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有两次大规模的全国性人口流动。第一次，是１９５５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无数的城市人怀着一腔热血奔赴农村的广阔天地，成为光荣的知青；第二次，便是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村人或城市贫民背井离乡，成为一名卑微的打工者。这两次人口流动都是以年轻人为主体，不同的是：知青是从城市走向农村，打工者则大多是从农村涌进城市。
当年的知青，其实还是享有城市人的某些特权。但我们这些现代的打工者,却受尽屈辱和冷眼，换来的仅仅是一点点可怜的血汗钱，就是这点血汗钱，还要将大部分寄回家，给年迈的父母支撑家庭，给幼小的弟妹读书学习；我们整天与机器为伴，在流水线上忍辱负重，被动地、默默地忍受着诸多生存的艰辛与磨难。

更可悲的是，虽然我们谦卑的身影无处不在，但囿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在有意无意地被这个社会忽略和漠视。尽管我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诸多问题无能为力，可做为这个群体的一员，我亲自经历并目睹了无数打工者的痛苦、无奈，甚至是悲惨的遭遇，个中滋味实在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我们真实的生存状况记录下来！
我的这篇自述，可以说是最全面的原生态打工者生活写照！它是这个群体为当代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真实见证：“世界工厂”的称谓，承载着无数打工者的青春和血泪！若干年后，当人们赞美珠三角、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腾飞时，不要将我们遗忘在历史的尘埃里！

海燕呐，咋这么长呢。。。。。

８．
在我们决定去东莞时，村里去广东的人都己经回去了，没有人给我们带路。虽然妈妈们担心我和丽娟两个女孩，又是第一次出门，怕路上出事。于是我们又等了半个月，在确信广东那边不会再有人回家后，我和丽娟在妈妈们的千叮咛万嘱咐中上路了。
虽然是夏天，但为了冬天时不要花钱买衣买棉被，我们几乎把所有的衣服和被都带上了。我们和许多初次进城务工的农村人一样，背上背了一个装被子的大包，一手拎着一只满是衣服的蛇皮带，蛇皮带以前是盛化肥的，上面还有四个大字：碳酸氢氨；另一手提着吃的东西。吃的东西除了路上的干粮便是装酸菜和辣椒的瓶瓶罐罐。听说那边的东西又贵又不好吃，我们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带上。
我们买的是硬座车票，车上人很多，我们只好坐着。等到半路，上的人越来越多，天又热，我们就象坐在蒸笼里。一路强撑苦挨，好不容易到了广州站，我差点没站起来。
我们来之前，丽娟打了陈刚的科机，陈刚加班，没时间接我们，只是给我们指了行走路线。他让我们直接从广州坐车到虎门下车，然后坐大巴就可以直达他的工厂所在地了。他还叮嘱我们一定要到火车站旁边的省汽车站坐车，他说在省汽车站坐车虽然要５０块钱，但很安全。可我和丽娟一走出广州火车站我们就傻眼了，到处都是车是人，我们根本不知道哪里是省汽车站啊。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忽然看到前边的马路上有许多到虎门的大巴。其中有两辆大马上还印着解放军体育学院等这些让人放心的字样。我们赶忙跑过去，一问价钱，只在２５块就行了，比陈刚说的价钱整整便宜了一半。我们觉得好划算，但想起陈刚的再三吩咐，还是有些犹豫。
于是我和丽娟便又跑到附近的小店打陈刚的科机，想问一问他这种车可不可以乘坐。我们两个人傻乎乎的，连价钱都没问。谁知等了半个多小时陈刚都没有复机，女店主却催着我们给钱。
丽娟边掏钱边问：“多少钱？”
女店主面无表情地说：“一百二十。”
我和丽娟差点晕过去，一个科机又没有回复，在我们家只要五毛钱呢，这里却要一百二？我鼓起勇气说：“我们不过打了一个科机，还没回复，怎么会这么贵？”
女店主不耐烦地说：“一二十还贵啊，看你们是穷鬼我都少要了呢。”
我还想说什么，丽娟却暗中拉了拉我的衣领，我回头一看，身后不知道保时站了两个五大三粗的男子。我心里一寒，赶紧闭了嘴。丽娟乖乖地掏出两百块给递给女店主。

丽娟本来拿的就少，现在身上连一百元都不到了。
再说上午又被那个女店主讹去２２０元，要是我们再拿出两百，我还剩两百元，我们在钱花完前能不能找到陈刚啊？找不到陈刚，我们可怎么生活啊？

不是齐有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