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晖：《大秦帝国》是我的精神生存的界碑
记者：燕青
首度达成强强联合之势的长江文艺出版社与河南文艺出版社，会同北京长河公司于近日在北京举行知名学者孙皓晖所著《大秦帝国》第四部首发仪式。《大秦帝国》问世于2001年，共6部11卷洋洋500万字，现已出齐4部8卷。它是国内第一部正面及全面表现秦帝国时期之作，耗费作者十余年光阴的呕心之作。近日，记者就此书出版及创作过程专访孙皓晖。
《大秦帝国》凝结着景仰的目标
记者：您提笔的时间是1993年，也便是说这十多年来，您将所有精力用于完成这部作品，甚至辞去了西北大学的教职？
孙皓晖：是的。从1993年冬天开始，《大秦帝国》进入案头写作。开始是写电视剧剧本，1997年冬天完成，共136集。现在看来，第一步完成的剧本仅仅是对秦帝国历史勾勒出了一个大的框架，与这一题材所需要的纵深开掘以及创作志趣的实现，都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我在1998年决意以历史小说的形式重新创作《大秦帝国》。虽然，小说与剧本都是文学创作的形式之一，有人甚至认为“写戏”更难。但具体到这个历史题材，我认为小说更难。难在小说需要更大的力量积蓄、时间储备、心志强度。所以，我只有舍弃安定而有规则的生活方式，到了一个通常认为最不适合写作的“商欲横流”的海南岛，开始历史小说的创作。
记者：什么缘故使得您如此舍得花时间？
孙皓晖：时间确实是长了一些。实话实说，这个时间段是最具有创造力的人生盛年的全部时光。要说原因，最主要的只有一条，这就是《大秦帝国》凝结了我所景仰的一个大目标——正面展现中国原生文明，以文学的形式开掘我们祖先曾经有过的最饱满的生命状态。如果这个题材不具有文明制高点的意义，我绝不会投入生命中最宝贵的全部盛年时期。
虽有硬伤，但聊以自慰
记者：您的书在还没出齐6卷时，便已有人表示钦佩与赞赏，这对您是压力还是动力？
孙皓晖：《大秦帝国》还在文学剧本写作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题材性质，二是问题高度。在作品没有全部完成的情况下，能得到读者以市场形式所表现出的真实认可，我很感欣慰。这至少说明，当下社会还有一份严肃的审美情怀，文学的受众远远没有被文学自身的恶俗所淹没。对于我，读者们的共鸣与期待，叫我只能做得更好，不能半途而废。同时读者们不断提出的种种评判，不断开拓着我的思想视野，这对我是一种别具滋味的动力。虽然，文学艺术界的行话是“文学艺术在于个性”。但我以为，个性也可以也应当在共性的砥砺中更具光彩，拒绝共性评判，永远不是大题材写作应该具有的态度。
记者：还有人说您的小说是空前的。
孙皓晖：我希望《大秦帝国》是空前的。就作品本身而言，我以为至少两点是历史小说这种形式此前没有涉及的：其一，从文明史的意义开掘一整段历史时期，表现历史长河中国家民族命运的动态伸展；其二，自觉地以历史精神引领历史小说的创作，赋予历史小说搜索开掘民族文明内涵的性质。就这两点而言，虽然我做得还能说如何理想，但是我自觉地做了。当然，《大秦帝国》也有许多缺陷，软性的硬性的都有，我绝不会回避这些缺陷。但是，我最看重的，仍然是这样一种观念：当一部作品的灵魂已经确定无疑地站立起来张扬开来的时候，作者的其余辛劳无论分量多大都是本质上的“微调”。
记者：您得到的赞赏，我归纳了一下：一是您的小说能带来阅读快感，也就是说您是个好小说家，；二是您学识的积累，无可挑剔。您自己认为呢？
孙皓晖：阅读的快乐是小说的第一要义，否则人们宁可黄卷青灯啃史料。因为这部作品很长，我也时常回头读一读，在已经忘记了前边内容的情况下，也时常有快乐的心情。说到底，这是那些深具历史辐射力的人物本身赋予我们的生命状态的快乐感受，我的作用确实只是叙述。至于学识积累，这是做这种大活儿的必备条件，无论谁做，都得如此。幸好我是一个读书饕餮者，什么都读，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酒后也常自诩“杂学天下第一”。所以，有了一个大目标后，所有的劲都向这里使，情况还差强人意，虽然也有“硬伤”，但总是点，还不到面，稍稍的聊以自慰了。
