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顶

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三）
现在，垃圾白话文了，“学习”成了一个词语，如白开水般了无味道，白话文里“学习”的含义，还比不了文言文中“学”的万分之一。文言文中，每个字都有着丰富的含义，但这也使得相应的理解往往很难把握。
对文言文的把握，例如，对《论语》的解释，不能按照白话文那种垃圾西方式思维，首先假设文章的意义是如同细胞之于人体般由字符堆积起来，就如同西医般，白话文是一种死的文字。而文言文不同，理解文言文必须首先要得其神，而其神不在字符中，是文章的整体，如同中医，离开了整体的字符是没意义的。庖丁解牛，神遇而牛解，文言文的阅读也一样，神不遇而解其文，无有是处。
上面说了“学”，现在继续说这“习”字。甲骨文中“习”是“羽”字下从“日”，后来篆书误把“日”写成“白”，将错就错，一直流传下来，结果现在的繁体字里，“羽”字下从“白”，简体字就干脆把“羽”字劈成两半，“白、日”都不要，结果简体字就只剩下这无边的黑暗了。简体字，配合白话文的一种垃圾符号，把含义丰富的中文逐步强奸成西文那种垃圾符号，这就是历史的现实和现实的历史。
“习”，“羽”字下从“日”，本义指的就是鸟儿在晴天里试飞。这个“习”字，如诗如画，一字而有神。“日”属阳，所谓乘天地之正气而游六合，就是“习”，也才是“习”。但后来所有的解释，都把“习”当成不断、反复、频频地练习、温习、复习之类的玩意，典型的白话文鸭子思维，以为不断上下左右地折腾就可以表现出色、工夫了得、赢得奖赏，真是既无情趣、又无品位，中文堕落成这样子，真是悲哀、悲哀！
“学”而“习”，就是“闻“圣人之道”、见“圣人之道”、“对照”“圣人”、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地“校对””而得乘天地之正气而游六合。不“学”“圣人之道”，无以得乘天地之正气。“学”，得“圣人之道”之体；“习”，施“圣人之道”之用。不“学”无以成其“习”，不“习”无以成其“学”，全体而大用，这才算是“学”而“习”之。何谓之“之”？成圣人之道也。
“学”而“习”之，必与其时，所以有“学而时习之”。“时”者，天时，非依其时，乃与其时、时其时也。依其时者，小人也；与其时者，君子也；时其时者，君子行成“圣人之道”也。可笑几乎所有的解释，都将“时”弄成所谓按时、依时、适时之类的玩意，真不知其时矣。而“时其时”者，必得乘天地之正气，此谓得其天时也。“时其时”者，非得天与其时，乃与天其时也。由此可见，所谓天时，是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也。不如此知之，实不知何谓“时”矣。
“学而时习之”，君子闻“圣人之道”、见“圣人之道”、“对照”“圣人”、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地“校对”，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得乘天地之正气而游六合，行成圣人之道，这样，才能“不亦说乎”。后面这句“不亦说乎”，就不用解释了吧。

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四）
“学而时习之”，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风云际会、波随浪逐，感而“有朋自远方来”。“有”，非“有无”、“持有”之“有”，乃《左传》“是不有寡君也”之“有”，“友”之通假也。几乎所有的解释都将“有”解释成“有无”、“持有”之“有”，大谬矣。
何谓“友”？“同志为友”，志向相同者也。甲骨文中，“友”为双手并列，为共同的志向而联手、而互助合作，才是“友”。不过后来一切都变味了，“同志”这词，特别经过上世纪的洗礼，已经变得十分可笑。现在就更不能用了，现在是，当鸭子不当鸭子想要当“鹅”了，就“同志”了，从“鸭子”进化成“鹅”，真是越来越大，有前途呀。
且不说那些“鸭子”和“鹅”，在《论语》里，“有”或“友”的共同志向就是同成“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不是独自去偷欢的私道、小道，是普及天下、大善天下的公道、大道。要成“圣人之道”，成“圣人”，必须先“圣”其时，不“圣”其时，何以“圣”其人？圣人者，必圣其时、必圣其地、必圣其人，复圣它时、复圣它地、复圣它人也。而君子行“圣人之道”，必有之、方类之。
“朋”者，“凤”之古字也，本义为凤凰。“朋自远方”者，“有凤来仪”也。《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实本于此。“有凤来仪”之地，即地灵之地，行“圣人之道”之地。而行“圣人之道”之君子，就是“人中之凤”，行“圣人之道”之君子“自远方来”，就是“有凤来仪”。“仪”者，法度也。“朋自远方来”干什么？法度也。以“圣人之道”法度之，教化之，成就“圣人之道”彰显之天下，这才是真行“圣人之道”。
“远”，遥远、久远，不独指空间上的，“圣人之道”不是凭空而起，源远而流长。“方”，非方向之类，而是“旁”的通假，广大的意思。《尚书·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圣人之道”之“行”，是“方行”，君子“行”圣人之道，也是“方行”，要“方行天下，至于海表”，这才算“行”圣人之道之“行”。
“自” ，不是介词。文言文不是垃圾白话文，N个字都表示不出一个意思来，文言文的“自远方来”不是垃圾白话文的“自远方来”，每一个字都有着独立的意思，把“自”当成介词表示时间、方位的由始，都是吃白话文垃圾太多的结果。“自”者，依旧、依然也。依旧、依然“有凤来仪”，“圣人之道”不断也。“来”，由彼至此、由远及近，浩浩汤汤，如日之东升、海之潮回，天地浩然正气升腾之景象也。圣人之道，大道流行，其远矣，其方矣。
“有朋自远方来”，君子，为共同的志向而联手，为共成“圣人之道”而同行，如人中之凤，依旧、依然，乘天地之正气，源远而流长、浩瀚而广大，由彼至此、由远及近，如日之东升、海之潮回，将“圣人之道”披之六合、播于八方，法度之，教化之，成就“圣人之道”彰显之天下，这样，才能“不亦乐乎”。“乐”者，非le，是yue，箫韶九成，盛世之象也。

