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町时代公武寺关系研究
胡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北京100094）
摘要：持续一百余年的室町时代是一个战乱四起、下克上的时代，臣弑君、子杀父，平泉澄在《物语日本史》中称其为没有道义、没有理想的时
代，室町时代究竟是何种时代？日本史学界是如何认识室町时代的？笔者在本论文中对日本史学界的研究概况进行阐述。
关键词：室町时代；公家；武家；寺家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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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学界在界定公武关系时，通常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公武关系指公家势力与武家势力，狭义的公武关系指位于两种势力核心的朝廷

一、室町时代公武关系研究变迁

（一）战前及战争结束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关于南北朝、室町时期的历史认识受皇国史观的束缚，代表论为南北朝正闰论，与此相对，田中义成从实证主义角度出发，坚持两朝并立说，并将公家社会中的足利义满的一系列行为评价为对皇位的“觊觎”，由此导致后来的“义满的皇位篡夺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影响下，批判天皇制的研究层出不穷。石母田正、永原庆二认为封建势力之一的武家为了解决封建制内部的矛盾而利用天皇在朝廷中的权威，否认天皇中存在真正的权威。这一时期的研究仅专注于武家研究，也有石井良助的天皇不执政论等，主流观点认为，中近世的公家是消极的、毫无势力可言。

（二）战后初期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
在武家一边倒的研究状况之下，最初关注公家集团的是战后初期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中的黑田俊雄的《中世的国家与天皇》和佐藤进一的《室町幕府论》。黑田提出权门体制论，黑田认为，幕府与朝廷、寺社同样是中世国家的权门之一，承担权门间调停任务的是天皇。权门体制论的意义是，改变史学界一直以来的公武对抗关系认识，积极评价公家集团的作用，开辟了结构性地把握公武关系的路径。但是权门体制论招致各种批判，反对者认为，这一体制不适于解释室町时期的公武关系。因而，黑田的权门体制论的影响远不及佐藤的“幕府的王朝权限吸收论”。佐藤认为，战前的皇国史观、战后守护领国制论过小地评价了室町幕府中将军的权力，佐藤致力于究明将军权力的向心性，佐藤认为，义满通过吸收王朝权力，确立武家政权。“幕府的王朝权限吸收论”成为狭义的公武关系论的起点，直到现在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从昭和时代到平成时代
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平成天皇的登基人们对天皇的关心程度加深，关于室町时期的公武关系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富田正弘的公武统一政权论与今古明的“义满的皇位篡夺计划”论及战国时期的天皇权威论。
富田解明室町殿与天皇、院共同运营（室町殿优位）的公武统一政权的政治构造。也就是说，国家体制中，义满篡夺的部分与留给天皇的部分是分开的，室町殿确立了与院政、亲政同质的王权。室町殿通过传奏，确立了操纵天皇、院的公武一体化的支配体制。公武统一政权论解明了室町殿与公家众的主从关系及政治关系。关于朝廷在国家制度中的位置这一点，研究者认为，以治天为顶点的公家政权的构造为义满政权所利用，朝廷维持国家的支配权中表象的、公的机能，因此以天皇为顶点的支配秩序及机构得以存续。公武统一政权论是狭义的公武关系论的顶点。
另外，今古将王朝权限吸收及王权确立作为义满篡夺皇位计划中的一环，这一计划对天皇制造成极大的危机。由于皇位篡夺计划论的巨大冲击，佐藤说之后的“权限吸收”框架也开始被文化史研究者所采用，在国文学、音乐史、美术史、宗教等领域，强调义满的王权篡夺意图及室町殿对天皇的文化主导性的议论开始增加。并且，在战国时期天皇权威论中，幕府权力衰落的背后是“治罚的纶旨”的复活及武家对官位的希求、国郡制的存续，结果天皇的权威得到强化。
与此同时，对于今古、富田二者的批判开始增多，特别是从国家制度及战争的视角进行的反驳开始增加。室町幕府中天皇制被强化的见解成为有力的批判。在文化史研究中，小川的研究认为，二条良基对于义满的公家化积极进行协作，这可以看作公家集团对武家集团势力的吸收。

（五）顶点
在论述公家与武家关系的方法中，在实证方面比较显著的是狭义的公武关系论。大部分研究成果是由狭义的公武关系论产生的。对狭义的公武关系可以总结如下。南北朝时期国家职能逐渐由朝廷转移到幕府、室町殿的权力逐渐凌驾于公家权力之上，在室町殿的王权下，天皇、院被定位于公武统一政权的从属的共同经营者，天皇制在室町幕府的统治下得到强化。

二、寺社势力

中下层贵族及地方豪族的子弟为了出人头地而选择出家，这是因为当时中央的贵族政治由藤原北家等极少数门阀所掌握，其他贵族凭借学问及才华而晋升的可能性非常小。对于从门阀中排挤出来的人来说争夺势力的唯一办法是成为最高等级的僧侣。虽然作为出家者希望出人头地，这一说法是非常奇妙的，但是在僧侣的世界才能与努力得到认可，可以说，自古以来日本的官寺佛教传统阻碍了出家人追求真理的求道之心。出家以后致力于显密学与修行的僧侣们通过成为三会讲师而成为僧纲，最终成为大寺院的贯主，出入宫廷，与贵族交友，获得显赫的声名与权威。从10世纪末期开始，上流贵族的子弟中出家之人开始增多。虽然一部分人致力于学问与修行，但是他们出家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寺院具有满足其愿望的条件。他们入寺之后，在特别的房舍中生活，有下级僧侣作为侍从，受到特别的教育，将来能成为座主、别当等，获得僧正等高贵的头衔。这种寺院内的特权贵族被称为院家，并且，具有僧籍的皇子入寺后可以获得同亲王一样的宣号，即法亲王。
古代，佛教的主要任务是“镇护国家”，但是佛教集团并非从世俗世界独立出来的追求教义的集团，由于其主要服务对象是国家，因此，与国家是从属关系。官僚贵族期待僧尼们具有镇护国家的法力，最澄、空海等也以这些法力为卖点，作为“宗”得到认可。但是随着律令制的解体，摄关家或院开始掌握国家权力，无论具有多大的权力他们本质上都是门阀，即权门，寺院虽然是镇护国家的中枢，但实际上也是权门集团，逐渐与贵族处于对等的地位。通过国家的任命而具有权威，虽然属于私的势力但具有公的权威。构成寺社势力的寺院大众以自己的立场为荣，主张与世俗权力对等的关系。因此寺社与贵族的关系逐渐从从属关系转化为对等关系。

