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京都十景之一的“银锭西山”，如今已经变成高楼林立的庞然怪物。银锭桥是当年汪精卫埋炸药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地方，汪精卫如果当时被清廷杀了，估计在后来的教科书里，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将与《与妻书》同为不朽。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汪精卫，没有被清庭杀害，有人说是缘于他与肃亲王善耆、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的父亲的狱中对话。这是有出处的，当年两人确实在狱中有过言语与思想碰撞，多年后，汪精卫还用“杰出的政治家”来比拟肃亲王。

 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就算肃亲王被那位28岁的青年打动，有意救他一命，能否说动摄政王载沣也是一个大疑问。有道是“时势造英雄”，真正救了汪精卫的，用今天的术语，应该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民意。

汪被抓后，连革命党人也以为必死，但当汪的“绝命诗”传出，特别是陈壁君自投监狱与汪精卫“同生死”的消息传出后，大清民间舆论陡然为之一变，呼吁释放汪精卫等“刺客”的声音甚至在北京也不绝于耳，并演变为对革命党人的同情与支持，时人形容为“南望革命军，有如望年”。对这一切，清Z府不能不有所顾忌，大清统治者肯定还知道，杀掉汪精卫虽能增加民众的恐怖，但也必然增加民众对清Z府的厌恶，在这个历史的“机遇期”，我们还是要感谢清Z府作出了“刀下留人”的选择，至于汪精卫后来的所作所为，则另当别论。

我是个反对死刑的人，但我也知道这一极刑在长时间内，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还将“客观”存在。有时我只能强迫自己，退而求其次，转而希望每一个死刑的判决都要经得起民意的检验，这个民意检验，用中国人的惯常的一句话，就是必须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情况下才能作出。记得前不久，大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月生俊先生曾提出“判不判死刑的三条标准”，其中一条是“必须把实现人民的新要求新期待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衡量标准”，想必也是此意。法律应该就是这样，只有得到民众的信任才能指望民众遵守它。

 然而，这一天，在台海两岸民众的期待中，就这样滑落了。从此以后，凡是经历过这一历史的人，在他们的心底里，肯定知道：有一个算术符号从此有了姓氏。

注：龙应台所说的算术符号是“+�

汪被抓后，连革命党人也以为必死，但当汪的“绝命诗”传出，特别是陈壁君自投监狱与汪精卫“同生死”的消息传出后，大清民间舆论陡然为之一变，呼吁释放汪精卫等“刺客”的声音甚至在北京也不绝于耳，并演变为对革命党人的同情与支持，时人形容为“南望革命军，有如望年”。对这一切，清政府不能不有所顾忌，大清统治者肯定还知道，杀掉汪精卫虽能增加民众的恐怖，但也必然增加民众对清政府的厌恶，在这个历史的“机遇期”，我们还是要感谢清政府作出了“刀下留人”的选择，至于汪精卫后来的所作所为，则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