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五）
将“圣人之道”披之六合、播于八方，法度之，教化之，首要且常态地必然会面对“人不知”的问题。如果“人皆知”了，就无所谓“法度之，教化之”。行“圣人之道”，乃难行之行，所谓知易难行，知且不易，行则更难。
“人不知而不愠”，几乎所有的解释都把“知”当成“知道”、“理解”之类的玩意。“人不知而不愠”快成了现在酸死人的“理解万岁”的对应物了。但这里的“知”不是本义的“知”，而是“智”的古字，“人不知”不是“人不知道”，而是“人没有智慧”。
“人”，一般指别人，但这里的别人特指那些不能“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也就是行“圣人之道”时需要“法度之，教化之”的人。“人不知”，这些人没有智慧，没有什么智慧？没有“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智慧。
比起“人不知而不愠”中的“愠”，上面“知”的错解就是小菜了。对于这个“愠”，《论语》成书后，所有解释都是“生气、愤怒”之类。其实，“愠”，发yun音，有两种声调，第一种发去声，就是通常解释“生气、愤怒”的那个，但这在这里大错特错，这里的音调应该发上声，解释为“郁结”。《孔子家语》有“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其中的“愠”就是发上声，解释为“郁结”。而这里的“不愠”，就是本于“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不愠”，是“使之不愠”的意思，“之”是指“人不知”里的人，谁使之？行“圣人之道”的人。“愠”的根源在于“不知”，一个人“不知”，各种不好的情绪就会“郁结”其中，就会生病，对于中医来看，所有的病，归根结底就是“愠”，就是“郁结”。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如果由“不知”的人组成，那么同样要“愠”，同样要生出“郁结”来，所谓民怨沸腾、夫妻不和、冷战热战，等等，都是由“不知”而“愠”的结果。
一个和谐的世界、一个大同世界、一个政通人和的世界，前提必然是“不愠”的，行“圣人之道”的人就是要使得“不知之人”变得“不愠”，使得“不知之世界”变得“不愠”。“学而时习 之”、“有朋自远方来”、如“南风之熏”般地行“圣人之道”，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检测标准就是“不愠”，就是和谐，就是大同，就是政通人和，就是要把“人不知”的世界改造成“人不愠”的世界。
“人不知而不愠”，现实的天下仍未成就“圣人之道”的彰显，现实的天下几乎都是不能“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他们没有“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智慧，而行“圣人之道”的人，要如“南风之熏”般地熏染他们，把“没有智慧的人”改造成“没有郁结的人”，把“没有智慧的世界”改造成“没有郁结的世界”，这样，才能“不亦君子乎”，才能算是真正行“圣人之道”的人。

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七）
《论语》，中文第一书，其开头：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圣经》，西文第一书，其开头：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相互对比，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显然的，这种区别也构成国学与西学的重大分歧，更构成了国人和西人思维方式和生存状态的重大分歧。
“子曰”，对应的是当下，是现世，是人；而“起初”，对应的是起源，是根源，是神。对于国学来说，“天、地、人”的思维和生存结构是当下的，所谓当下，就是承担，任何根源性的探讨，都必须以这当下的承担为前提。换句话说，一切科学、宗教、艺术，都是以这“天、地、人”的思维和生存结构的承担为前提的。你，首先是一个人，而且是在世界、在天地中生存的人，没有这个承担，一切都瞎掰。人，对于国学来说，不是一个前提，因为任何前提都以之为前提，连前提这个词都要以之为前提，那么人，又怎能是一个前提所能困住的？
而西人的生存和思维方式又是什么呢？柏拉图有著名的洞喻，说人如在洞中，须走到洞外，靠理智的光辉才能看清楚世界。这个比喻完全概括了柏拉图后整个西学以及西人的状态，这里没有了承担，人需要靠理智的光辉，这理智的光辉，在耶教里变成了上帝，耶教从本质上说就是柏拉图思想的神秘化。后来，科学代替了上帝的位置，但无论是理智、上帝还是科学，人都是奴隶，人不能独自去承担，独自去面对，而是要靠某样东西，即使那样东西被称为理智的光辉，也是典型的懦夫思维。
对于西人来说，他们可以如古希腊一样悲剧，一样面对命运去抗争，但人的尊严只是一个推论或假设的前提。但是，只有奴隶才需要解放，只有奴隶才需要自由，只有奴隶才需要尊严，而你本解放，你本自由，你本尊严，又何须劳什子的解放来解放你、自由来自由你、尊严来尊严你？你只要承担，人一样去承担。承担什么？承担这个天地，人，天地之心；天地，人之躯壳，你连自己的躯壳都不能承担，你还能算是人吗？
承担 ，就是《论语》、也是儒学的真精神，什么是承担？就如本ID所写《六州歌头》里的“入红尘戏。惊天地，鹏展翅。挟风雷，存永罪，终不悔。振罗衣，立云霓，抖擞凌霄志。银河坠，缺星堤，弯日轨，旋经纬，乾坤回。混浊同污，纳纳穹苍气，激荡崔嵬，送鲸涛翻海。掷酒一高歌，万古同杯。”这，就是承担。这里不需要假设什么理智的光辉，也不需要假设什么上帝，如果真有什么理智、上帝，都只能是人的理智、人的上帝，最终都需要人来承担。人，浩然之气充盈天地，天地都为之小，一人成大，一人就成其天地之大，没有这种胸襟，没有这种浩然，没资格谈论儒家，没资格谈论《论语》。
