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被杀是因为抗旨逗留。
所谓岳飞抗旨逗留，是指绍兴十一年春金人侵犯淮西时，岳飞坐拥重兵于两军未解之间，前后十五次受亲札指挥，并有中使督兵，令其策应措置战事，但岳飞坐观胜负，逗留不进。按《宋刑统》卷第十六《擅兴律》的规定：“临军征讨而稽期者，流三千里，三日斩。”
刑部、大理寺以诏狱办理岳飞案，认定岳飞抗旨逗留的证据主要是以下两个：
一是宋高宗的十五道御札。在淮西之役的第一阶段，宋高宗共颁发九道御札。其中，正月二十九日颁发的第一道御札（高宗宸翰七十三，见《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下同），要求岳飞“星夜前来江州，乘机照应，出其前后，使贼腹背受敌，不能枝梧”。颁发时间不明的第二道御札（高宗宸翰七十四），要求岳飞“星夜倍道来江州，或从蕲、黄绕出其后，腹背击贼”。二月七日颁发的第三道御札（高宗宸翰七十五），要求岳飞“倍道前来，合力击贼”，并称“今日之举，社稷所系，贵在神速，少缓恐失机会也”。二月十日颁发的第四道御札（高宗宸翰七十六），由张去为亲自送达岳飞，称张俊、杨沂中、刘锜已于和州巢县下寨，与贼相拒，韩世忠出兵濠上，要求岳飞“更须兼程，无诒后时之悔”。颁发时间不明的第五道御札（高宗宸翰七十七），又强调兵贵神速，不可错失机会。二月十五日颁发的第六道御札（高宗宸翰七十八），对岳飞出兵寄予厚望，甚至说“晓夕以佇出师之报”。颁发时间不明的第七道御札（高宗宸翰七十九），针对岳飞提出乘机攻打金军后方的建议，宋高宗说“今江、浙驻跸，贼马近在淮西，势所当先”，要岳飞分清轻重，“亲提劲兵，星夜前来蕲、黄，径趋寿春，出其贼后”，与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锜、李显忠等合力剿除凶渠。二月十七日颁发的第八道御札（高宗宸翰八十），仍要岳飞“出蕲、黄，径捣寿春，与韩世忠、张俊相应”。二月十九日颁发的第九道御札（高宗宸翰八十一），得知岳飞出兵舒州（今安徽安庆）后，说朝廷已解决其军队所需钱粮，要其神速出兵。在淮西之役的第二阶段，宋高宗共颁发六道御札。其中，三月一日颁发的第一道御札（高宗宸翰八十二），要求岳飞与张俊会合，克复金军占领的寿春。颁发时间不明的第二道御札（高宗宸翰八十三），要求岳飞与已提亲兵自濠州往寿春的韩世忠“约与相见，从长措置”。三月十日颁发的第三道御札（高宗宸翰八十四），要求岳飞“星夜提精兵，裹粮起发，前来庐州就粮，直趋寿春，与韩世忠等夹击”金军，擒杀兀术。三月十一日颁发的第四道御札（高宗宸翰八十五），要求岳飞“切须径赴庐州，审度事势，以图寿春”。颁发时间不明的第五道御札（高宗宸翰八十六），要求岳飞与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锜会合，同力平定濠州金兵。三月十七日颁发的第六道御札（高宗宸翰八十七），要求岳飞“择利提师，一出濠、寿间，牵制贼势，以援世忠”。[3]39-52这十五道御札，始终要求岳飞快速援兵淮西抗金。
二是岳飞的行军日程。在淮西之役的第一阶段，岳飞于二月九日接到高宗的御札，十一日率八千骑兵从鄂州出兵，十四日到达黄州，二十三日左右到达舒州。到达舒州后，岳飞派属官同张俊联系。张俊以敌已渡淮为由，要求岳飞的部队不要前来淮西。岳飞将张俊的意见上报朝廷后，就退军舒州，等待皇帝定夺。在此阶段，岳飞因张俊的拒绝而没有与金人交兵，算不上抗旨逗留不进。在淮西之役的第二阶段，岳飞在三月四日就得到了金军进逼濠州的情报，十二日才从舒州抵达距濠州约70公里的定远县。此时，宋金濠州会战已结束四天。在得知韩世忠撤退后，岳飞退回庐州。十四日，岳飞又从庐州返回舒州。二十一日，岳飞的部队返回鄂州。在回军的路上，岳飞牢骚满腹，对张宪、董先等将领气愤地说，“官家不修德”，即指高宗对抗金事业不进取；并用手指指着张宪、董先说：“似张家人、韩家人，张太尉、董太尉将一万人去佗踏了。”根据岳飞的行军日程，我们可以推算岳家军的行军速度，从而判断岳飞是否存在逗留不进的问题。岳飞从三月四日在舒州得知金军进逼濠州，到三月十二日抵达距濠州70公里的定远，历时9天。按宋代骑兵每天60公里的正常行军速度，9天可行军540公里。从舒州到定远，当今的行车距离约290公里。考虑到翻山越岭等绕行因素，我们把南宋初期从舒州到定远的实际距离假定为360公里。这意味着，岳家军每天的行军速度只有40公里。在宋高宗急如星火、御札不断的情况下，称岳飞的这种行军速度是逗留不进，完全在情理之中。
上述证据表明，虽先后亲受宋高宗十五次御札指挥，并有中使毛敦书、张去为前往督战，岳飞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淮西之役中，始终不曾抵达作战前线，更谈不上与金军的一兵一卒交手。无论动机如何，岳飞明显有悖朝廷的作战方针，其抗旨逗留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以上引自论文《从证据制度的角度看岳飞冤案 》，万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