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还原一个真实的杨沫
新京报：在《血色黄昏》、《血与铁》中你的写作保持着一贯的真实。读完《母亲杨沫》后，我同样觉得很真实。因为你写的是自己的母亲，你是如何把握客观性的？
老鬼：作为一个写作者，在写到自己母亲的时候我不可能做到100%的客观，但我尽力做到客观，实事求是。决不能犯“子不言父过”这类带有封建意识的毛病。
新京报：《母亲杨沫》里面有一段情节很让人震惊，就是你父母相互揭发那一段。这时，人性最真实的一面没有任何遮掩地暴露了出来。这样做的原因在哪里？
老鬼：这是“文革”的残酷性所致。在那种高压之下，人首先要生存，为生存而奋斗。别的如夫妻之间的感情、伦理、道德、亲情等等全顾不上了。我父亲揭发母亲1936年没有入党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啥重要问题，只是一个入党手续不完备的问题。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为了表现自己听党的话，忠于革命路线，才把母亲的这个事情交代出来了。
新京报：但是，正如你在书中所说，只要他不说，这件事情谁也不知道。
老鬼：这就是人性的软弱吧，所以母亲就不原谅他。本来他俩关系就不好，“文革”造成了他们俩的彻底分手。以后母亲就一直住在香山，跟父亲事实上分居。
新京报：你父亲在入党问题上的揭发让杨沫陷入了四面楚歌的被动情况，这导致了她反过来揭发你父亲，从你在书中披露的情况来看，她的揭发也非常要命。
老鬼：对，这就是“文革”时期的高压和当时狂热的宣传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凶险。连家庭内部，夫妻之间也开展残酷的斗争，有时候你死我活。
新京报：我还注意到书中你对自己的一个描述，因为看了很多英雄人物的电影，里面的人物都特别脏，也不美，所以你就故意把自己弄得很脏，不讲卫生。你的审美观发生畸变与当时的价值导向有关吗？
老鬼：绝对是这样。那时候我们以穿军装为荣，能够搞上一套军装是梦寐以求的事情。那时候没有西装革履，即使有你也不敢穿，否则同学们都会鄙视你，视你为坏人。整个社会舆论就崇尚军装，鄙弃西装。那时候只有反面人物才穿西装，电影里凡资产阶级、特务、叛徒、反动派等都穿这种衣服。而那些英雄都是在战火中冲杀出来的，都身穿军服，满脸污垢，所以，潜移默化中我就觉得不讲卫生、脏，穿军服才好看，才是革命传统。

说不出口的暗恋的故事好多，但像这种多年后还难以忘怀的不多，少安结婚后也不会再想润叶。女神和谁结婚了？像钱老师这样的人，仁者爱人也被人爱，但成功的都是勇敢追求者（两任先生都是）。每年祭日的时候，会有一位老者送上一束花，默默站立良久。纪念逝去的青春，还是纪念永不忘却的感情？如果早点这样做，结果会不会不同？这样想来， 少平还是勇敢作出表示的，无论是对郝红梅还是田晓霞。哪天我也愿意站在这棵树下，时间不会停留，但是美好的感情却会停留。

为免晓霞尴尬，钱瑗抢话：爸爸那时怎么就看上了妈妈呢
钱钟书：你妈与众不同。
钱瑗：怎个与众不同？
钱钟书不说话了，眼神飘向了远方。晓霞心想，少平也有种说不出的特别。
杨绛：我刚转学，就听说了你爸的大名。据说风度翩翩，可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穿着青布长衫，一点也不翩翩。
钱瑗：你们这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杨绛：这倒没感觉，刚认识时说的官话，不说家乡话。为了练习，写信都经常用英语。
田晓霞：怪不得英语好！
钱钟书：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杨绛：钟书爱看小说，翻译的不过瘾就看原版的。我也爱看小说，曾立志写出好小说，可惜一事无成。我们三个志气都不大，但好歹有个想法。（对晓霞）年青人要有志气，坚持不懈才可能有成就。即使中途遭遇变故，尽力了也不虚此生。
钱瑗：妈妈，这你就不懂了。做好老师可不容易。现在太缺好的老师，有点本事的都不愿意做。教育为天下之根本，师范为培养教师的根本。爸爸妈妈要不是接受了好的教育，会有今天吗？
杨绛：圆圆的志向不小啊。
钱钟书：圆圆是个小学究教书狂，小小人儿胸怀天下！能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就知足了。
杨绛：看来我最普通，只是想看遍天下小说再写本好的小说。
田晓霞：人人都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够不凡了。