当然，西学之内也并不都是糊涂蛋，例如马克思、海德格尔，他们所展示的就是柏拉图以来西学完全不同的道路。从气质上说，马克思走的是刚阳路子，而海德格尔是阴柔的，这方面的研究，这里就不展开了，只是要说明，那些妄自菲薄、以贩卖祖宗为乐的畜生，不仅不理解国学，连西学也是人屁不通。用郭德刚的口吻送给这些人，就两字：死去！

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九）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详解：“闻圣人之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地“承担”，就要开始“见、学、行”“圣人之道”。对于这个“承担”的开始，“子在川上”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其他语录，都是简单的“子曰”，为什么这里偏偏多了“在川上”？“川”，不是一般的河流，而是指河的源头，这里更指代“承担”“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开始。“闻圣人之道”，就是“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开始、源头，因此才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在川上”，无论是否实指孔子真的站在某条河的源头，都更重要地指向“承担”“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开始。这里，既是孔子的自我感慨，也是对要开始“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的忠告。
所有的人，都把“逝者”这句解释成“消逝的一切都如同这河水一样不分昼夜”之类的玩意。但这种解释是完全错误的。“逝”是“誓”的通假字，“逝者”就是“誓者”，就是决心开始“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君子“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开始，就如同每条河的源头，最终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像大河东流归于大海，这个目标就是成就“圣人之道”，成就一个“不愠的世界”。“誓者”，决心行圣人之道的君子，就像河流一样，从“闻其道”的源头开始，后浪推前浪，生生不息、前赴后继。“昼夜”，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中的“朝夕”，也必须如同其中对“朝、夕”的解释，要从“天地人”三方面来理解。“舍”，去声，“止息”的意思；“不舍”，不止息，也就是“不退转”的意思。
这章的难点就在这个“逝”对“誓”的通假上，其实这种用法并不是孤例，《诗经》里就有“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其中“逝”就是“誓”的通假。以前的人解释《论语》，都是一章章分裂开来，所以被“川”字一迷惑，当然就会把“逝”解释成“流逝”之类的意思。但只要真正理解《论语》的精神，就明白，这话是和儒家强调的阳刚 精神相一致的，和“易经”里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学”里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一脉相承的。但细辩之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只得个“天与其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得个“与天其时”，都不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是“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与地其利时而地与其利”、“与人其和而人与其和”，这里的“逝者”就是立志行“圣人之道”的君子，最终要成就真正的“人和”，只有这样，才能真明白“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在河流的源头，抚今追昔、满怀感慨，自告且忠告所有决心开始“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立志“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就要像这江水一样，从“闻其道”的源头开始，后浪推前浪，生生不息、前赴后继，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论条件恶劣还是优越，甚至出生入死，都要不断地“固守”，“承担”“圣人之道”之行直到最终成就“不愠的世界”而不退转。”这里必须明确，这话既是孔子自己的感慨，也是对所有有志于圣人之道的人的忠告和勉励。这种感慨并不是孔子一人所独有，所谓同声同气，有此心，必有此感。这，超越时间，所谓万古同一情怀矣。本ID所写是否正解，无此万古同一情怀之章句蠹虫，没资格讨论！同样，也需先有此情怀，方可言《论语》、孔子矣。
（待续）

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十）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详解：这句话和前面的有点不同，字面意思很简单。“弘”，“使~光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能使道光大，而不是道能使人光大。”然而，字面简单的，往往理解起来更复杂。这个简单的句子，却厘定着《论语》、儒家对“人”与“道”关系的基本看法。
