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有一个文史问题炒得比较热，那就是：项羽不是死于和县乌江，而是死在定远东城。论者文章写得很长，两万多字，但笔者读后，发现其实质性“理由”，仍然是1985年计正山同志提出的两条：一是《史记·项羽本纪》最后“论赞”中说的项羽“身死东城”，和正文结尾处“于是项王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乃自刎而死”一段文字，“明显存在矛盾”；二是矛盾的一方，“乌江亭长舣船待”，“乃自刎而死”，是不可能的。因为，项羽和他的“八千壮士”垓下突围后，经过渡淮，只剩下百余人。再经过阴陵失道，最后到达东城时，只有二十八骑。而刘邦的追击军队则有数千。东城到乌江，据说又有240华里，这么远的路程，数千之众追击，项羽的二十八骑又怎么逃跑得了？因此，结论只能是：项羽死在东城，而不是乌江。 


对于这个看来颇有道理，实际上经不住推敲的结论，笔者的意见有两条：一、“身死东城”和“乌江自刎”，是不矛盾的；二、“乌江自刎”也否定不了。 


乌江本属东城县 


先说“身死东城”与“乌江自刎”两者的统一性。 


在具体辨析这一问题之前，先讲两个事例：一是革命音乐家聂耳之死。“聂耳是在日本死的。”一个人这样说。另一个人则说：“聂耳是1935年夏，在奈川县鹄沼海域游泳时，不幸被海浪卷走丧生的。”请问：这两种说法，哪一个对？第二个事例是就青年AA在国外读书，一个人说：“青年AA在美国上大学。”第二个人则说：“青年AA在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读硕士。他学习努力，成绩优异。明年准备进一步在哈佛考博。”再问：两种讲法，哪一个是错的？笔者以为：两个事例中的两种不同说法都没有错，因为它们不是黑与白、对和错之分；而是总体与部分，简说和详述的关系。简说，是结论式的肯定，所以不要话多。而详述，则是事件过程式(或原委)的交代，故而必须讲解清楚。两者只是表述方式有别，而实质内容一致。“身死东城”与“乌江自刎”，正是这种辨证关系的统一。“乌江自刎”是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对项羽之死过程的详细描写，因而不能简单成结论式的一句话：“项羽死在乌江”，或“项羽于乌江自刎”。而“身死东城”，是《项羽本纪》的结束语。司马迁不可能把刚刚写了的项羽之死的详情，紧接着又复述一遍。 


写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项羽“身死东城”与“乌江自刎”两者是总与分、详和略的辨证统一关系呢？回答是：有。西汉时，乌江不属于今天的和县，而是东城县境的一个部分。其证据是： 


第一，五代宋初人乐史著的《太平寰宇记》载：“乌江县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项羽败于垓下，东走乌江，亭长舣船待羽处也。晋太康六年，始于东城县界置乌江县。” 


对于这一条史料，持相反论者，有的或许没见到，但有的人是见到了的，他们则认为，“乐史是宋初人。书中所载主要是太平兴国后期制度。”且原作者死后，此书又“出于后人改补，不可信。”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一部书，不论是一人所著，还是伴有后人增补，这与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关系。如果说后人增补，改补，就不可信，那么，《汉书》不也是由班彪、班固、班昭等四人，经历两代才最后完成的吗？司马迁的《史记》，不也是在其父司马谈已有重要积累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吗！难道我们能因此否定《史记》、《汉书》内容的真实性？ 


第二，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载：“乌江，本为乌江亭，汉东城县，梁置江都郡……后周为乌江郡，隋后复为县。” 


第三，清乾隆时敕令编修的《续通典》载：“晋太康六年于东城县界置乌江县。晋永兴元年又分淮南之乌江、历阳二县置历阳郡。” 


第四，清朝章学诚在其修撰的《和州志》载：“(历阳)故扬州域内也。春秋战国时皆属楚地。秦为九江郡之历阳及东城县之乌江亭地。”章学诚不仅是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同时也以撰修方志名重当时。他对州治沿革的详细论述，值得我们认真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