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是有着丰富内涵的复合概念，它兼具历史、地域与文化三种特性。作为春秋战国时期重要方国的荆楚不仅在地域上曾经拥有南部中国，成为战国时期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而且创造出独具风采的荆楚文化。荆楚文化不但是长江中游民众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它同时亦参予了中华文化的构建，与中原文化一道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脉。 一．荆楚的地域范围
荆与楚是同物异名，荆即楚，楚即荆，它本是一种柔韧性较好的木本植物，《说文》“荆，楚木也。”（卷一）“楚，丛木，一名荆也。”（卷六）在古代荆还作为一种刑具，“负荆请罪”、“大受荆楚”等语由此而生。荆作为地方名称，最初可能出现在夏朝，禹伐三苗，控制长江中游后，设立了传说中的古荆州，“荆及衡阳惟荆州。”（《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对夏九州之一的荆州有具体的记述：“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梦，其川江汉，其浸颍、湛，其利丹银齿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荆州的丹银等物产曾作为上贡物品，这些在二里头文化中已有发现。[1]
以荆或楚作地域方国的政治实体名称，现在所知是在商代已经出现，甲骨文中虽只见楚而无荆，但在金文《过伯簋》中有“过伯从王伐反荆”，《贞簋》有“贞，从王伐荆。”等说明商周时代荆、楚是互见的。[2]我们从《诗·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的记述中知道，荆楚已经并联成为专门的地域名称。荆楚地区在商代名义上是被纳入商王朝统治范围的，属于南土方国。商文化的确也影响到荆楚地区，湖北黄陂盘龙城就是荆楚地区的著名商代城址[3]。
武王克商以后，承商代遗制继续将楚视作自己的南部疆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4]周成王时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地方，将有功之臣的后代分封到各地，曾为文王师、“有功于文王”的鬻熊后代自然在分封之列，因此册封鬻熊重孙熊绎于楚地，“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丹阳即丹水之阳，丹水曾是苗蛮活动的主要区域，可能是苗蛮与中原连接的重要界点。三代之时，尧率领北方部落联盟发动了对苗蛮集团的进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5]苗蛮在中原部落的压迫下，退至荆州一带。后来虞舜继续与苗蛮交战，大禹最后征服了苗蛮。受周室册封的熊绎，可以说是周王控制南土的代表，有让其领袖楚蛮的意味。[6]因此，楚正式成为周代封邑之名。不过那时地盘极小，“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7]当时楚子处境艰难，楚灵王时令尹子革说起这段历史：“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8]封在蛮荒的熊绎不仅要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同时要对周天子尽守土之责，并且以桃弓棘箭为王室禳灾。在立国之初，无论处境如何的不妙，奉事周室的楚子毕竟有了自己立足之地，有了向南扩展的基础。其后，楚君熊渠利用王室衰微之机，向江汉进发，并取得江汉蛮族的信任，《史记·楚世家》称：“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熊渠势力得到扩充后，于是明显表示脱离周室而自立，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熊渠远伐扬越，到达鄂地，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但当时楚国的实力还不能与周王朝分庭抗礼，因此周厉王当政时，熊渠害怕周人讨伐楚国，“遂去其王号。”楚人的真正发展还得等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