有一个很坏的传统，总把“道”往虚无缥缈中寻去。这种把戏，千百年来一直愚弄着偷心不死之人。而对于《论语》、对于儒家，这种把戏是无效的。儒家从来都是现世的，无论这“道”是何道，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承担”上。在《论语》里，“道”只指“圣人之道”，只和现世有关，只和现世的“人不愠”有关。任何往虚无缥缈处瞎推的把戏，都只能是把戏。
还有一种更坏的传统，就是以“道”压“人”，把“道”描绘成一个虚无缥缈的远景，然后让现实的“人”为这个虚无缥缈的远景垫背。这，比起“一将功成万骨枯”还要残忍。后者，至少还有一个“一将功成”让大家唾骂。而当把“道”有意无意地装扮成虚无缥缈的远景时，则连对它的唾骂都变成此等造假戏剧中的荒谬情节。这种荒谬的悲剧，在历史上不断重复。
但比起下面这种，以上两种就不算什么了。历史上永远不缺这种人，他们以“得道者”、“行道者”自居，以“道”的代表自居，他们成了人间的上帝，他们制定人间的法律，一切违背他们的就成了大逆不道。历史上最不缺的就是这种人，却往往是个个道貌岸然，一副拯民于水火的姿态，私下却干尽见不得“人”的事。这种“挟私道以令诸人”的人，难道还少见？而“道”，是大道，是公道，不是哪个人、哪群人的小道、私道。只有“人”，才能使“道”得以光大，离开了“人”，并没有一个“道”可以让“人”得以光大。
“道”的彰显，是“人”现世存在的当下涌现，离开当下、现世， 只能是虚无缥缈的远景，与《论语》、儒家的“圣人之道”毫无瓜葛。这里，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前面曾提到的《论语》、儒家和西学中的柏拉图、耶教、科学主义等的根本分歧。对于后者来说，是“道能弘人”，在柏拉图那里“道”是理智的光芒，在耶教那里“道”是上帝，在科学主义那里“道”是科学；但对于《论语》、儒家来说，是“人能弘道”，理智的光辉、上帝、科学都离不开“人”，没有“人”，这些所谓的“道”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正由于《论语》、儒家的这种精神，使得西式的宗教在中国从来都没能得到光大。
有人可能要问，这样是否意味着《论语》、儒家否认客观的规律？其实有此一问的前提，就是一种西学的思维语境。对于《论语》、儒家来说，客观规律的有无并不是一个首要的前提，无论有无，都是“人”必须承担的。在“天地人”模式中，客观规律属于“天地”范畴，构成“人”展现的舞台。打个比方，对于“人”这个演员来说，无论舞台如何，演好戏是最重要的，而好的演员，无论怎样的舞台，都会充分利用构成这个舞台的当下、现实的条件。《论语》、儒家并不否认客观规律的存在，但这只构成“人”活动的舞台，而不构成“人”的表演、显现。对于《论语》、儒家来说，“道”只特指现世、当下的“圣人之道”，并不是一般所理解的本体、本原、规律之类的东西，这一点，对于已经受西学影响太大的国人来说，是需要反复强调的。
有人把儒家归于西学“人本”主义的范式，完全是无的放失。儒家的“人”，是站在“天地人”的宇宙结构下说的，并不需要一个“人本”主义来“本”人。“人本”一旦被主义，就会失去一切主意，变成意识形态的闹剧。而用西学的“结构”范式来考察儒家的“天地人”结构中的“人”，同样是无的放失。“人”在“天地人”结构中并不是某种构成因素，而是展现，“天地”只是“人”展现的舞台，而这一切都是当下、现世的。这里的“人”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正“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一种暂时不能“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不知”的人。这两种人构成了所有的人，用现代术语就是包括了构成社会的所有人。
因此，根据“人”的两种不同含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必须至少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对于正“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来说，他们的“闻、见、学、行”能使得“圣人之道”得到彰显、涌现，但并不是他们“闻、见、学、行”“圣人之道”就使得自己得以高人一等、凌驾于别人之上，成为所谓的精英，甚至打着“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旗号行其私道；其二，对于暂时不能“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不知”的人，“圣人之道”的彰显、涌现并不能离开他们，把“人不知”的世界改造成“人不愠”的世界，不能离开“人不知”的人，并不能打着一个抽象的、虚无飘渺的“圣人之道”去利用“人不知”的人，把他们当成就一个抽象的、虚无飘渺的“圣人之道”的垫背。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归根结底只有一点，就是“道”不是目的，只有“人”才是目的，只有现实中的“人”才是目的，一切以打着虚无飘渺的所谓“道”为目的，以现实的“人”为手段的所谓“闻

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11）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己。
详解：理解这句话的关键在“攻”和“异端”。有把“攻”当成“专治”的，更有甚者，把“异端”解释成“不走中道”的，这些，都是胡解。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对《论语》没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割裂去解释，真是“斯害也己。”
朱熹，宋朝大儒，他在《论语集注》里就把“攻”当成“专治”。但“攻”的古字，声“工”，从“攴”。金文“攴”，手持器械打击，相应，“攻”的本义是“攻打”。而“攻”的“专治”等意思，是相当后期才出现的，是从“攻打”引申为“加工”再引申为“研究”才出现的。而且，“攻”一般也不解释为“专治”，也就是“研究”而已，而不是“专门研究”。而“研究异端”，甚至是“专门研究异端”，又有什么问题？所谓一事不明，儒者之耻，异端不研究，怎么知道是异端？连异端都不知道，怎么正之同之？所以，这种解释是不对的。“攻”，就是本义“攻击、攻打”的意思。
