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希腊天空下——谈萧峰  
 1994年，北大颁予金庸‘名誉教授’荣衔，北大中文系前系主任严家炎先生即席发言，指出：“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巨大成功”“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此论甚是，只是窃以为犹有未谛。金庸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影响，并非仅限于“近代文学”，他受古希腊罗马文化以及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绝不比受于大仲马、司各特的更弱。 

     我认为：金庸小说是西风东渐以来，华夏本土文明与西方外来文化相碰撞、而融合，产生的最美的收获。 

     金庸小说，带有明显的史诗性格，这一点，已经有学者透辟地指出过，问题是：因为中国的神话传统太过薄弱，汉民族几乎不存在史诗，金庸小说的这一特质，更多取鉴于古希腊神话、史诗、悲剧而非华夏本土文化——杨过为了使与小龙女相约的那一天不消亡而翻越群山追逐落日时的身影，倒是跟《山海经》中‘夸父逐日’的身影相重叠。 

     金庸接触古希腊史诗为时甚早，在《袁崇焕评传》中，金庸写道：“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记述赫克托和阿喀琉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感到非常难过，‘那不公平！那不公平！’” 

    《碧血剑》中有两位隐身的主角，其一即为袁崇焕。金庸对他的认知是：“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欧里辟得斯、索福克勒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对于‘古希腊的悲剧英雄’身上那种浩莽苍郁的气息，金庸的推崇绝非泛泛。如果说金庸从来不曾把这种气息赋给他笔下的英雄人物，那反而是极其可怪的。 

    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悲剧中尽多英雄，而在古希腊罗马的真实历史上，同样英雄辈出。在《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中，金庸与池田大作用了相当大的时间、篇幅漫谈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池田称为《布鲁达库英雄传》）。金庸读的是诺斯的英译本，自言当年‘苦苦研读’，当时金庸‘已过三十岁’，也就是说应该在1954以后，我们知道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发表于1955年，两件事几乎同步，金庸塑造的众多英雄形象，会不会受到这本书影响呢？不好断言，然而其间也确实存在有太多相似、巧合之处。 

    例如金庸说“书中所记载的英雄，大都是坚毅不拔、意志力特别强韧之人”，谈的是《布鲁达库英雄传》？还是他自己的小说？ 

    金庸谈到：“伯利克里斯是我最佩服的古希腊人……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际的一次演说中）主要说雅典是一个自由人的社会，宝爱自己的生活方式；雅典人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但雅典人决不会去干预别人的生活，也不希望别人来干预雅典人的生活”，而“令狐冲对任我行的心情更是奇特，虽憎他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却也不禁佩服他的文武才略，尤其他肆无忌惮、独行其是的性格，倒和自己颇为相投，只不过自己绝无一统江湖的野心而已”，任我行则是眼中唯有自己的绝对自由，绝不容许他人点滴的自由存在，肆行自己的意志，干预每个人的生活，不仅要在版图上更要在精神上‘一统江湖’、统一思想。他更像是那位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除了在天上为王而外，做什么事都有困难；除了宙斯而外，任何人都不自由”（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接着金庸又借伯利克里斯“时间是最好的忠告者”的题目自我发挥：“这真是真知灼见。对于过分急躁的‘欲速不达者’，与其固执己见，认为缓进派的主张一定错误，不如多想一想古希腊这位了大政治家的忠告”，这里，金庸含蓄地在为自己当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制小组召集人’时的作为进行辩护。当时香江民意希望‘直选特首’，而金庸提出的草案坚持‘间接选举’——今日香港状貌，金庸实为始作俑者之一。