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东 多数时候，我已经变得很现实
新周刊 1156天前
人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期望，哪怕失望也要最大的失望，没有太高期望就没有失望的状态，对我来说就像死了一样。
我13岁就到大同歌舞团，后来去了大同矿务局文工团，再后来就离开大同去了北京。如果还在大同，我可能团长都当上了，去北京成了个无业游民。离开大同，主要还是因为体制。文工团的演出，基本上是“矿工从远古走来”这一类，每次演完了还要喝酒，我喝吐过无数回，到现在一提酒都害怕。小的时候没办法，你只能迁就环境；但等到翅膀稍微硬一点，就觉得我更适合单独待着。
来北京后，没钱吃好东西，又熬夜，熬出了十二指肠溃疡。工作压力非常大，做每份工作都得加倍努力，每天都像交作业一样，期待对方满意。其实人的状况是跟着心情走的，在一个不好的状况里，好像处处都不好，哪儿都跟你别扭；打开自己以后，就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是能够理解并被接受的。
在那个年代，大家都在疯狂地吸收东西。
上世纪90年代，国内连盗版碟都很少，只能托朋友从国外带CD。有时候风格是你不能左右的，譬如说古典音乐会用什么曲式结构，用什么和声，怎么收尾，可能一百个作曲家都是同样的收尾。我们也差不多，比如说摇滚，大概是个什么路数，都使用什么效果器……它有一个套路。在这个套路中，每一个人都是传承，没有谁是凭空而来，尤其是后来的我们。
窦唯组黑梦乐队的时候，我帮他弹键盘，就认识了。通过他认识了王菲，给她弹过一段时间的吉他。我跟她合作的第一首歌是《飘》，在《讨好自己》那张专辑里。跟王菲倒一直没什么交流，我们俩都属于感觉派的。我跟北京的音乐圈，属于工作合作关系，什么大事都不关心，人基本上都认识，但都没什么深交。我几乎不做现场表演，就喜欢待在录音棚，做自己专注的那一点儿东西。
在那个年代，大家都在疯狂地吸收东西。是王菲、窦唯这样的人给我注入了力量。现在信息更通畅，大家可以欣赏到不同的东西，慢慢分出了你我：我是这一拨的，你是那一拨的。现在不会再出王菲，就像美国不会再出迈克尔·杰克逊那样，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现在大家都在用力凸显自己的价值，个个都感觉自己挺棒，没空追星。
在中国的环境中，一直就是妥协、妥协、妥协。
1998年，我在香港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不谦虚地说，我很会唱歌，能唱难度很高的歌，但我不屑于那么做。我不爱表演，非常不喜欢上台。我也算一怪咖，受不了一本正经、脉脉含情地拿起话筒，来一首打动你的歌。我不喜欢唱歌，连歌词都不想要，音乐是不需要说话的。后来我就自己写歌，请一些好朋友来唱，就像那张《潜流》。
2000年王菲出专辑《寓言》，我在国外旅途中编了前五首给她。当时并不认为《寓言》会有很大的接受度，我跟王菲也都不介意卖得好不好。但唱片公司在里面加了一些口水歌。在中国的环境中，一直就是妥协、妥协、妥协。我从最早到一路走过来，始终没有特别放得开，总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从小在各个方面都被压着，当你有机会的时候，已经不大会释放自己了。这可能是一代人的问题。到现在，我觉得通过努力已经可以自己决定做什么的时候，却很茫然。这很可怕。
王菲的《浮躁》，我编了八首。那张是窦唯+王菲+我的合作模式。相比《寓言》，《浮躁》比较单纯一些，还有早期的影子，当时我们都很喜欢极地双子星。其实到现在，我觉得自己还是在模仿，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是完全的创新。我一天不模仿别人可能就要死。没有谁是创新，我也没有听见过什么是创新。事实上一些真正有创新的东西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我在国外听过很多，到我们这儿几乎都是不现实、不可能的。
到现在，已经不是我要去模仿谁，而是你抬手就是人家的东西。只能说怎么用自己的情感去表现。你看看选秀，看看那些歌手唱歌，好像每个人都在希望自己变成黑人。都是土豆，却希望自己变成苹果。事实上，我希望自己具有创造性，是个搞艺术的都希望自己独一无二。但真的非常难。我甚至觉得想这个问题有点无聊了，就抛开所有的东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我看到的一切已经是这样了，能改变的只是自己的看法。
2006年，我有了自己的公司。成立了公司，就要去见一些人，开一些会，多了一些责任。以前可以谁都不见在家写歌，现在就没这种时间了。生活总是在带给你好东西的同时，踹你一脚，或者再让你哪儿不舒服。因为签了太合麦田，要帮他们旗下的歌手做专辑，比如张靓颖、李宇春、周笔畅。我的风格不太适合做特别流行的东西，但没办法，只好赶鸭子上架。
2006年，发生了窦唯烧车事件。我当然理解窦唯，但又能怎么样呢。你最不愿意被消费，恰恰上了别人的当，人家巴不得你干点儿什么呢。你会很心疼窦唯，但现实也只能如此。多数时候，我已经变得非常现实，不要跟我提什么崇高的、伟大的、中国音乐这些大道理，我只是在内心有一部分小的坚守，还有一部分就是生存，为自己赚钱，仅此而已。