“异端”，有人解释成“不走中道、钻牛角尖、标新立异”之类的，这种解释确实够“不走中道、钻牛角尖、标新立异”了。如果说“端”是“头、边”等意思，那“异”于“端”，那不正好是“中”？这一点上，朱熹是对的，他解释的“异端”就是通常所理解的“异端”，就是“别为一端”、“非圣人之道”的意思。但由于他把“攻”解释为“专治”，“攻乎异端”就成了“专治非圣人之道”。可惜朱熹没生在当代，否则他一定觉得“专治非圣人之道”不是“斯害也己”，因为现在流行的是“专治梅毒”、“专治痔疮”、“专治不孕”，把“非圣人之道”当成“梅毒、痔疮、不孕”给“专治”了，又有什么不好？怎么会是“斯害也己”？
玩笑，就不继续了。“攻乎异端”，就是“攻打、攻击非圣人之道的别为一端者”。“斯害也已”，“这是灾害、损害呀”。是对什么的损害、灾害？是对行“圣人之道”的损害、灾害。在上一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解释中，已经说过：“对于暂时不能“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不知”的人，“圣人之道”的彰显、涌现并不能离开他们，把“人不知”的世界改造成“人不愠” 的世界，不能离开“人不知”的人。”而“人不知”的人，就是“非圣人之道的别为一端者”，对这种人，不能采取“攻打、攻击”的手段，不能通过“攻打、攻击”的手段把他们消灭，否则就违背了同出于《论语》的“和而不同”的儒家精神。
对于行“圣人之道”的君子，“异端”只不过是“别为一端行非圣人之道”的“不知”者，如果没有这种人，“圣人之道”之行就成了无源之水。“不知”，如同米；“不愠”，如同饭；“圣人之道”，如同水、火；行“圣人之道”，如同利用水、火把米煮成“饭”；行“圣人之道”的君子，当然就是那煮饭的人。而没有了米，没有了“不知”，没有了“不知”者，没有了“不知”的世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又如何行“圣人之道”呢？对于“异端”，对于“别为一端行非圣人之道”的“不知”者，行“圣人之道”的君子不是要攻打他们、消灭他们，而是要如把“米”煮成“饭”般把他们从“不知”者变成“不愠”者，变成行“圣人之道”的君子，把“不知”的世界变成“不愠”的世界，只有这样，才算是真行“圣人之道”。
（待续）

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12）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详解：这句话，《论语》成书以来，其断句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解释成“善恶邪正之间不能合作共谋、走着不同道路的人不能在一起谋划。比喻意见或志趣不同的人就无法共事。”等等，把“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当成一个精英小团体了，把“圣人之道”当成了小道、私道，这是和《论语》、儒家“和而不同”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试想，如果“道不同”就“不相为谋”，那何谓“和而不同”？难道“和而不同”就是在某个叫行“圣人之道”的君子组成的精英小团体里玩的一场无聊把戏？
正确的断句应该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通常的理解之所以出问题，关键是把“相”字当平声，当副词了，而这只是“相”的后生义。“相”，去声，本义是“观察”，引申为“根据外貌判断人的命运”，然后就有了“选择”的意思。这里的“相”就是“选择”的意思，“不相”，就是“不选择”。“谋”，就是“征求解决疑难的意见或办法”，引申为“谋划、商量办法”等，《论语》后面还有所谓“谋道”、“谋食”的说法，和这里的“谋”是一致的。
道，圣人之道，就如同大河，大河是不会去“选择”的、也不会去强迫“一致”，是“不相”、“不同”的。“圣人之道”之“谋”，就是“不同”、“不相”。“不同”，就是“异”，就像上一章“攻乎异端，斯害也己”所说，对“异”不能攻击，不能去谋求消灭“异”，否则就不能“不同”，就和“圣人之道”相违了；“不相”，就是“不以相而相之”，所有的选择都会有假设的标准，也就是以“相”相之，最常见的以“相”相之就是所谓的“以貌取人”，延伸下去，根据思想、观点、意识形态、经济水平等等，都是以“相”相之，都不是“不相”，是和“圣人之道”相违的。
“不同”和“不相”是密切联系的，“不同”是“不相”的实现，“不相”是“不同”的前提。只有“不相”，才可能“不同”，否则，前提就是“相”，就是以“相”相之，那么怎么可能有“不同”？其结果只能是某种抽象标准、某种统一模版克隆出来的玩意。而只有终于能达到“不同”，这“不相”才有意义，才能实现，否则这“不相 ”只是挂羊头卖狗肉，成了一句口号。“圣人之道”，归根结底是以“不同”为基础的，只有“不同”，最终才能实现“大同”，“大同”的关键不是“同”，而是“大”，包罗万有，如“天地”般，而不是让花只有一种颜色、鸟只有一种叫声。真正的“大同”，不是“同而大同”，是“不同而大同”，要“不同”，首先就要成就其“大”。无其“大”，就无其“不同”。无其“不同”，就无其“大同”。
除了《论语》总纲的那三个“不亦”，“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条，是《论语》中极为重要的一章，在后面的语录中，对本章的意义多有阐发。例如，对于“不同”，有“君子和而不同”的说法；对于“不相”，有“有教无类”的说法。但后面这些，都只是本章思想在某些具体方面的具体化表述，都是从属于本章的。而本章的重要在于，它确立了行“圣人之道”的君子谋道的最高原则：不同、不相。必须注意的是，“不相”，不是指个体对自己的行为、思想不加选择，而是指对不同个体、团体的行为，不能用一种权威、上帝等独断的方式来以“相”相之，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
