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于欢案引起了舆论的渲染大波，起初的舆论多是同情于欢母子的报道，而这两天关于于欢母亲苏银霞欠债数千万、个人信用不良的报道又甚嚣尘上。
但是苏银霞欠债不还，并不能成为她与儿子遭受侮辱、拘禁与殴打的合法理由。于欢的行为虽导致一死两重伤一轻微伤的严重后果，但是于欢及其母亲在“于欢故意伤害案”中不应受到过多的指责。
于欢的母亲苏银霞于2014年7月至2015年11月期间向吴学占共计借款135万，口头约定月利息10%，合算成年利息就是120%。这一约定远超过法律所保护的年利息36%。
尽管民法上讲意思自治和处分原则，在本案中即借款人苏银霞和出借人吴学占是平等民事主体，并自愿达成高利息的借款约定，因此根据契约自由原则，苏银霞应当按约定利息还款。但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而《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6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吴学占和苏银霞的约定远超过法律所保护的年利息36%。况且，苏银霞后来已经还给吴学占180多万元现金并抵押一套房产，远远超过依法所应归还的金额，在此情况下，吴学占等人的索债行为是于法无据的。
时间转到案发时，在2016年4月14日16时许，到晚上22时10分左右的六个小时里，讨债者赵荣荣等十余人在源大工贸厂区接待室大门外露天烧烤饮酒、监视、跟踪、侮辱于欢母子。尤其是本案死者杜志浩在苏银霞面前脱下裤子侮辱她，赵杜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寻衅滋事、猥亵与非法拘禁。
而22时10分警察的到来更让整个事态恶化，警察留下一句“要债可以，不能打人”就出了案发的接待室，这让于欢经历了重大的心理转折。他想要跟警察到外边去，却被讨债者阻拦，被强制往沙发上按时与讨债者发生冲突，在遭遇围攻的情况下于欢发现了水果刀并捅刺围攻他的人。
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而于欢刺人时，其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无疑正遭受侵害。
根据一审判决，聊城中院认为于欢不构成防卫过当的原因一是讨债者并未使用工具；二是警察在场的情况下，于欢和母亲受到人身危害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紧迫性。可在冲突中，讨债方有十余人，而于欢势单力孤，这能说没有危险？
且在警察到来后，于欢母子甚至不能跟随警察出去，又怎能说警察的到来保证了于欢母子的人身安全。事实是警察的到来并未能使于欢母子解围，却导致于欢对公力救济丧失了信心，万般无奈，他只能持刀一搏。
还有论者认为于欢并不算是为母而刺，因为苏银霞受辱与于欢刺人之间有时间差。但是他们忽略了在这期间拘禁的犯罪状态一直在持续，于欢母子一直承受着巨大压力，警察的不作为更让他们陷入无助的境地，所以于欢持刀刺人是他万般无奈之举。
还有人认为于欢刺人时应当刺讨债者的非要害部位，比如四肢部位，但于欢不是庖丁，没有精湛的刀法，且在重压之下怎能指望一普通人精确打击。
苏银霞借款无论是否用于工厂扩大经营，也无论是不是老赖，她首先是一个人，享有做人最起码的尊严，以拘禁和侮辱方式在民间索债中或许常见，但在法律上是绝对违法的。
于欢面对十余名索债者的侮辱、监视和殴打多次报警和拨打市长热线，但等来的却是警察的一句“要债可以，不能打人”。是故，逃不得脱，外力无所依，所能为者，唯以命相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