我们仨回家团聚了，以上胡思乱想先告一段落。如果王世才碰到钱钟书们，才更好玩呢。原来回家的隐喻，早已有之。再看看冰心和钱钟书写的回家文。
【冰心《我的家在哪里?》原文】
　　梦，最能“暴露”和“揭发”一个人灵魂深处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向往”和“眷恋”。梦，就会告诉你，你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地方和人。
　　昨天夜里，我忽然梦见自己在大街旁边喊“洋车”。有一辆洋车跑过来了，车夫是一个膀大腰圆，脸面很黑的中年人，他放下车把，问我：“你要上哪儿呀”?我感觉到他称“你”而不称“您”，我一定还很小，我说：“我要回家，回中剪子巷。”他就把我举上车去，拉起就走。走穿许多黄土铺地的大街小巷，街上许多行人，男女老幼，都是“慢条斯理”地互相作揖、请安、问好，一站就站老半天。
　　这辆洋车没有跑，车夫只是慢腾腾地走呵走呵，似乎走遍了北京城，我看他褂子背后都让汗水湿透了，也还没有走到中剪子巷!
　　这时我忽然醒了，睁开眼，看到墙上挂着的文藻的相片，我迷惑地问我自己：“这是谁呀?剪子巷里没有他!”连文藻都不认识了，更不用说睡在我对床的陈大姐和以后进到屋里来的女儿和外孙了!
　　只有住着我的父母和弟弟们的中剪子巷才是我灵魂深处永久的家。连北京的前圆恩寺，在梦中我也没有去找过，更不用说美国的娜安辟迦楼，北京的燕南园，云南的默庐，四川的潜庐，日本东京麻布区，以及伦敦、巴黎、柏林、开罗、莫斯科一切我住过的地方，偶然也会在我梦中出现，但都不是我的“家”!
　　这时，我在枕上不禁回溯起这九十年所走过的甜、酸、苦、辣的生命道路，真是“万千恩怨集今朝”，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前天下午我才对一位年轻朋友戏说，“我这人真是‘一无所有’!从我身上是无‘权’可‘夺’，无‘官’可‘罢’，无‘级’可‘降’，无‘款’可‘罚’，地道的无顾无虑，无牵无挂，抽身便走的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还有一个我自己不知道的，牵不断，割不断的朝思暮想的‘家’!”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文化》1992年第6期)