（待续）

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13）
子曰：有教无类。
详解：“无类”，就是“不相”，这一章，就是君子谋“圣人之道”所必须坚持的“不相”原则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个具体化表述。这里的关键在“教”。“教”，不是平声，而是去声，在古代具有如下含义：教育、政令、法令、政教、教令、宗旨、学说或学派、宗教等。
用现代术语，这个“教”包括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有教无类”，不只是通常所理解的只是从教育的角度讲，而是指行“圣人之道”，在上层建筑领域、当然也包括一般所理解的教育，但按现代的术语，还包括法律、舆论、行政、宗教、学术、艺术等等一切的上层建筑领域，相应地就要行“不相”之谋。只有这样理解，才算真明白何谓“有教无类”。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详解：“耻恶衣恶食者”，就是“相”，当然就“未足与议也！”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耻恶衣恶食者”究竟指谁？朱熹《论语集注》里，就把“志於道”之士和“耻恶衣恶食者”的人当成同一个人了。如果真这样解释，那这个“士”字就没必要了，完全可以变成“志於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志於道之士“耻”恶衣恶食者，这个“恶衣恶食者”主要是指别人，就是“恶衣恶食”的人，当然也可以指“志於道之士”自己，因为如果他自己就是“恶衣恶食”的人，他自己也看自己不顺眼，也“耻”之，也是可以的。
这样，这句话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如果一个人，立志要行“圣人之道”，却把人分为“好衣好食”、“恶衣恶食”两类人，也就是以贫富划分人，而选择以“恶衣恶食”也就是穷人为耻，远离他们，那这种人谈论的“圣人之道”只是羊头狗肉的勾当。为什么？因为他不能“不相”。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详解：本章是紧接着上一章的意思来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这是典型的“恶衣恶食”了，“人不堪其忧”，这里的“人”就是“人不知”的人，就是不能行“圣人之道”的人，他们对这种情况不能忍受，但“回”，颜回，孔子最出名的学生，也 是孔子心目中立志行“圣人之道”的一个典型，他“不改其乐”，孔子因此给“贤哉，回也！”的赞誉，而且是一句话前后两次。为什么？因此颜回能“不相”，是真立志行“圣人之道”。
必须强调的是，颜回这个“安贫乐道”的典型，并不是故意去“贫”，并不是故意要“恶衣恶食”，也不是如某个历史时期里有的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或者如某些宗教所教唆的故意去苦行，这些都是严重地“相”了，这些都是和君子谋“圣人之道”所必须坚持的“不相”原则背道而驰的。
（待续）

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14）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详解：上面两章都说到面对“贫富”的“不相”问题，不过都是从“安贫”而“乐道”这个角度说的。但并不是说贫穷就是好的，富就是不好的。“贫富”都是“相”，对于行“圣人之道”的君子来说，对于“贫富”只存在一个如何面对的问题，而不存在好和不好的问题。“贫”和“富”，都不影响行“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是大道，不是某类人的专利，无论穷人还是富人，一律平等，没有哪类人有优先权。
“贫”和“富”，在任何现实社会中都会存在的，而且关系到每一个人，特别在财富分配不公的社会，这问题就更加突出。但这里相应的理解，不能光局限在财富上，例如学识上也有“贫富”问题，权力、权利分配上同样有类似的问题。任何一个现实的人构成的现实中的社会，都不可能在所有方面绝对的平等，只要不平等，必然面临着“贫富”问题，无论是在财富、学识，还是权力、权利等方面，这个问题都是无可逃避的。
但这一章，自古以来都把其中的“难”当成平声，相应的断句其实就成了“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例如，朱熹等人就是这样把“难”当成“难易”的“难”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成了“贫穷而不怨恨是困难的，富贵而不骄横是容易的。”而如果这是人之常情，那这话就成了废话，但事实上，这样的解释连废话都算不上，只能是瞎话。自古以来的现实往往是穷人经常乐呵呵，富人却骄横无理，要把穷人赶尽杀绝。这章，自古以来的断句、解释都是错误的。
正确的断句应该是“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这里的关键在于“难”，不是平声，而“易”也不是“容易”的意思。不过还是先从“怨”说起，程度浅的“埋怨”、程度深的“怨恨”，被“怨”的就成了“仇人”了。这个“怨”，在古代就包含了“埋怨、怨恨、仇人”等意思。而因“怨”就会生“难”。何谓“难”？“难”，去声，是“敌对、造反、灾难”的意思。因“怨”而有“仇”而“敌对”甚至“造反”，这不是“灾难”是什么？
“骄”，本义是“健壮”的意思。富人，自以为“健壮”，因此“骄傲”进而“傲慢”甚至“骄横” 最后达到“强烈”的程度。这个“骄”，在古代就包含了“健壮、骄傲、傲慢、骄横、强烈”等意思。“易”，不是“容易”的意思，其本义是“赐给”的意思。富人，自以为自己的“富”是上天“赐给”的或者是自己的天赋、努力“交换”来的，因而产生“轻视、怠慢”，最终对立在社会上“蔓延”。“赐给、交换、轻视、怠慢、蔓延”，都包含在“易”里。