新周刊 1156天前
人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期望，哪怕失望也要最大的失望，没有太高期望就没有失望的状态，对我来说就像死了一样。
我13岁就到大同歌舞团，后来去了大同矿务局文工团，再后来就离开大同去了北京。如果还在大同，我可能团长都当上了，去北京成了个无业游民。离开大同，主要还是因为体制。文工团的演出，基本上是“矿工从远古走来”这一类，每次演完了还要喝酒，我喝吐过无数回，到现在一提酒都害怕。小的时候没办法，你只能迁就环境；但等到翅膀稍微硬一点，就觉得我更适合单独待着。
来北京后，没钱吃好东西，又熬夜，熬出了十二指肠溃疡。工作压力非常大，做每份工作都得加倍努力，每天都像交作业一样，期待对方满意。其实人的状况是跟着心情走的，在一个不好的状况里，好像处处都不好，哪儿都跟你别扭；打开自己以后，就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是能够理解并被接受的。
在那个年代，大家都在疯狂地吸收东西。
上世纪90年代，国内连盗版碟都很少，只能托朋友从国外带CD。有时候风格是你不能左右的，譬如说古典音乐会用什么曲式结构，用什么和声，怎么收尾，可能一百个作曲家都是同样的收尾。我们也差不多，比如说摇滚，大概是个什么路数，都使用什么效果器……它有一个套路。在这个套路中，每一个人都是传承，没有谁是凭空而来，尤其是后来的我们。
窦唯组黑梦乐队的时候，我帮他弹键盘，就认识了。通过他认识了王菲，给她弹过一段时间的吉他。我跟她合作的第一首歌是《飘》，在《讨好自己》那张专辑里。跟王菲倒一直没什么交流，我们俩都属于感觉派的。我跟北京的音乐圈，属于工作合作关系，什么大事都不关心，人基本上都认识，但都没什么深交。我几乎不做现场表演，就喜欢待在录音棚，做自己专注的那一点儿东西。
在那个年代，大家都在疯狂地吸收东西。是王菲、窦唯这样的人给我注入了力量。现在信息更通畅，大家可以欣赏到不同的东西，慢慢分出了你我：我是这一拨的，你是那一拨的。现在不会再出王菲，就像美国不会再出迈克尔·杰克逊那样，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现在大家都在用力凸显自己的价值，个个都感觉自己挺棒，没空追星。
在中国的环境中，一直就是妥协、妥协、妥协。
1998年，我在香港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不谦虚地说，我很会唱歌，能唱难度很高的歌，但我不屑于那么做。我不爱表演，非常不喜欢上台。我也算一怪咖，受不了一本正经、脉脉含情地拿起话筒，来一首打动你的歌。我不喜欢唱歌，连歌词都不想要，音乐是不需要说话的。后来我就自己写歌，请一些好朋友来唱，就像那张《潜流》。
2000年王菲出专辑《寓言》，我在国外旅途中编了前五首给她。当时并不认为《寓言》会有很大的接受度，我跟王菲也都不介意卖得好不好。但唱片公司在里面加了一些口水歌。在中国的环境中，一直就是妥协、妥协、妥协。我从最早到一路走过来，始终没有特别放得开，总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从小在各个方面都被压着，当你有机会的时候，已经不大会释放自己了。这可能是一代人的问题。到现在，我觉得通过努力已经可以自己决定做什么的时候，却很茫然。这很可怕。
王菲的《浮躁》，我编了八首。那张是窦唯+王菲+我的合作模式。相比《寓言》，《浮躁》比较单纯一些，还有早期的影子，当时我们都很喜欢极地双子星。其实到现在，我觉得自己还是在模仿，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是完全的创新。我一天不模仿别人可能就要死。没有谁是创新，我也没有听见过什么是创新。事实上一些真正有创新的东西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我在国外听过很多，到我们这儿几乎都是不现实、不可能的。
到现在，已经不是我要去模仿谁，而是你抬手就是人家的东西。只能说怎么用自己的情感去表现。你看看选秀，看看那些歌手唱歌，好像每个人都在希望自己变成黑人。都是土豆，却希望自己变成苹果。事实上，我希望自己具有创造性，是个搞艺术的都希望自己独一无二。但真的非常难。我甚至觉得想这个问题有点无聊了，就抛开所有的东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我看到的一切已经是这样了，能改变的只是自己的看法。
2006年，我有了自己的公司。成立了公司，就要去见一些人，开一些会，多了一些责任。以前可以谁都不见在家写歌，现在就没这种时间了。生活总是在带给你好东西的同时，踹你一脚，或者再让你哪儿不舒服。因为签了太合麦田，要帮他们旗下的歌手做专辑，比如张靓颖、李宇春、周笔畅。我的风格不太适合做特别流行的东西，但没办法，只好赶鸭子上架。
2006年，发生了窦唯烧车事件。我当然理解窦唯，但又能怎么样呢。你最不愿意被消费，恰恰上了别人的当，人家巴不得你干点儿什么呢。你会很心疼窦唯，但现实也只能如此。多数时候，我已经变得非常现实，不要跟我提什么崇高的、伟大的、中国音乐这些大道理，我只是在内心有一部分小的坚守，还有一部分就是生存，为自己赚钱，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