（二）与武家的关系
从寺社势力来看，武士本来是摄关家及院厅等公家的附属者或佣兵。武士盘踞在地方，奴役农民，是农地的在地领主，武士之间以这种社会经济支配为基础结成主从关系，从10世纪到12世纪前半阶段，即保元之乱（1156年）以前，并没有成为独挡一面的政治势力。与此相对，寺社势力从勃兴期到与世俗权门对抗，特别是11世纪以后，南都、北岭等宗教权门成为让院厅政权感到棘手的势力。虽说寺社势力的主体即寺社大众与武士并非完全不同的阶级，寺社大众也是从世俗社会进入寺院的，很多也是中下级贵族及受领（国司）或地方豪族的子弟，与武士这一阶层是俗缘很深的关系，但是寺社大众远离劳动场所，组织原理也并非主从关系而是“和合”关系，因此尽管武士集团与寺社势力在俗缘方面有一定的亲近性，但是二者无论在政治势力还是在社会势力方面都极为不同。在政治、社会行动方面双方经常采取对抗的态度。
保元之乱之后，平氏抬头时期，寺社势力并不承认其权威。并且，平氏对寺社势力的态度也极为恶劣，介入延历寺的堂众合战等致使自己更加孤立。因此，赖朝在平氏灭亡之后，并不试图消灭寺社势力而是相反协助南都复兴，对寺社的权威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

（四）寺社势力的经济来源
从14世纪初到14世纪末期，寺社势力的经济来源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货币经济的比重开始增加。日吉神人及“山僧”开始借“日吉上分钱”，这被认为是高利贷的形式之一，禅僧中也有人被称为“庄主”，作为经理承担庄园年贡的征收。在禅寺中“塔头”本身经营土仓、酒屋等。在要求德政的土一揆中，这些寺院经常成为袭击的对象。同时，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也成为寺社的直接的收入来源。14世纪左右，各地成立了工商业的座，通过种种特权获得巨大利益。很多座以寺社作为本所，向寺社支付公事钱。春日、日吉等神人也结成座。在琵琶湖、淀川、濑户内等其他港口收取津料，在水路交通要道设置“关”，收取关钱。
实际上，自古以来，在留学的僧侣中，除了空海、最盛、道元、荣西一部分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流传千古外，其他大部分僧侣的任务是将经文之外的建造寺社的技术、蒔绘的写作方法等先进技术带回日本。因此，当时的寺院不仅是宗教传授的中心，还是先进技术的输入中心，也是药品及简单产品的加工地等，很多大陆文化都是通过留学僧侣传到日本。留学僧侣虽然拥有技术，但是本职并不是生产与买卖。因此这一时期的商人如果要生产这些东西需要得到寺社的认可。寺社在认可的同时还从商人那里收取资格费用，后来开始收取保护金与特许权费用。寺社还具有决定市场位置的权力，例如，某一场所并非由寺社建立，但是港口的流通权由寺社持有。因为寺社势力掌握经济命脉，因此有学者将寺社势力比作幕府背后的“经团连”。

综观战后日本史学界关于公武关系的论述，·可以发现，“权门体制论”“权门吸收论”是两条主线，众多研究围绕这两条主线展开。黑田在“权门体制论”中强调公武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佐藤在“权限吸收论”中，认为武家一步一步地吸收公家的权力，最后确立了武家的统治地位。山崎正和在《室町记》中认为，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京都大学出身的黑田所提出的权门体制论体现了“京都中心”的历史观，将天皇定位于日本的王，而佐藤急于否定权门体制论，导致过高地评价武家集团的势力，最近，五味文彦的“两种王权论”折中二者的意见，认为幕府是东国的国王，朝廷是西国的国王。目前，京都大学的大部分史学家倾向于“权门体制论”，东京大学的大部分史学家倾向于“两种王权论”。但无论是“权门体制论”“权限吸收论”还是“两种王权论”，都表明公武集团关系的动态过程。
同时，不同的寺院具有不同的倾向，或倾向于公家，或倾向于武家，由于寺社势力与公家集团或武家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将其包括在公家集团或武家集团中，因此，不能简单地说三者是何种关系，只能在一种框架中进行论述，即尽管武家集团处于上位，天皇及院从属于武家集团，但是由于公家集团的权威性存在，武家集团也要时刻注意维持与公家集团的关系，因此二者是一种相互利用、牵制的关系而非简单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黒田俊雄.寺社勢力―もう一つの中世社会[D].东京:岩波書店,1980:12-45.
[2]井泽元彦.日本史集中講義［D].东京:祥伝社,2007:154-166.
[3]中世後期研究会,編.室町•戦国期研究を読み直す［D].东京:思文閣出版,2007: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