君子行“圣人之道”，就是要把“人不知”的世界变成“人不愠”的世界。而“人不愠”的前提是“人不相”，在具体的社会存在中，包括财富、学识、权力、权利等方面的广义“贫富”，是社会中最大的“相”。而这个贫富之“相”在任何“人不知”的社会中，都体现为“贫而怨难；富而骄易。”君子行“圣人之道”，把“人不知”的世界变成“人不愠”的世界，首要面对的就是如何把这个“贫富”之“相”“不相”之，要让“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这，就是面对“贫富”的“不相”之谋。
要让“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不是让一个权威、教主等发一个倡议或来一段布道就可以完成的，更不是用强制或诱惑的手段把人改造成具有“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的思想的新人来掩盖现实无法掩盖的“贫富”之“相”。而是在“贫富”存在的现实中，用各种现实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手段来实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的“不相”。
对于《论语》、对于儒家来说，“不相”是“人不知”到“人不愠”的中间环节也是必经之路。“不相”是“相而不相”，不以“相”相之。首先不能否认“相”的存在，正因为有“相”的存在，才需要“不相”。例如，对于“贫富”之相来说，其存在是客观的，否认这种存在只能是掩耳盗铃、睁眼说瞎话，这不是“不相”，而是严重地“相”了。真正的“不相”，就是直面这“贫富”之相的存在，用在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不以“贫富”之相相之，进而对“贫富”之相“不相”之。
何谓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上对“贫富”的“不相”？就是采取公平、一视同仁之谋，“贫”或“富”都不是偏袒的理由。而“贫”或“富”之间也要“不相”，也要相互平等视之。对“为富不仁”的就要坚决打击，因为“为富不仁”者以“富”为相，所以就要对之“不相”，将其“富”者之相给去了；对“贫而自贱”者要“富之贵之”，因为“贫而自贱”者以“贫”为相，所以就要对之“不相”，将其“贫”者之相给去了；对“挟贫而贼”的坚决打击，因为“挟贫而贼”者以“贫”为相，所以就要对之“不相”，将其“贫”者之相给去了。
必须再次说明的，这里的“贫富”，不单单指财富上的，例如权力上的“贫富”，就有所谓的“官民”之别，政治地位的“贫富”就有所谓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分。必须在广义的“贫富”上最终成就“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的“不相”，才能真正地“不相”。否则只能是“城头变换大王旗”，换汤

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17）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详解：这一章，七个字，没一个难字，但千古以来，都是错解。所有的解释，基本都按朱熹《论语集注》而来。朱熹认为：“放，依也。”按这解释，“放”就发上声了。而后来所有的解释基本都成了“如果一切行事以求利为目标，就容易招致他人的怨恨（或自己心中容易产生怨恨）”，最多就把“放”解释为“放纵”，基本意思还是一样的，就是把“利”当成恶的，或者是引发“怨”的事情。
而实际上，如果“放”真的就是“依”，那为什么不直接用“依”？“依于利而行，多怨。”，这样不更清楚？后世论诗有所谓诗眼，好诗的诗眼是不能改的，就像大家熟悉的“春风又绿江南岸”，这“绿”字就没法改，在汉语中，就再也找不到一个字可以替代的。而《论语》时代虽无诗眼一说，但《论语》，中文第一书，里面的用字有着中文第一书应有的准确性与不可更改性。试想，那沐猴而冠的吕不韦纠集些三教九流之人弄了本杂说《吕氏春秋》都敢吹嘘“一字千金”，改一字都不行，又何况这中文第一书的《论语》呢？
“放”，应该发去声，包含“放弃、放纵”的意思。可能所有人都要问，“放弃”和“放纵”，这两个意思不刚好反了？在这句里，“放弃”意味着不按“利”行事。既然不按“利”行事，又何来放纵？而“放纵”意味着惟利是图、放纵而行。既然是惟利是图，就谈不上“放弃”了。“放弃”的不能“放纵”，“放纵”的就不“放弃”，放弃利益和放纵利益，两个极端，怎么能同时出现在“放”的解释里？其实，正是这“放”字包含了这表面上相反的两个意思，才使得这“放”字成为诗眼而不可更改。《论语》，中文第一书，不仅仅道理上，连用字这么小的细节上，也可以傲视千古。这个“放”字，绝对算得上“一字而有神”。
“放于利而行，多怨。”就是无论放弃还是放纵“利”而行，都会产生“多怨”的结果。其实，现在的人对于这句话，肯定会更容易理解。计划经济年代，都是放弃“利”而行，结果是“多怨”；而市场经济年代，放纵“利”而行，结果还是“多怨”。这句话的合理与高明之处，从这两个时代的对比中， 就不难发现了。更高明的是，这两种相反的情况，用一个“放”字就包含了，这就像伯牙之“高山流水”，唯一可惜的是，千古以来，竟然罕有知音。本ID这里发前人所未发，也算当一回子期了。
对“利”的放纵与放弃都是不对的，这和上一章所说的“齐一变，至於鲁；鲁一变，至於道。”的精神是一致的。“齐”模式代表的是对“利”的放纵，而“鲁”模式代表的是对“利”的放弃，这都违背了“圣人之道”善恶并举、文武并重，“一阴一阳、文武之道”的基本原则。所以必须要“齐一变，至於鲁；鲁一变，至於道。”最终归于“圣人之道”。而“利”不单单指通常理解的“利益”，“利益”是一个后起义，“利”的本义是“锋利”，在“人不知”的社会，“利益”当然是最锋利的东西，其最终结果就是“贫富”之相。但更重要的是，“利”除了表现为静态的利益，也表现为一种动态趋势性，这里，更多体现出其本义“锋利”来了。
