佛祖为祖父，岂得信口讥诃？譬如家之逆子，国之逆臣，岂有不人神共嫉，天地不容者？”(《御选语录·历代禅师后集后序》)使他更为恼恨的，是当时一些禅师仍以临济、德山为榜样，大肆呵佛骂祖。他说：“近世宗徒，未踏门庭，先决堤岸，一腔私意，唯恐若不呵佛骂祖，则非宗门。……鸱鼠嗜粪，斯之谓也。”(《御选语录·历代禅师后集后序》)在他看来，许多语录“不但非第一义，而且贻误后学，况与世理大相矛盾”(《御选语录·历代禅师前集序》)。显然，他之所以研修禅学，是要改变这一现状，使佛教与“世理”协调，忠实地为现实政治服务。为贯彻这一目的，他甚至公开规劝僧侣放弃禅修一途，投身科举场中。
明亡之后，一批不甘为清朝臣子的遗民纷纷削发为僧，遁入空门。他们虽然身居空门，内心仍深怀故国幽思。及至雍正即位，民间反清意识依然很强。为此，雍正还特撰《御制拣魔辨异录》，把死去近百年之久的法藏重新提出，作思想鞭挞。
法藏与圆悟同是明末江南的著名禅僧。圆悟传法二十六年，言满天下，王公大人皆自远趋风。他以“即事而真”为指导思想，突出“日应万缘而不挠其神，千难殊对而不干其虑”，是禅宗不问是非善恶的翻版。去世后，钱谦益为撰《塔铭》。法藏虽拜圆悟为师，但继承宗杲看话禅的宗旨，以直承觉范(惠洪)的《临济宗旨》自居，平日“危言深论，不隐国是”，为士林所敬重。从现存的法藏言论看，他主张“但了凡心，别无圣解”，把着衣吃饭、喜笑怒骂都看作是禅的表现；以为“人心”即是“两端”，不参穷富善恶，不可得悟。这类观点与圆悟显然不同。当他作《五宗原》，阐发觉范对禅宗五家分宗的新说时，立即引起圆悟的驳难。由此展开了两家的争论，延续到他们死后的清代初年。
法藏的禅法思想得到黄宗羲等明末遗民的赞赏。对此，雍正直斥法藏等人“实为空王之乱臣，密云(圆悟)之贼子，世出世法并不可容者”。最后他以“天下主”的身份，敕令地方官吏详细查明法藏一支所有徒众，在组织上彻底摧垮。透过这一事件，反映出清初复杂的政治形势和清帝复杂的内心世界。
法藏禅系与士大夫有着广泛的联系，明末遗民多数相聚于法藏门下，从而引起雍正的警觉和疑虑，使他更感深恶痛绝。在他看来，禅僧与士大夫的结合，互相标榜，声气相求，将造成对清朝政治统治的威胁，故必欲清除而后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