说“回家”
钱钟书
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道家和禅宗，每逢思辩得到结论，心灵的追求达到目的，就把“回家”作为比喻。作客就是有家不归或者无家可归，换句话说，思想还未彻底，还没有真知灼见。这个比喻在西洋神秘主义里也是个基本概念。新柏拉图派大师泼洛克勒斯把探讨真理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家居，外出，回家。黑格尔受新柏拉图派的影响，所以他说思想历程是圆形的，首尾回环。早期浪漫主义者也受新柏拉图派的影响，我以为诺梵立斯下面一句话就是好例证：“哲学其实是思家病，一种要归居本宅的冲动”。
中西比喻的相同，并非偶然。道家，禅宗，新柏拉图派都是唯心的，主张返求诸己，发明本心。这当然跟走遍天下以后，回向本家，有点相像。不过，把唯心的玄谈撇开，这比喻还是正确贴切的，因为它表示出人类思想和推理时一种实在的境界。
回是历程，家是对象。历程是回复以求安息；对象是在一个不陌生的，识旧的，原有的地方从容安息。我想，我们追思而有结果，解疑而生信仰，那些时的心理状况常是这样。
正像一切战争都说是为了获取和平，一切心理活动，目的也在于静止，恢复未活动前的稳定。碰见疑难，发生欲望，激动情感，都是心理的震荡和扰乱。非到这震动平静下去，我们不会舒服。所以疑难以解决为快，情感以发泄为快，欲望以到达为快。思想的结束是不复思想，问题有解答就不成问题，怀疑克服了而成信仰，或者坐实了而成怀疑主义——那是把怀疑在心里养家了，使它和自己不再捣乱。假如一时得不到结论，就往往人云亦云，盲从现成的结论，或者哄骗得自己把这问题忘掉，仿佛根本没有这回事。总而言之，人心遭遇困难而感觉不安，就用种种方法，消除困难的感觉以便回复到心安虑得。当然另有新的困难会发生，不过对于这个已解决的困难，心是一劳永逸了。《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我们常把“止水”、“静水”来比心的本体。剥去一切神秘玄妙的意义，本心像“止水”这句话跟西洋心理学所谓“意识的流水”，并不相反。“止”可以指上面所说的安定情境。心的基本要求是尽量增加无所用心的可能，获得暂时的或某方面的安稳。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麻醉品——例如酒和宗教——的流行是个间接的证据。
所谓回复原来，只指心的情境而说，心的内容经过这番考索，添了一个新观念，当然比原来丰富了些。但是我们千辛万苦的新发现，常常给我们一种似曾相识，旧物重逢的印象。据研究思维心理者的解释，这个结论在被发现之先，早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酝酿盘旋，所以到最后心力圆满，豁然开朗，好比果子成熟，跟我们不陌生了。这种认新为旧的错觉，据我所知，柏拉图拈出最早；他在对话Meno一篇里把学算学来说明人类的知新其实是忆旧。
照此看来，“回家”这个比喻，不失为贴切。但无论如何贴切，比喻只是比喻。思想家的危险就是给比喻诱惑得忘记了被比喻的原物，把比喻上生发出来的理论认为适用于被比喻的原物。许多思想系统实际都建立在比喻上面，例如《中庸》的“中”，潜意识的“潜”等等。假使我们从修词学的立场研究这些比喻的确切性，也许对思辩有些小帮助。
（原载《观察》1947年第二卷第一期有删节）

评：刻意在故乡寻找诗意的田园与乡愁的，这部分人骨子里是充满优越感的，他们对生活在上面的农民已经没有感情。这句话部分成立吧。有的人是因为骨子里的自卑，所以对苦难进行美化。还有的人遵循子不言父母丑，是为了替父母也是替自己遮丑。不过不言也就是了，如果将很丑说成很美，或者只说美不说丑，那也就只能作为文学作品来审美和寻找历史线索了，当不得历史作品来求真和严格考据。再有的人作的是命题作文，遵命文学，写作不也就是一份工作吗，关键要摸准上面的所好，通过它升官发财获得名誉以便不朽，对这些人都可以理解，但就不必吹捧了。

大师开宗立派之流弊
钱钟书
文化长河的发展中，不论文派、学派、教派、艺派的一些大师，不论他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一旦成为膜拜之偶像，皆逃不脱被拜倒的命运，只不过倒下的时间疾徐不同而已，这是由于：辩证法从不承认任何偶像，一家开宗之前，立派之后，契合授受之渊源归趣，总是处在变动之中。

武惠良是无法理解杜丽丽的浪漫火热之心的，正如田晓霞相对粗犷大条不知道少平的细腻心思，才叔不知道曼倩的失落。有人说钱钟书属于心热冷眼嘴毒的人，不适合写小说和诗歌，因为把人看得太透。写小说和诗歌需要朦胧美和浪漫，不需要太多理智和透彻。我倒不这样看，各有各的风格，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写小说有另外的魅力，而生活中碰到这样的人更是万幸了。心肠好的人说话毒点是为了你好，正是热心肠的表现。

以文观人，自古所难
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附说十五】譬如子云欲为圣人之言，而节省助词，代换熟字，口吻矫揉，全失孔子“浑浑若川”之度。即《法言·问神》篇论圣人之词语。柳子厚《答韦行书》谓子云措词，颇病“局滞”；以王弇州早年之好为挦撦，与子云宜有合契，而《四部稿》卷百十二《读扬子》亦深病其文之“割裂、聱曲、闇曶、淟涊”，以为“剽袭之迹纷如也。甚哉其有意乎言之也。圣人之于文也，无意焉”。【补订一】阮圆海欲作山水清音，而其诗格矜涩纤仄，望可知为深心密虑，非真闲适人，寄意于诗者。

