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维特根斯坦算是少见的天才人物，他的出身、天赋、哲学和生活都不可避免地诱发人们的好奇。因此，在阅读他的传记时，我们毋庸讳言我们的猎奇心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由好奇心所驱使的猎奇之外，一个富有传奇色彩人物——特别是像他这样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人生经历、思想历程和生活方式都足以引起我们诸多的思考，毕竟如维特根斯坦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一个人的哲学是气质问题”。

　　与哲学相遇，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说它是偶然的，是因为他并没有一个为哲学献身的最初想法，没有最初的哲学使命感，不像海德格尔从事哲学之初所具有的那种想法：将自己的生活消融在哲学思考之中。所以，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那种“他出生，他思想，他死去”的生活心向往之。而哲学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出身高贵，天赋惊人，具有优雅的品味和良好的教养，他最初只想成为工程师，只是在学习工程学时遇到了数学基础问题才与哲学邂逅，继而学习哲学，并以惊人的天赋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了最好的哲学家。可是，从他的出身、天赋和他的气质上来说，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天生的哲学家，哲学思考是他无法逃避的最终归宿，因为除了哲学，似乎没有什么学问能够与他这样的天才相匹配，无论他从事什么职业，他的思想都会冲破一切樊篱，直抵哲学。在这种意义上，他天生就应该是哲学家，当然，不是学院意义上的哲学家。所以，确切地说，维特根斯坦成为学院哲学家是偶然的，但他的哲学家归宿却是必然的。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考无疑是在逃避哲学问题的折磨，他从事哲学思考似乎并不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哲学产生于惊异”，而几乎是来源于对哲学的厌恶，即所谓的治疗“哲学病”。因此，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考也源于惊奇的话，那不是源于他对存在的惊奇（至少表面上可以这样说），而是源于对“哲学病”的惊奇：人们为何总会染上思考哲学的毛病？他的前期研究给出的结论是：因为哲学(形而上学)自身有“病”。因此，他的《逻辑哲学论》给出了治疗的药方：从语言图式上区分可说的与不可说的，科学的与不科学的。可是，对于不可说的，只要沉默就可以了吗？对于不科学的，只要置之不理就可以了吗？其实，他的哲学使命并没有终结。

　　在完成了《逻辑哲学论》之后，出于对哲学的厌恶，维特根斯坦决定远离哲学，去偏僻的乡村教书，他这样想，也这样做了。然而，隐居生活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乐趣，他的“哲学病”又复发了，他于是又重返剑桥，回到了三一学院，基本完成了他那更具影响力的著作：《哲学研究》。在这部著作中，他否定了自己前期的结论，将语言还原为一种“家族相似”的游戏：语言图式与世界结构之间的对应脱落了，语言回归到了特定的语境之中。

　　二

　　但是，巴特利的《维特根斯坦传》并不是完全着眼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内在逻辑的，与别的思想家传记从思想上作传不同，在这本简洁优美的传记中，记叙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只占了一半，这除了希望让“那些对于维特根斯坦一无所知的人，也能读懂它”之外(瓦尔特.考夫曼)，我想还应该有另外更多的东西，特别是对维特根斯坦这样的人来说，那些东西可能显得更为重要。

　　在这本传记中，特别显眼的是维特根斯坦的私生活和他在偏僻乡村从教六年的经历，当然还有提及不多的维特根斯坦的特殊气质和教养。在传记作者看来（笔者亦如此），对于作为哲学家的维特根斯坦来说，这也是，或者说更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人们可能总是注意思想家那耀眼的思想，而忽视了这种思想所依赖的思想家自身的生活方式，其实，可以这样说，没有其个性化的生活形式，便没有他个性化的思想，虽然思想家们总是强调自己的思想，淡化甚至隐瞒自己的生活。

　　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他首先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虽然他在思想上和一般的人存在着种种的不同，但在生活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家族相似”，并且他是应该拥有自己的生活的，而且他的生活一定更加个性化，更具有特别的意义，那种“他出生、他思想、他死去”式的概括只能是对于他自身存在的遮蔽。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海德格尔终身追问存在，追问存在本身，并且谴责别人遗忘和遮蔽了这一问题，可是他自己却在思想家的存在本身上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他幼稚到想否认它、掩盖它，可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做到，他自己没能也不可能像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至少他参加了纳粹）。其实，无论多么具有天分，思想的问题总是从最切身的自身存在开始的，思想家的思想可以在他自身的存在中找到其出发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