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嗣中的计较:1.重要的是政才 

　　帝王夺取天下好比摘人参果，你想吃，他想吃，大家都想吃，于是大家都想方设法捷足先登，争取优先权�

可古代帝王妻妾成群，儿孙也就多，而王位只有一个，到底传给谁，这一点不同帝王各有标准，但最要紧的，一是要传给自己最喜欢的、自己认为最可靠的人，二是要传给有能力保住这位子的人。为此，帝王们为这传位问题同样需要运筹算计。 

　　人世间有各色人等，而各色人等又各有各的才干。才能分为多种，或有文韬，或有武略，然而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皇位继承人，那选择的标准恐怕主要是政才。

　比如魏武帝曹操，起初最爱小儿子曹冲。这曹冲也确实聪颖早慧，他7岁用船称象，语惊四座。9岁时巧用计谋，救了御马官一条性命，也史上留名。可惜神童早逝，这使父亲曹操大伤其心。曹冲死后，魏武帝曾一度把立嗣之心转移到文才颇盛的曹植身上。可这曹植终因缺乏“深自砥砺”的工夫和“矫情自饰”的韬略，眼瞅着这太子宝座被哥哥曹丕不费吹灰之力给抢走了。想来以曹操的聪明和机诈，不会识不破曹丕在自己面前玩弄的小小把戏，但曹操心里十分清楚，曹植虽然文才过人，可他的桀骜不驯和潇洒倜傥绝对守不住那众人觊觎的王位。曹操从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要想稳坐天下，必不可少的就是乔装打扮自己，要比别人做事更隐蔽，更多几个心眼，这是曹操对儿子的政才要求。而曹丕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后世许多文人墨客常对曹操不立曹植大发感慨，殊不知曹操掌握的是政治家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他不需要文人的理解。

与曹操立嗣选择的坚定明确相比，汉高祖刘邦实在有点相形见绌。嫡长子刘盈的软弱儒文，刘邦比谁看得都清楚，作为一个创业皇帝，他本也知道自己需要怎样的接班人，所以他打心里喜欢与他性格相同的赵王如意，而不喜欢曾一度打算废掉的太子刘盈�

但由于他的态度不如曹操明确，手段也不如曹操强硬，再加上吕后竭尽全力阻挠，致使刘邦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这一问题处理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常常使后人不禁扼腕叹息。试设想，如果当初刘邦当机立断改立赵王如意，疏远外戚吕氏，那后来吕后的肆意专权和吕氏的篡权作乱还会发生吗?可是历史没办法假设，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看来，帝王选择接班人，其标准只能是政才。没有政才，其他才能都派不上用场。中国历史上出过不少有名的才子皇帝，像南朝梁氏诸帝，唐明皇，特别是那以写诗填词而著称的南唐二主，都是因为其文才、诗才而妨害了其政绩。本来是个不错的文人、艺术家，却偏偏强人所难让他去做皇帝，这岂不既害了国家社稷，又害了他本人。如此想来，我们还是认为曹操做得对。他本人是个多面手，既是诗人，又是学者，但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选择接班人的眼光和标准更显示出他超出常人的智慧。

这话出自一个5岁小儿之口，可真是天生的皇帝坯子。司马炎就是考虑到傻儿子继位之后便是这个聪明的孙子继位，所以，为长远计，就决定由司马衷做皇位继承人。但是，司马炎死后，司马衷的妻子贾氏心狠手辣，由于司马遹非贾氏所生，所以贾氏先下手为强，捏造罪名，陷害司马遹致死。此后诸侯讨伐贾后，致使晋朝酿成连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西晋倾覆，晋武帝司马炎的计划未能实现。贾后干政，葬送西晋，这是晋武帝始料不及的。但他越过子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更远的孙子身上，也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了。 

　

　明太祖朱元璋与晋武帝司马炎出于同样的想法，只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孙辈的想法直截了当地予以实施了。朱元璋把帝位越过包括燕王朱棣在内的众多儿辈，直接传给了孙子朱允炆，很明显这一举动不是因为一时爱憎，而是为长远打算和考虑的。尽管朱允炆仅在位4年就被燕王推翻，没能用事实证明太祖与常人立嗣方法不同的正确性，但我们仍不得不正视古代帝王为永保江山，由司马炎、朱元璋们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思路的成败由多种因素构成，而思路本身却是一个永在的事实。

