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战国中、晚期的先秦儒家文献（例如《上博简》诸册）中会不同程度地参杂一些黄老的思想？这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个别思想家的选择，还是时代的潮流？如果它不是偶然的个案，而是必然的走向，那么，思想史上的这种流变态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既然先秦儒学是孔子及其后学的伟大创造而成为当时举世瞩目的显学，那么，黄老之术为什么会在汉初的政治舞台上取儒家学说而代之？站在先秦整个的学术背景之中对二者的内涵进行一番比较，从而探究先秦儒家学说的本质，实在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一
韩非子云：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韩非子·显学》）
矛头直接对准先秦儒家：“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话说得有点刻薄，但是未必就不准确。对此一尖锐的批评，笔者下文有进一步的分梳，现在要说的是，韩非子的这段话对我们理解先秦儒家学说在孔子之后的发展是有启发的。笔者的意思是，之所以“儒分为八”，有两个实质性的因素：其一，孔子一生勤奋好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因此思想的内涵极端丰富，温良恭俭让，没有门派作风，平实、厚道，不作惊人之语，没有党同伐异，先入为主的偏见，没有在思想上刻意地打造理论体系的企图。这是在孔子去世之后，其学生俱道孔子，而各取所需，取舍不同的重要原因；其二，孔子思想的精华是“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仁之以德”（《上博简·五·季康子问于孔子》第2简），对国家的领导者，特别是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领导者来讲，确实是高不可及的德性修养要求，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之中很难实现。它的最大的价值在于对现实各个诸侯国对外攻城以战，对内草菅人命之政治的批评。当孔子的学生们走出校园，面对各种各样的现实生活的时候，他们就不可能守株待兔地抱住孔子曲高和寡的理念坐以待毙。因此，进一步修正、丰富、发展原始儒家的理念就在所难免。笔者以为，这是“儒分为八”的最重要原因。孔子的高足子贡就研究过，至少接触过黄老道家哲学，子张氏之儒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过黄老之术的成分，[①] 潜伏在《上博简》第二册、第四册、第五册文献中时隐时现的黄老思想，也就是孔子的后学们为了突破儒家的困境所作的一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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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云：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韩非子·显学》）
矛头直接对准先秦儒家：“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话说得有点刻薄，但是未必就不准确。对此一尖锐的批评，笔者下文有进一步的分梳，现在要说的是，韩非子的这段话对我们理解先秦儒家学说在孔子之后的发展是有启发的。笔者的意思是，之所以“儒分为八”，有两个实质性的因素：其一，孔子一生勤奋好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因此思想的内涵极端丰富，温良恭俭让，没有门派作风，平实、厚道，不作惊人之语，没有党同伐异，先入为主的偏见，没有在思想上刻意地打造理论体系的企图。这是在孔子去世之后，其学生俱道孔子，而各取所需，取舍不同的重要原因；其二，孔子思想的精华是“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仁之以德”（《上博简·五·季康子问于孔子》第2简），对国家的领导者，特别是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领导者来讲，确实是高不可及的德性修养要求，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之中很难实现。它的最大的价值在于对现实各个诸侯国对外攻城以战，对内草菅人命之政治的批评。当孔子的学生们走出校园，面对各种各样的现实生活的时候，他们就不可能守株待兔地抱住孔子曲高和寡的理念坐以待毙。因此，进一步修正、丰富、发展原始儒家的理念就在所难免。笔者以为，这是“儒分为八”的最重要原因。孔子的高足子贡就研究过，至少接触过黄老道家哲学，子张氏之儒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过黄老之术的成分，[①] 潜伏在《上博简》第二册、第四册、第五册文献中时隐时现的黄老思想，也就是孔子的后学们为了突破儒家的困境所作的一些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