以下这篇，真的假的？不是说钱老不善家务吗。
怀念四姨夫钱钟书
何肇琛

另外其他同事

　(二)我的社会意识很浓厚，而革命性则缺乏。
　　也有人说我不近人情，因为我不容易和私人妥协；尤其不受人抬举，人家不容易亲近我! 其实我的社会意识很浓厚；我不甚沾恋自己利益以出卖自身，出卖社会；不过我缺乏革命性，当然也有我的因素。
　　军政分府，最初我亦参与，然而革命虽然成功，人民并未抬头!一般国民党员，暴横不可以理喻，视旧式绅士尤利害! 所有地方恶霸，争求入党，作护身符；一隶党籍，言出为宪；良懦惕息，恶霸抬头；军政分府的人，欲得党为后盾，又多藉手假公济私，勾结一起。我一开口，就说我不革命，乃至杀人不问供；以农民抗租，派兵下乡，强奸女人；乡民抬妇女入城喊冤；兵士拦阻不许。我入告秦效鲁，虽派军法官出验妇女的伤；而以革命军人，含胡了事! 秦效鲁疑我别有作用，私交因此大伤! 我就自动退出，觉得革命并没有像理想一般美妙；革命仍是以大众的痛苦，造就少数人的地位与煊赫；革命情绪，从此萎缩。
　　我极爱护所在之学校，然而决不顾恋自身在学校之地位和利益。苟其和我中国人的立场有抵触，我没有不决然舍去。那时，上海有四个大学，代表“嫖”“赌”“吃”“着”四字；圣约翰大学，沾“着”字；学生无不西装笔挺。清华的洋化生活，和圣约翰一样；而同事的拜金主义，尤其严重!
　　我兴趣在教学，而不喜揽事权，然事涉全校利害，未尝以事不干己，置身事外；而恫心怵目，尤用吾全力斡旋的，是大学的党狱!当国民党得意时候，大学的学生，往往有些受政府或党的金钱津贴；做特务工作，监视同学，按月报告；有的因邀功，有的为挟嫌，常常无事生风，兴起党狱，被捕累累，其中真正有政治嫌疑的，据我旁观的眼光，不知十成中有几成!一次最多的，是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上海各大学，被捕二百多人；尤可笑者，中有一女生陆姓，在我班上有课，耳微聋，见人羞缩，而也当政治犯捉! 有一天，张校长招我说：“吴稚晖，是同乡吗?”我说：“是!不过多年不见面!”张校长说：“这一案件，正式向党政机关请求，已僵；最好有人从旁讲一句话。”我说：“不管有效无效，我可以写一信给吴稚晖!”晚上，我就写信，尤其强调女生陆姓的情况，说明此女乃是中等人家一个平凡女儿，断不会有政治问题；依此而推，其中有政治问题者决不多而无辜系累；最后说：“从来政治领袖，只知道抓紧政权，不懂得牢系人心；政权抓得愈紧，人心离得愈远!” 吴稚晖因为前一年汉口行营密电拿我，而他知道得晚，对我有些抱歉，就复我信，说：“转呈委员长了!”我就给张校长看。张校长听得蒋中正回奉化扫墓；就跑到奉化去，见了面解释，总算取得手谕，由各大学取保释放。
　　我财产观念极薄；钱到手就空。然而“吃”“喝”“嫖”“赌”四字，我不犯一字；连纸烟都不吸。蔬菜，则我老妻自己种了吃，很少卖。衣服，鞋子，到现在，还是我老妻亲手裁，亲手缝给我穿；不必劳缝工。我老妻一生，手没有摸过牌，嘴没有衔过纸烟；讲到娱乐，生在上海附近，从没有进过影戏院的门；其他不讲了!我教书上海，前后几十年；然而我不知道影戏院的门，如何进；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戏，就是在清华那年；孟宪承说：“如何到北京，不看梅兰芳的戏!”双十节那天，就约我去了；哪儿知道梅兰芳挂了牌，没有出演；始终没有瞻仰到。然而我十九岁就馆，月薪就银币二十元；到了二十三岁，游幕江西，每月送我银百两，合银币一百四十元左右；直到民国二年，我二十七岁，月入最多时，一百六十元；少则百元。后来做小学教员，第一年，月薪二十二元；第二年，就加十元。我初进中学，月薪五十元；到民国十二年，已加到每月九十五元。下半年，我到圣约翰大学，月薪一百五十元；到二十六年，抗日战争发生的那年，我在浙江大学，已加到每月三百六十元。在抗战最后一年，教部按级支薪，我底薪伍百四十元，比之最初每月二十元的收入，是二十七倍；然而我一家生活，不过加十倍；我三个儿子，一出学校，也没有一人一天闲住过；然而我未买一亩田；银行储蓄，从未开过户；我无锡许多大工厂，大商店，没有一家有我一股两股的股金。我不愿积了钱，供一家享用奢侈；我宁可送给人家用!我不愿送人家的礼物；而人家缓急，没有不量力应付!自我早年已如此；我深知社会罪恶，一切在占有；我不愿占有；做事四十八年，不失我的寒酸；总算幸免于罪。