　立嗣问题上，古代帝王们常常把品行放在第一位，这在我们这个道德冠天下的国度里实在是不争的事实。此种事实完全应该当做一般现象对待，所以例子便不用多举了�

　　立嗣中的计较:4.排除宗室之外的威胁 

　　皇帝选立太子，对入选对象有种种要求，因为这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基业问题。但立嗣也往往受各种条件制约，有心计的老皇帝不仅注意太子本人的自身条件，而且对太子身边的顾命大臣也要选配得当。一个好汉三个帮，将来太子要掌管天下，身边的忠臣良将智多星虽不能少，但对有可能对幼主造成威胁的也必预先除之而后快。像唐太宗李世民，起初把长子李承乾立为太子，谁知这李承乾继承娘舅突厥氏的粗鲁野蛮的种性，剽悍不驯，他在几乎所有场合都穿突厥服，行突厥礼，说突厥语，行为放荡不羁。后来竟发展到勾结叔叔元昌等人密谋造反，事发后被贬为庶人，徙往边地黔州。

除李承乾外，唐太宗喜欢的另一个儿子是李泰。贞观二年，唐太宗封李泰为越王，扬州大都督，十一年加封为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之后，唐太宗又给过李泰许多荣誉。照常理发展，在李承乾被废后，李泰的立嗣当不成问题。可是半路上又杀出程咬金，李泰虽然聪明英武，但耐心差了点儿，没等到帝位到手，就犯罪被贬为东莱郡王。两次立嗣失败，对唐太宗打击颇大，于是由刚强转柔弱，这次他改立的是以宽仁著称的九子李治。

　　唐太宗立嗣标准的改变，颇能说明前面“品行第一”中讨论的问题，选才和选德可以并行不悖，但事实上，选才易出背叛者，选德又导致无能者执政，这真是帝王择嗣的二难。 

　　以太宗的为人，他所喜欢的应是“英果类我”者，而李治的懦弱在立嗣之后不久就被太宗发现了。但经李治的舅父、老臣长孙无忌的劝说，李治最终还是做稳了太子。太宗不再易储，又要稳保帝业，所以他就不能不在辅佐大臣身上下工夫。想来想去，觉得宠臣李世工于心计又忠于朝廷，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这李世绩原来并非唐室旧部，他原本也不姓李。《隋唐演义》里的徐茂公，就是后来的李世绩。徐茂公原名徐世绩，曾是瓦岗军首领翟让的部下，翟让被杀后转隶于李密。后来李密投降大唐，而徐世绩看出大唐乃天命所归，就再次跻身做了唐室的顺臣。他之所以被唐太宗看作是辅佐李治的最佳人选，这与他本人善察时变大有关系。比如他能洞察李氏父子的为人特点，并且很好地处理自己与新旧主人的各种关系。李密降唐不久，“其旧境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都是李世绩的辖区。李世绩这时派人到关中去见李密，将这一大片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口记录一同带去，请李密献给李渊以示归附。李渊听说这原来是李世绩“不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盛赞李世绩“感恩推功，实属忠臣”。这是李世绩进身李氏父子后的第一次见面礼。

　　第二次是李密因反伏诛后，李世绩依然奏请收葬，并且“与旧僚吏将士葬密于黎山之南，坟高七仞，释服而散”。李世绩在归唐之后敢于斗胆表示对背叛新主的旧主致哀悼思怀之情，却赢得朝野一片赞誉和李氏父子的称许，这是李世绩事前希望得到的。果然，李氏父子对他不但不疑，反赐姓李，倍加重用。李世民更多次表示对李世绩的宠信。一次，李世绩生病，为给李世绩治病，太宗李世民竟剪去自己蓄留多年的大胡子以作药引子。由此显示出来的君臣之恩，真应该说是无以复加了。李世民厚待李世绩，当然也有他自己的算计。他知道太子李治于李世绩无任何恩义，况且李治生性怯懦，没有铁鞭驭马的气派和胆识。而历史上旧主谢世权臣谋反的先例有的是，像蜀魏延反刘禅，东魏高欢死而侯景投梁。唐太宗李世民也生怕自己归天后，软弱的李治驾驭不了功高望重的李世绩。所以，李世民去世前就先自把李世绩贬斥放逐了。按照李世民的想法，这是为太子做稳江山而必须扫清的一个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