记者：燕青
首度达成强强联合之势的长江文艺出版社与河南文艺出版社，会同北京长河公司于近日在北京举行知名学者孙皓晖所著《大秦帝国》第四部首发仪式。《大秦帝国》问世于2001年，共6部11卷洋洋500万字，现已出齐4部8卷。它是国内第一部正面及全面表现秦帝国时期之作，耗费作者十余年光阴的呕心之作。近日，记者就此书出版及创作过程专访孙皓晖。
《大秦帝国》凝结着景仰的目标
记者：您提笔的时间是1993年，也便是说这十多年来，您将所有精力用于完成这部作品，甚至辞去了西北大学的教职？
孙皓晖：是的。从1993年冬天开始，《大秦帝国》进入案头写作。开始是写电视剧剧本，1997年冬天完成，共136集。现在看来，第一步完成的剧本仅仅是对秦帝国历史勾勒出了一个大的框架，与这一题材所需要的纵深开掘以及创作志趣的实现，都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我在1998年决意以历史小说的形式重新创作《大秦帝国》。虽然，小说与剧本都是文学创作的形式之一，有人甚至认为“写戏”更难。但具体到这个历史题材，我认为小说更难。难在小说需要更大的力量积蓄、时间储备、心志强度。所以，我只有舍弃安定而有规则的生活方式，到了一个通常认为最不适合写作的“商欲横流”的海南岛，开始历史小说的创作。
记者：什么缘故使得您如此舍得花时间？
孙皓晖：时间确实是长了一些。实话实说，这个时间段是最具有创造力的人生盛年的全部时光。要说原因，最主要的只有一条，这就是《大秦帝国》凝结了我所景仰的一个大目标——正面展现中国原生文明，以文学的形式开掘我们祖先曾经有过的最饱满的生命状态。如果这个题材不具有文明制高点的意义，我绝不会投入生命中最宝贵的全部盛年时期。
虽有硬伤，但聊以自慰
记者：您的书在还没出齐6卷时，便已有人表示钦佩与赞赏，这对您是压力还是动力？
孙皓晖：《大秦帝国》还在文学剧本写作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题材性质，二是问题高度。在作品没有全部完成的情况下，能得到读者以市场形式所表现出的真实认可，我很感欣慰。这至少说明，当下社会还有一份严肃的审美情怀，文学的受众远远没有被文学自身的恶俗所淹没。对于我，读者们的共鸣与期待，叫我只能做得更好，不能半途而废。同时读者们不断提出的种种评判，不断开拓着我的思想视野，这对我是一种别具滋味的动力。虽然，文学艺术界的行话是“文学艺术在于个性”。但我以为，个性也可以也应当在共性的砥砺中更具光彩，拒绝共性评判，永远不是大题材写作应该具有的态度。
记者：还有人说您的小说是空前的。
孙皓晖：我希望《大秦帝国》是空前的。就作品本身而言，我以为至少两点是历史小说这种形式此前没有涉及的：其一，从文明史的意义开掘一整段历史时期，表现历史长河中国家民族命运的动态伸展；其二，自觉地以历史精神引领历史小说的创作，赋予历史小说搜索开掘民族文明内涵的性质。就这两点而言，虽然我做得还能说如何理想，但是我自觉地做了。当然，《大秦帝国》也有许多缺陷，软性的硬性的都有，我绝不会回避这些缺陷。但是，我最看重的，仍然是这样一种观念：当一部作品的灵魂已经确定无疑地站立起来张扬开来的时候，作者的其余辛劳无论分量多大都是本质上的“微调”。
记者：您得到的赞赏，我归纳了一下：一是您的小说能带来阅读快感，也就是说您是个好小说家，；二是您学识的积累，无可挑剔。您自己认为呢？
孙皓晖：阅读的快乐是小说的第一要义，否则人们宁可黄卷青灯啃史料。因为这部作品很长，我也时常回头读一读，在已经忘记了前边内容的情况下，也时常有快乐的心情。说到底，这是那些深具历史辐射力的人物本身赋予我们的生命状态的快乐感受，我的作用确实只是叙述。至于学识积累，这是做这种大活儿的必备条件，无论谁做，都得如此。幸好我是一个读书饕餮者，什么都读，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酒后也常自诩“杂学天下第一”。所以，有了一个大目标后，所有的劲都向这里使，情况还差强人意，虽然也有“硬伤”，但总是点，还不到面，稍稍的聊以自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