　　(三)我不能劳动，而人家劳动的果实，则不敢糟蹋!
　　我父亲最爱惜谷粒。我小时同他吃饭，有一两粒饭米落在地下，他老人家必叱喝着，叫喊检(捡)在口中吃下去；常常说：“碗中一粒米；农民一身汗!”我还记得，有一天，他到厨房下，看到泔脚缸里有饭，发气说：“你们吃了现成饭，哪儿知道乡下人种田的辛苦!”女佣应着说：“饭馊了，所以倒掉!”他更发气，说：“你看我吃下!”就取一个淘箩，将饭沥出，取开水一泡，就吃下了；大家吓得不敢做声。及到上海，看见许多大学生，往往一碗饭吃了半碗，倒在地下了；粒米狼戾，劝说一两句；大家觉得我有些土气。乃至日本战争发生，我随着战争的蔓延，逃到江西，逃到湖南，到处听到，看到难胞没有饭吃，跑不动，就僵仆路上；然而一到学校，一般青年学生，吃了国家公费的饭，依旧不知道物力艰难。有一次，我和学生吃饭，一女生吃馒头，撕了皮吃，狼藉满桌。饭毕，余招问所以?她说：“因为脏，不卫生!”我厉声说：“国难严重到这般地步，全国同胞，饿肚皮，吃不到这般脏，这般不卫生的馒头皮者，不知多少!”
(四)我不愿自己腐化以腐化社会；尤其不愿接受社会之腐化以腐蚀我民族本能。
　　我读古人的书；我们的祖宗，总是教我们勤生节用；而现在贪污浪费，这是我们子孙的不肖，不要把责任卸给祖宗! 辛亥革命，蔡孑民，吴稚晖，发起进德会，认为革命必得革心；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相约以不为自律；最高的八不：是不纳妾；不狎邪；不赌博；不饮酒；不吸鸦片；不吸纸烟；不做官；不做议员。会员各自认定几不；最少三不为末级。我眼前至要至紧的，是约束我的生活，不跟着人一同堕落；就认定“不纳妾”；“不狎邪”；“不赌博”；“不饮酒”；“不吸纸烟”五项。总算到现在六十六岁，“五不”，没有一项犯过；不过有时参加宴会，人家敬我酒，不能不举杯示意而已。
结束
　　我不愿泛泛认错，我要抉发我思想的根源，供大家改造。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至要至紧，改造“个人主义”的我，成为“社会主义”的我。我觉得我中国，好比一条四千年的神蛇，现在正在蜕壳，当然周身不适；他身上组成细胞，哪是老废细胞，跟着壳蜕去以至死亡；哪是新生细胞，扩展神蛇的生命，将来发扬威力；这须看我们各个人的努力!
　　足后语
　　我早年讨厌学校生活的洋化，中途脱离了上海圣约翰，脱离了北京的清华；而且脱离清华的时候，我的老友俞丹石曾诚恳的介绍我进燕京；那时，我觉得燕京也是教会大学；如果燕京可以进，当初何必脱离圣约翰；坚决的不就。这是二十五年以前的事。那末，我为什么老不长进，来就华大的聘?
　　我尤恨的，恨我的力量小，不能转移社会风气；而社会风气，却来转移我了。我那时常常睡在床上，考虑我余生怎样自处? 我没有力量纠正地方的风气!我只有同流合污! 我做不到；我就想避地，避地来到我没有什么深厚关系的地方——华大，来作客，做我的教书匠；希望我紧张的神经，衰病的身体，休息一下；不料一脚跳出了粪坑，而一脚踏入了魔窟。
来源：《天涯》2003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