就算同在“人不知”的社会里，水平也有高低之分。“人不知”必然有“怨”，但“少怨”总比“多怨”好，用现代术语，就是社会矛盾缓和总比社会矛盾激化要好。“放于利而行，多怨。”说的就是“人不知”社会的一个总规律，即无论放弃还是放纵“利”而行，都会使得“怨”增加，都会最终使得社会矛盾激化。而“利”总是相对的，站在“贫富”之相上，对“富”者“利”的放纵，往往就意味着对“贫”者“利”的放弃，反之亦然。
要实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人不相”，就绝对不能违背“放于利而行，多怨。”这“人不知”社会的总规律，绝对不能放弃或放纵“利”而行，要充分把握其“利”，所谓用其刃而不被其刃所伤。只有这样，才可以有资格谈论对“贫富”诸相的“不相”，否则，连“利”之所向都无所把握，又如何能“不相”其最终结果的“贫富”诸相呢？行“圣人之道”的君子，首先要是“知人”，如果自己都还“不知”，又如何去让“人不知”之相“不相”？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不尽量用这世界上的知识武装自己，是没资格当儒者的。
（待续）

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18）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详解：这一章的解释，朱熹《论语集注》是这样的：“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也就是说：“一个人既好勇又怨贫不安于本分，就一定要作乱。指责不仁之人而使之无地自容，也一定会引发乱子。”通常的解释，都和这大同小异。
这种解释之下，就意味着定义一群人，一旦他们具有“好勇疾贫”或者“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的性质，就可以带上“动乱分子”的高帽了。且不说这种一竹竿打倒一群人的说法有多大的意义，连指责“不仁之人”使他们“无所容”也怕出乱子，这样是否意味着都要当老好人？见到这好勇斗狠、为富不仁的主是否都要躲着走？如果不仁之人是“暴君恶吏”，是否对“暴君恶吏”也让他们继续暴虐？有人对此引申解释为“小人作乱，往往演为世间大祸。防祸之端，必须对待不仁之人不疾之太甚，进而长期以道德威化，促其自新。”这就把儒者当成耶教的传教士了，而“防祸”的说法更可笑，所谓是“祸”躲不过，人，顶天立地，岂能委顿如此？这类的解释都是腐儒之见，由此而败坏儒家、《论语》、孔子。
实际上，这一章是上一章“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的延伸。何谓“好勇疾贫”？好于勇而疾于贫也。疾于贫，即“贫者”之相，其“贫”而好于勇，所谓好勇斗狠。“好勇疾贫”，“贫者”，好勇斗狠。何谓“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已”，通假“以”，“甚”，“斟”的初文，本义是用勺舀酒等喝，引申为“过分享乐”。“疾”，病、得病、特指传染病，因此引申出“急速”等意思。“之”，指代前面的“人而不仁”，就是不仁之人，特指为富不仁之人。“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为富不仁之人被“过分享乐”之病急速传染。“乱”，乱相也。“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说的是“人不知”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两种乱相：“贫者”，好勇斗狠；“富者”，为富不仁，被过分享乐之病急速传染，所谓纸醉金迷、醉生梦死。对这一章最好的、所有人都熟悉的典型例子就是：“十里洋场上海滩”。其实，这种例子简直太多了，是“人不知”社会的通病。
但正像前面反复提到的，“贫富” 不单单是指财富上的，只要有人参与其中的一切社会现象，都会有其“贫富”之相。例如某精英团体或个人有某种理想或特长，精英团体或个人外的被诱惑者、FANS们又具有特别狂热的情绪，这时候就是典型的“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了，66年开始的所谓十年动乱，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其实，除了那些极端的例子，这种乱相，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司空见惯，没有人会觉得陌生，只是太熟悉反而麻木了。举一个日常的例子，且不说报纸、杂志、电视上天天看到的偶像粉丝闹剧，就算在目前的名人博客江湖，名人以名卖名如传染病，而FANS、跟贴骂人的草根们又特别的狂热，如此，也就绘出了“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的典型图景。
为什么会这样？明白了上一章“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的“人不知”社会总规律，就知道，之所以出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的乱相，就是因为“放于利而行”。由于“富者”的强势地位，使得对“富”者“利”的放纵成为了“人不知”社会的常态，这就相应意味着对“贫”者“利”的违背，而“利”的诱惑又是客观存在的，在“人不知”的社会，单纯的道德说教是没意义的，在“利”面前，所有的道德说教都苍白无力。这种“利”的“贫富”之相的严重对立，使得“富者”因得其“利”而放纵无度，而“贫者”因不得其“利”而不平。就算是一个懦夫，当“利”的“贫富”之相严重对立形成的落差储备到了足够大势能后，懦夫也会成为“勇夫”的。这样，自然就有了“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这种图景在“人不知”的社会随处可见、无处不在，《论语》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总结出来了。
（待续）

这个必须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