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便弱弱地靠在墙上，对围观群众说：“你们看我的脚背啊，都这么肿了！”
围观群众都纷纷说：“那是应该给她钱的，你又没受伤。”
我耐着性子和她解释说：“我没受伤，不代表责任全在我，你受了伤也不代表你就完全没有责任了。”
她只在一旁，给别人展示她的脚背上的肿伤，硬要我给她钱。一时之间，众人纷纷站在她身边，说：“看你也不像差钱的样子，把钱给她就好了。”

过了一会儿，她的哥哥和弟弟也过来了，也是中年男子，一来了就凶神恶煞地问我：“你怎么会把我妹妹（姐姐）撞去的？”
我一再解释，不是我把她撞去，而是两个人都不小心才碰在一起的。那哥两便抓住她的伤势不放，一会儿说好几天不能上班了，一会儿说要叫交警过来。没过多久，她弟弟打了个电话，交警便过来了。

车被拖走了，交警还请了我过去做笔录，和我说：“按照交通条例，在未标明的路口，应该让右先行，所以你是全责。”还翻了书指着那条：“如果没有疑问的话，就签字吧。”我一晃神就把字签了，越想越不对劲，为什么交警单单叫了我一个人过来做笔录，为什么这么快就认定我是全责，全部流程都透着诡异。

另外一边，他们声势浩大，硬要说“怕留下什么后遗症，一定要去做检查”，我让我妈陪着他们去医院，我妈来电话说“医生表示没有什么问题，过几天自然就好了”。我让我妈把医药费给他们吧，结果他们不肯单收医药费，强调那位中年妇女在工厂打工，每天都要站着干活，如此一来“遵医嘱”两周不能上班，要我赔误工费。
我这才完全明白过来，原来，我的退让，用错了地方。而且——明显，交警被他们托了关系。

以前一直被中国式走关系深恶痛绝，敬谢不敏，纠结了很久，给朋友打了电话，他爸爸是交警队的队长。把事情大概和叔叔说了，他了解了一下情况，便安慰我不用担心。
第二天早上我一个人去了交警队，叔叔带着我去了办公室，那交警比起前日态度自然是截然不同，对方来的时候带了医生开的14天证明，按照新出的工资标准，误工费的赔偿标准是132.5元，乘以14天，再加上医药费——是的，对方不仅提出了这样一份标准，还声称，不然就让派出所把我抓进去（呵呵）。

前一天晚上的时候，我妈问我：如果你知道那人会这样讹你，你会不会后悔不如一开始就骑了车跑路，反正她一时也追不上你。
我怔了一下，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也会面对要不要扶的问题。这次事情的微妙之处在于，我与那人都是非机动车——但如果，那天我是开车呢？要不要扶呢？

对方还在那边“据理力争”，我不想在这种事情上耽搁太多精力，既糟蹋时间又糟蹋心情，便说道：给你800吧，不要的话，我也没办法了，你要打官司我就陪你打。
对方说，”不行，你最少也要负一半责任，绝对不能再让了。“

我又气又笑，没有想过有一天竟会遇到这样的砍价：“那随你们了。”
那人言语之间又拿什么公安局派出所的XXX威胁我，我从起初的同情、不耐烦，此刻心里已经满满是冷笑，又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恶心。

最后的程序走得潦草，大概是他们的某些话实在有些难听，交警让我回避一下，由他来斡旋。给了医药费和一点补贴，听说他们不甘不愿地签了字，但又嚷嚷我一定找了关系，说交警处事不公，扬言一定要上诉。最后才愤愤不平地走了。
两天之间，形势转变，人情冷暖。

我心里五味陈杂，自己的一时心善和退让，竟然会得到这样的对待。如果我没有找朋友，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我承担全责后，再给他们所讨要的赔偿。
原来，在现在这个社会，善良是需要资格的。

我回妈妈说：“还是要扶的，不过我要好好努力，以后多赚钱给别人讹，拿钱砸死他们也是好的。若是位高权重，也不怕别人来讹。”

我相信，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所有人都希望自己做一个好人。因为善良与否的命题，很多时候不是愿不愿，而是能不能。

我希望在未来的人生里，自己可以保持应有的良知，也希望不用为自己的良知付出不应该的代价，更希望我可以有能力去保护更多人的良知。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在这条绵延的河床里，有三件事总是在不断的上演，它们是对权力的窥伺，对荣誉的渴望，以及对爱的索取。

从所罗门王的宫殿，到垓下的营帐，从温泉关，到扬子江，从大马士革，到汴梁，人类不断的前进也不断的倾轧彼此，不知困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